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随之而来出现了过去在城市管理、农村管理中都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必须得到解决，解决得越快越好，否则会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直至影响社会稳定。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胡晓义透露，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亿人，其中进城务工的有1.2亿；虽然没有离开农村，但是已经不再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从事加工业等非农产业的有0.8亿。他们每年以80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其中大部分人维持着候鸟式的打工方式，一小部分开始在城市定居 1。每个行业都可以看到农民工身影。离开了农民工，大多数城市无法运转。这种现象谁也不能否认，更无法忽视。

正视并提高农民工地位，关键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集体规制，新的阶层正在崛起

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年纪轻、文化素质高。由农民工自我组织的同乡会、农民工工会，依靠自身力量和资方谈判，在法律范围内维护自身权益、调整劳资关系的“集体规制”，已经初见端倪。种种迹象显示，农民工的集体意识、维权意识、社会参与意识、组织化程度都在增强，已经崛起成一个“新工人阶层”。 2

更重要的是，我国未来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主要依靠农民工，而不是城市中的新增劳动力。这表明，这个阶层队伍会越来越大。

农民工成为农村中产阶级主体

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构成我国农村中产阶级主体。

2003年，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课题，选择安徽省当涂县为调查样本。调查表明，目前农村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组成，农民工群体是主体。在当涂县，农民工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3.3%，年收入在8000～25000元之间的比例却高达61.8% 3。

在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省信阳市，180多万农民工长年外出务工，2003年务工总收入达64亿元，相当于该市财政收入的6倍。一些务工致富者纷纷返乡创业，投资高达10多个亿，对加快家乡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

一部分开始融入城市社会

大规模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004年，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把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更重要的是，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地已经把农民工列入城市人口统计范畴。这表明，农民工已经是“城里人”了 5。

在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工小江虽然只有3年务工生涯，可是却已经彻底融入当地城市社会。他在这里买了房、结了婚，业余时间在公司网吧免费上网，在公司专门为农民工设立的乒乓球室、桥牌室、台球室、图书馆、足球场等学习和娱乐。当然，更可以和所有当地居民一样，到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逛街、购物、休闲娱乐。

他说：“除了户口还在老家湖南农村，其他方面，我已经和温州当地市民没什么区别了。” 6

另一部分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

中国的乡土社会，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从而成为一种习性。

农民工进城后，这种习性并没有改变。安徽农民工冯俊岩（化名），一家三口在天津已经10多年了。这些年来，他努力与天津人交朋友，可是至今一个也没有交到。虽然经常交往的铁哥们有二三十个，但不是安徽老乡就是其他省份的打工者 7。

这就是所谓社群隔离现象。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距离，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隔阂和疏远的社群隔离现象，在农民工中大量存在。农民工进城后，虽然和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可是相互之间依然壁垒分明，犹如水和油的关系。除了户口、身份、权益等方面有重大差异外，在工作、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也有重大不同。

这种隔离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另一方面，会经常有一种被歧视和被剥夺的感觉，出现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非常不利于社会和谐。

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通过农民工身份完全平等化的新市民制度，促进农民工和市民之间平等互动、群体融合、和睦共处 8。

国民待遇，亟待形成良好氛围

切实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唯一的要求是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出台的3个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重要性。

农民工队伍强大，不可等闲视之

在我国，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主体。队伍强大，已经到了彻底关注他们生存环境、改善生存环境的紧要关头了。

2004年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03年全国千户企业管理调查研究报告》表明，随着工业化推进和城镇化的提速，我国已有982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工正在成为产业工人主体。

据统计，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总数的57.6%，其中加工制造业中占68%，建筑业中占到近80%；在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员人数52%以上 9。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初对全国26个城市2659家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农民工比重最高的地域分布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4%）、闽东南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59%）、环渤海地区（49%）、中西部地区（43%） 10。

