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后，严立功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的房子里收拾行装——简单得很，仅仅是一些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妹妹严立言帮着他装进一只小皮箱。

“别的东西……就真的什么也不带啦？”妹妹无可奈何地又问了一句。

“这是跟联邦调查局达成的默契，”严立功说，“一本书也不带，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借口！免得出境检查的时候节外生枝，再把我扣下。”

这里是美籍教授严立德的家。这位大哥四十岁了，无可奈何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走到一个镜框前，凝视片刻。镜框里是张环教授的照片。

严立德近似自言自语，“爱国，谁不爱国？可是张环教授回国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大哥！”严立言叫一声，“你就别说啦。再过两小时二哥就上飞机了，现在谁也留不住他，何苦搅得他心神不安呢！”

严立功笑，“谁心神不安啦？大哥放心，此一时彼一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八年了，国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张教授回国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变化大，不错。志愿军还在朝鲜半岛跟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硬仗嘛，这叫我佩服！”严立德认真地说，“老二，你也三十五岁了，什么道理都懂得，不用我多嘴。可我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有没有这么大的器量，能信任你这样的美国博士，让你从事火箭研究？”

正说着，音乐门铃响了。严立言去开门。

潘玉玲急匆匆地闯进来，先抱歉，“真对不起，也没打电话预约……”又赶紧问，“立功还没走吧？”

严立言说：“吴太太你来得真巧！二哥马上就要去机场啦。”

潘玉玲急得语无伦次了：“不好意思，给我十分钟行吗？太打扰啦！”

严立功不再称她为师母，“吴太太请坐……有什么事，请讲。”

潘玉玲对严立德、严立言点头道歉，“等会儿我请二位吃饭，赔礼。现在，可是熟人不讲礼啦……”

她已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严立功看。又在一旁解说，“这件事，张环生前是知道的。张爷爷也知道。只不过我们从来没往外说过，也没告诉过继业。1939年夏天，我住进重庆医院的妇产科，刚生了个女儿，还没出院，就遇上了日本飞机大轰炸，妇产科的病房被炸塌了，我也受了伤……”

讲起这段往事，潘玉玲忘了对方还要去机场。严立功也听得入神。

她记得很清楚，日寇零式飞机猖狂地轮番投弹，医院中弹起火，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往外抢救病员，有的还抱出来几个襁褓中的初生婴儿。潘玉玲腿部受伤，被护士架着逃出病房，这位护士的另一只手还抱着个婴儿，到了离大火稍远一些的地方，护士把婴儿塞到潘玉玲怀里，就又跑回去救别的病人了。敌机还在轰炸。潘玉玲抱着婴儿，踉踉跄跄地逃开去……

潘玉玲仔细地讲清了这些经过，才说，“万万没想到，我抱回家的是个男孩儿！就是现在的继业。当时，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有何老板的太太叶淑珍，她也生了个女孩儿。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姓陈，只有她才生了个男孩儿。我敢断定，继业的生母就是这位姓陈的女记者。我有证据。”

她从信封里倒出来一个松紧带系着的小竹牌，让严立功看——竹牌上刻着红漆染过的号码：4—3。

潘玉玲解释，“这是戴在初生婴儿手腕上的号码牌儿。4是病房号，就是我们住的妇产科第4病房，3是病床号，那位陈记者住的就是3号病床。我的伤好了一点之后，就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去打听，才知道那位姓陈的女记者在轰炸中牺牲了！而她的丈夫又在前线，是八路军，在跟日本鬼子打仗。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社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我不能把这个正在吃奶的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去。只好记下了这孩子生身父母的姓名，等他父亲来到重庆再说。”

严立功指着那封信说，“是的，他生身父母的姓名，信上都写了。”

“后来的情形，不说，你也知道。”

“是，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撤离重庆了。”

他俩只顾交谈，严立言急了，催道，“二哥，该上车啦！吴太太，你跟我们一道送他去机场吧，有事儿，在路上还可以谈嘛。”

潘玉玲赶紧起身，“对对，瞧我多糊涂！当然要送立功上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