李国文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止，通常被称作“三国”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贤奸愚、风云变幻的历史，如此家喻户晓，以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奸，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籍中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更有讲史的习惯。从宋代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的“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候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于是，明代就有了在话本基础上修改加工，凝练完善，雅正文字，拾遗补缺的《三国演义》；至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正式定型，后又经毛宗岗父子润饰，便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印刷数量之大，读者受众之多，普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在中国自有书籍以来，为当仁不让的出版物冠军。

凡中国人，在其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交往言谈、工作学习之中，都会因涉及这部伟大作品，而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存在。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为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在中国，不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多，在国外，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少。一部书，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于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的小人能从中找到知音，胸怀坦荡的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有人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这样提供了如此之多炉火纯青的权术，展现人性之恶。也有人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感情用事，而错失眼前的现实。在中国，还找不到一本书，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如此密切。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这部书对于三国时期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得享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与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部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绣像插图，本是章回小说的传统手法，其直观效果，其视觉冲击，往往对文本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本书从清末民初的多种版本中，撷取优美插图，以求图文并茂，使读者得以享受文字以外的美感，这分用心与努力，希望得到读者赏识。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当作美行，把反动视为进步，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也就必然成了群氓和蝼蚁。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弥布网络的粗制滥造，胡编乱写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的对象了。

《三国演义》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被认为是“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萑苻啸聚行径”而“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大有人在。它确也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说书艺人和历代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某种意义的实用价值。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精品。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具有人生宝典意义的一部不同凡响之作。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李国文

2017年3月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