给农民工国民待遇有很多事情要做

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有很多事情要做，必须切切实实从头做起。

例如：①农民工正规就业门槛高、信息不畅。相对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正规中介收费高，农民工承担不起。②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迫切希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孩子不能和我们一样，要好好读书”，可实际上做不到。③农民工职业培训迫在眉睫。就业技能低、主要依靠出卖体力，增加收入就是一句空话。虽然国家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启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可是250万人的受益面相对于1.2亿农民工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④农民工看病难，常常是小病不能看、大病看不起。⑤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当年“非典”爆发时农民工纷纷返乡，原因主要是居住环境太差，房间达不到通风等基本要求 11。

严格执行《若干意见》是基本准绳

2005年8月，河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保护农民工权益，专门出台了《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并且为农民工量身定做了《农民工劳动合同书》，对农民工的工资报酬、保险福利、劳动条件、违约责任等提出强制性标准。合同书最大的亮点是，用人单位每周至少必须保证农民工休息一天；在国家法定节日期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农民工休假。合同书首次将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写入了合同 12。

2006年3月28日，我国第一部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13正式出台，这标志着政府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若干意见》分为10个部分、40条，约9000字，内容涉及到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利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认为，农民工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严格执行《若干意见》，是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 14。

必须明确的是，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部门的“关爱”之举，而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切实维权，才可能消除民工荒

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而要付诸行动。否则，当农民工用脚投票群起而仿效，造成民工荒的就可能不仅仅是现在这些地区、这些企业，而可能动摇国家经济根基。

农民工维权关键在于政府尽责

目前，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代价太大了，单靠农民工个人或组织已经无能为力，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尽到责任。

据2005年5月23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成本。”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维权程序，农民工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耗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需要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5720元之间 15。

这种局面不改变，农民工地位就无法真正得到提高。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严格执法，防患于未然。

维权的重点是帮助农民工讨还工钱

农民工辛辛苦苦外出务工，根本上是为了做几个工钱养家糊口。所以，农民工维权重点应当放在帮助农民工讨还工钱上。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大，但必须做，而且要注意方式、运用法律手段。

例如，太原市的一位农民工，经人介绍，在石家庄市找到一份家庭装修的活，与房主商定工钱2800元。他家中有2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以干活时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因为他实在不希望结工钱时有任何节外生枝。可即使这样，当他工程完工后，房主还是告诉他：“现在手头紧，只能先给2000元，剩下的过段时间再说。”他虽然很不情愿，可是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一个月后，当他再次向房主讨要工钱时，对方对他干的活横挑鼻子竖挑眼。不但不给钱，反而还要他质量赔偿，他感到自己窝囊透了。

后来，他听说这种情况可以争取法律援助，于是来到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致电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提供跨省法律援助。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他的材料后，随即指派律师办理此案。办案律师几次找到房主，但房主坚持不付工钱。随后，律师与城建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技术人员对装修的房屋进行勘验。技术人员勘验后，认定装修质量不存在问题，当律师再次找到房主时，房主不得不付清余下的800元工钱。

这位农民工的幸运，来自一项全国31个城市专门为维护农民工权益而签署的联手协议——《城际间法律援助协作协议》 16。

农民工维权不仅仅限于讨还工钱

农民工维权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是带有“农民”印记的维权，都属于为农民工维权的范围，包括劳工权利、人身财产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等。

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全国有个著名的“安徽模式”。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安徽省，早在2003年就由安徽省律师协会组建了“律师志愿团”，专门为该省农民工维权。志愿团成立之初有264名律师，最多时律师参与人数达1700人，而该省律师总数还不到4000人。在北京，该市每年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中，60%是农民工案件，而这其中又有80%是社会律师承担的。2005年9月，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正式成立，从而形成了为农民工法律服务的品牌 17。

政治权利，也应得到切实保障

在许多人的概念中，农民工是一种“经济动物”，对政治漠不关心。其实，这是对农民工的极大误解。

给流动党团员以“家”的关怀

农民工中不乏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他们都是农民工中的能人，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他们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际上处于“家里管不好、外面管不了”的两不管局面。

