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小说的成型，是话本和平话，而话本和平话来自说话人（评书艺人）的讲故事。先言而后文，可以概括这个小说的最大特色和民族传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编《宋之话本》中写道：“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南渡以后，此风未改。”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分为三类：“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博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鲁迅先生又写道：“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发生，而仍有底本以作凭据，是为‘话本’。”“后人目染，仿以为书，虽已非口谈，而犹存曩体。”鲁迅先生对仿说话体的作品评价很高：“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宋元之拟话本的创作非常盛行，所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为宋元之拟话本写了第十三编。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写道：“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如一，后之小说如《今古奇观》等片段的叙述，即仿宋之‘小说’。二，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作家之中，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罗贯中。”鲁迅先生认为，罗贯中的四种小说“最盛行，而且最有势力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国小说于是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明朝小说的两大主潮，一是讲神魔之争的，代表作是《西游记》，一是讲世情的，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二流作品还有《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等。《好逑传》早有德、法文译本，为歌德推崇备至，赞叹不已。鲁迅先生将清朝小说分为四派：拟古派以《聊斋志异》为代表作，讽刺派以《儒林外史》为代表作，人情派以《红楼梦》为代表作，侠义派以《七侠五义》为代表作。《聊斋志异》风行约一百年，到乾隆末年，纪晓岚（昀）反《聊斋志异》而作《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水平虽高，却因神道设教而价值大减。后来的文人只学他神道设教的一面，这派小说差不多变成了劝善书，也就自取灭亡了。吴敬梓之后的讽刺小说家，“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谴责小说的作者中，以《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最为著名，但也已经是《儒林外史》的等而下之之作。“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红楼梦》，续作极多，无不狗尾。后来，更有皮毛模仿《红楼梦》笔调，大写优伶和妓女。写优伶有《品花宝鉴》。对于妓女的写法则有三变：《青楼梦》溢美，《海上花列传》近真，《九尾龟》溢恶。鲁迅先生贬之为“狭邪小说”，此后这类小说更变成污蔑、讹诈的工具，令人深恶痛绝。侠义小说代表作《七侠五义》，鲁迅先生认为发源于《水浒》，“本是茶馆中的说书，后来能文的人，把它写出来，就通行于社会了”。又经大学者俞曲园润色，遂成名著。其先之《施公案》，同时之《彭公案》，此后之《小五义》《英雄十八义》《七剑十三侠》……则“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

进入民国，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通俗小说家的作品，仍然是清小说四派末流之继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写这些小说的人，文品极差，只会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些小说格调上鄙俗，艺术上低劣，毒害读者心灵，是对社会的精神污染，因而被历史所淘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不少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作家，如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柯蓝写出了《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写出了《李勇大摆地雷阵》，马烽和西戎写出了《吕梁英雄传》，孔厥和袁静写出了《新儿女英雄传》，王希坚写出了《地覆天翻记》……全国解放以后，又有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这些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又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极大，奠定了社会主义大众小说的基础。我们今天的大众小说和大众小说作家，应该在这个根深蒂固的基础上，创造更为深广的新局面。

广大人民群众爱读具有中国特色，适合自己艺术欣赏习惯的文学作品，发展大众文学正是顺应民心。至今，轻视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的偏见，仍然严重存在。这是不对的。为人们大众所喜闻乐见，是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也正是小说创作的中国特色。这个传统必须保持和发扬，这个特色应该继承和发展。作家是人民的公仆，小说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把小说写得雅俗共赏，是作家的本分。然而，我们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只愿供少数“高等华人”的赏玩，而为多数“凡夫俗子”所难以接受，走不出文人小圈子，却又得到言过其实的廉价吹捧，这种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国情的现象，是应该扭转和克服的。

当然，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也应该自爱、自重和自强。时刻想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时刻想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写小说，大众小说的创作将会得到发展和提高，大众小说的作家将会自成一格，得到公认。看不起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崇洋思想严重，凡是外国的东西，哪怕是假、恶、丑的货色，他们都是为之倾倒，因而也就迷信外国小说，认为外国小说比中国小说高级。其实，这些人的病根子是无知，对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无知，对外国小说和外国文学也无知。另一种情况，是只看到大众小说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甚不以为然。他们的态度未免高傲，他们的意见却不无道理。

大众小说作家常有自卑感，这也是不对的。你写出了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人民大众看得起你，为什么要自认低人一等呢？然而，也确实有些人，在创作上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甘当“二流子”。他们的作品的两大致命伤，一个是格调不高，一个是粗制滥造。“二流子”的人品和文品，不会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刻苦的艺术追求，又怎么能写出上乘的作品呢？

大众文学绝不是二等文学或低级文学，而是屹立于文学之林与“纯文学”平起平坐的一大文学品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作方向，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合二而一便是大众文学。我们今天的大众文学作家，应该承继《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之祖传而又有创新，决不能师法晚清直到解放前的无聊文人之作，或模仿港台的不伦不类的流行小说，甚至等而下之。我们要取法乎上，而不应取法乎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下岂不是只得其劣吗？

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如何自爱、自重和自强呢？首先，要有志气，有骨气，胸怀大志写作，挺直傲骨做人。因而，必须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功力，使大众文学与“纯文学”双峰并秀，各领风骚，不仅在拥有读者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艺术质量上至少不逊一筹。

大众文学中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很多，但是能够写得符合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历史的佳作却极少。这是因为作者严重缺乏历史知识和史学及古典文学造诣所致。认为写的是历史题材，年代久远，为读者所不熟悉，可以任意胡编乱造，是造成这一类题材作品失败的致命伤。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缺乏起码的革命责任感，歪曲和丑化了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形象。因此，不甘下贱的大众文学作家们，要坚决反对、克服和扭转这种败坏大众文学声誉的不正之风。

大众文学作家很能编故事。但是，脱离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的编故事，必然脱离生活。有悖情理，不能自圆其说。只要对这种主观随意性的故事的情节和细节进行反问和推敲，便会暴露破绽百出。而从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出发所衍生的故事，是经得住生活和情理的检验的。文学是人学，大众文学也必须以写人为能事。要想提高大众文学的创作水平和艺术地位，非如此不可。

当前，我们更主张大众文学作品要转向反映现实生活。大众文学的艺术手法和形式，很能表现公安、司法、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领域的人物和故事。当然，必须严肃认真，而不要哗众取宠。

形式服务于内容，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演变。大众文学不能旧瓶装老酒，也不能旧瓶装新酒，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都必须推陈出新。

我们主编“大众小说丛书”，正是为支持改革，提高、繁荣和发展大众文学创作，尽一点心力。大众文学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1987年3月

（注：此文作者署名是：马识途刘绍棠。此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系列只出了一本即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