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追溯到我爷爷那辈，就说不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祖上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桐城人，这是我不愿意证实的。没有来历的外来户，就像漂来的浮萍，生不了根，不仅没有地位，还会被人欺生。我很佩服我的奶奶，她一个妇道人家，硬是把家撑了起来，像山里的杜鹃，花开满天红。我很感谢朱老木匠，他在我心中是个神秘的人物，他帮助我们一家留了下来，我才会生在桐城，成了不折不扣的桐城人，这对我是多么重要！从此我的生命里流淌着桐城文化的血液，能做一个桐城人，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自豪。

朱家老屋

蛇山村只有我家一户姓韩，还有两户姓杨，其余二十多户都姓朱——他们相信自己是朱元璋的后代，在此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自称“朱家老屋”。

听父亲说，他14岁那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我爷爷带着一家人从江南逃到这里，选择蛇山最南边的山坳处——离朱家老屋有点远的地方，搭草为棚，落户生根。最先发现我家的是一位常到外村做活的老木匠，姓朱。

有一天，不知怎么着，我爷爷和老木匠一起很晚回到村子，老木匠还到我爷爷家坐了会儿，后来，他们经常结伴回来，我爷爷也到老木匠家回访过，两家渐渐有了走动，老木匠家还时常接济我们家。老木匠的儿子朱小木匠，比我父亲大一岁，他们也开始熟悉起来。

有一天，老木匠一个人回村了，我爷爷没有回来。此后，老木匠一直一个人回村子，我爷爷还是没有回来。

老木匠对我奶奶说，我爷爷可能回不来了，让我父亲跟他一起去做小工吧——老木匠给人打家具，我父亲给他打下手，帮忙拿个什么递个什么的，得一些工钱帮着我奶奶一起养家。

父亲很聪明，跟着老木匠做事，又和小木匠在一起，很开心，学得也快，老木匠很是喜欢，想收他为徒，父亲因为置办不起一套昂贵的木匠工具，就改学瓦匠，只要有一把泥刀、一把砖刀、一片泥板、一盘卷尺即可。何况在农村盖房子，瓦匠和木匠都是一起请的，父亲仍然在老木匠的照顾下，和小木匠一起干活。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手艺人最吃香，最有出息。朱老木匠因为手艺好，为人好，在朱家老屋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得到朱老木匠认可，和朱家有了往来，我们韩家在村子里也有了合法地位，很快就被村民们接受了，成为朱家老屋的一员。

革命家庭

我爷爷一直没有回来，我奶奶就一直等着。我奶奶不相信我爷爷还会回来，但也没有绝望——总该有些消息吧，不能就这么没了。

奶奶本姓胡，嫁给爷爷后，就叫“韩胡氏”，村人都称韩嬷嬷。我奶奶和我爷爷育有五个孩子，第一个男孩、第二个女孩，因病都夭折了。我父亲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弟弟。我爷爷没有消息后，全靠我奶奶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着三个大小子，生活非常困难。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爷爷一直没有回来。又过了四五年光景，我父亲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了，也是小有名气的瓦匠师傅，可以帮我奶奶一起养家糊口了。我奶奶也习惯了，就快把我爷爷这事忘记了，就在这时，县里突然来了人。

来人自称是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的，来核实我爷爷的家庭信息，原来我爷爷瞒着家人参加了革命，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于部队从江北一路不停地打到江南，关于我爷爷的情况，直到最近部队普查时，信息才汇总到县里。

我奶奶一直不知道我爷爷参加革命队伍的事，现在突然成了烈士家属，不知所措。朱老木匠特意来看望，整个朱家老屋都为之轰动。政府对烈士家庭有特殊政策，我父亲被特招到县人武部工作，做了一名保卫干部，家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烈士家庭的光环带来全家生活的改变，但我爷爷的牺牲从此成了谜。六十年代中后期，风云又变，我奶奶突然被任命为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大队书记），在县人武部做保卫干事的父亲提拔为保卫科长。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村里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母亲担任妇女队长，二叔参军成为解放军战士，小叔担任民兵队长。就连读小学的我，也承包了班长职务和“五好学生”（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荣誉。在政治待遇与家庭出身密切相关的年代，我奶奶家从烈士家庭、军属家庭到干部家庭，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了。

童年地图

生在革命家庭的我，从小有一种优越感，那是从周围人的眼光里，慢慢习惯起来的优越感，也可以说是贯穿我童年生活的幸福感和自信感，这成为我一辈子的人生财富。

我出生在朱家老屋，喝过朱老木匠家媳妇的奶水，读过村子里朱老师家的“学前班”，上过龙眠乡的小学和中学。记忆中的童年，我的足迹正好呈椭圆形：蛇山（朱家老屋）—投子山（投子寺）—龙眠山（境主庙水库）—龙眠河（望夫台）—龙眠桥（紫来桥）—老街（东门街）—蛇山。在这个圈子里，有我生命之初的惊险，有我人生之初的艰难。如今这个圈子依旧在那里，除了朱家老屋因为县城建设而扩迁，其余都没有明显改变，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桥还是那座桥，街还是那条街，模样都没有改变，它们静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经风雨见世面，又仿佛在向我召唤，随时欢迎我回到老家，回到它们身边，一起走进那历久弥新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