给流动党团员以“家”的关怀，既是党团组织的职责，也是这些党团员的渴望。

1999年，安徽省怀宁县禅师村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吴昌龙，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区食堂餐厅对外公开竞标，在个人单独竞标无望的背景下，他与同村几名在北京务工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怀宁县禅师党总支北京党支部。党支部组织大家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成立了北京峥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然后参加竞标，结果一举中标。此后，吴昌龙所在的农民工党支部，被中国人民大学纳入该校后勤集团党委管理，8位农民工党员与该集团党员一起参加组织生活 18。

积极发展优秀农民工加入党团组织

已经具备党团员身份的农民工需要过政治生活，尚未加入党团组织的农民工，加入组织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中共山东省临朐县县委出台了“农民工输出到哪里、党组织就建立到哪里”的规定，凡是县里有劳务输出基地和办事机构的，单独成立党支部；有劳务输出基地但无办事机构而农民工党员较多的，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办事机构、但用工单位有党组织的，委托用工单位党组织教育培养；对零散外出的农民工，由流出地党组织参照流动党员管理方式进行教育培养。上述种种措施，既为农民工入党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使党员农民工实现了“离乡、离土、不离党。”5年间，该县共发展农民工党员434名，3569名农民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

在更高层次上参加政治活动

选举人大代表，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然而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究竟应该在哪里选举或竞选人大代表，却存在着许多争议。根据现行选举法规定，县以下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然而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并不适合当前实际。

许多城市拒绝农民工在当地参加选举和竞选，要他们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回乡参加选举和竞选，这既不现实，经济上也承担不起。

无论如何，农民工的这项政治权利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在广东省深圳市，350名人大代表中有10个名额分给了农民工。浙江省特别给义乌市增加了12个农民工代表名额 20。可是就全国而言，至今还没有一名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有人说，“我不怀疑现在有许多代表都能‘代表’农民工说话，为农民工争取权益，可是农民工的真实感受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外人很难全部理解，也很难代表。因此，农民工应该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 21

1　武卫政、杨健：《国务院出台〈若干意见〉，农民工感受春天的温暖》，2006年3月29日央视国际。

2　张意轩、李玲：《农民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2004年8月9日新闻周刊。

3　储叶来：《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中等收入者主体》，2004年12月6日新华网。

4　谢登科：《假如城市一天没有民工》，2004年3月7日新华网。

5　张毅：《农民工是城镇化主流群体，各地列入城市人口范畴》，200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6　张乐、朱立毅：《外来务工者日益融入中国城市社会》，2004年6月30日新华网。

7　曾志坚：《城里何时能容得下进城农民工》，2004年7月24日新华网。

8　《农民工与市民社群隔离，呼唤新市民制度》，2004年6月2日半月谈。

9　《农民工正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2004年2月22日中国新闻网。

10　叶紫：《民工占中国企业员工总数已近六成》，2004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　唐峰：《让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2004年3月6日央视国际。

12　肖树臣、李红：《河南专门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全国范围尚属首次》，2005年8月5日工人日报。

13　全文见本书附录。

14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2006年3月27日新华社。

15　张燕、石毅：《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出炉，讨薪成本3倍于收益》，2005年6月21日京华时报。

16　石国胜、罗俊华：《务工者，异地维权该找谁》，200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17　于呐洋、刘爱君：《为农民工维权不能限于追讨工资》，2006年2月15日工人日报。

18　杨玉华、葛如江：《农民工党支部：给流动党员以“家”的关怀》，2006年4月26日半月谈。

19　尹洪东：《山东临朐：9万农民工“离乡不离党”》，2004年7月1日新华网。

20　王攀、孟娜：《1.4亿外出打工农民工，他们的选举权在哪里》，2005年3月10日新华网。

21　朱绍华：《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有农民工的席位》，2006年3月6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