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必提曾左李。但曾左李三人，在办洋务上，风格稍有不同。曾左二人，固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是，他们中国化的心情要更急迫一点。最初，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人认真讲究一点技艺，西方的玩意，我们也能弄。在刚刚接触轮船，在仅仅了解一些皮毛知识的情况下，曾国藩就让他的手下组织能工巧匠，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艘小轮船。左宗棠也是如此，造了一艘小火轮，在西湖上试航。当然，他们的尝试并没有成功，造出来的小火轮，虽然能走，但速度很慢，而且没几天就坏掉了。
这个教训，让他们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没有西方的“制器之器”即加工机械，造不出来西方的坚船利炮。第二，在手艺方面还得跟西方人老老实实学。于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被曾国藩派到美国去买机器了。而左宗棠，则发起成立了福州船政局，里面的核心企业是马尾船厂——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是太平天国战争后，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筹办的。闽浙总督，说是管辖浙江和福建两省，但由于驻节福州，而浙江另有巡抚，所以，能管的只是福建一省，只是官阶比巡抚高一格而已。左宗棠办船政局，就是为了自己造船。目的有三，一是重建水师，也就是中国的海军，巩固海防；二是造轮船，收回被西方轮船业夺取的利权；三是借助学习造船，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后为别的洋务事业服务。所以，从一开始，福州船政局的规划，就有一所新式的技术学校，求是堂艺局，聘请洋人来教外语和格致以及机械制造，用来培养自己的造船和驾驶人才。
光绪六年（1880年）福州府城图
所以，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三得到朝廷批准之后，马上派自己的钱袋、此时已经挂名按察使衔的红顶商人胡光墉（即著名的胡雪岩）来主持建厂工作，选择厂址，选购机器，托人赴欧洲挑选科技人员。厂址定在福州罗星塔马尾山后，所以后来人称马尾船厂。同时由于在浙江与左宗棠合作办中法常捷军的关系，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与左宗棠有很深的交情，所以，这两个法国人，被聘为正副监督，等于是建厂的包工头。大概的框架出来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随后西北发生了“回乱”，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而胡雪岩又是左宗棠不可或缺的筹饷财神，也随之西去。办船政局的事，左宗棠推荐了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
船政洋监督日意格像。日意格，海国海军军官，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中国，1861年任宁波海关税务司，1866年助左宗棠创办船政，任船政正监督。
沈葆桢也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干才。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在仕途中，曾受惠于曾国藩，但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为了朝廷的大业，即使是恩主曾国藩，他也敢抗命。左宗棠一直都不服气曾国藩，所以，很喜欢沈葆桢这个倔劲儿。推荐沈葆桢来完成他未竟的造船大业，的确相当合适。在那个时候，如果这个使命不是沈葆桢担当，也许事在一开头就会砸锅。
当年的中国，即使这些主张办洋务的人，对于西方与西方科技基本上都是白痴。一张嘴，就要办一个能够造大船的现代化工厂，两眼一抹黑，只能托给可靠的外国人来办。幸好，经过太平天国战争，李鸿章和左宗棠都结识了一些合作多日的外国人。在跟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合作中，左宗棠感觉这二人挺诚实可靠的，所以，办厂的事务，实际上就委托给了他们两个。当然，沈葆桢是个明白人，他虽然跟这俩人没有什么交情，但一来左宗棠的面子必须给，二来，就当时而言，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俩人跟洋枪队的华尔一样，都是以个人身份，投入清方的剿灭太平军的事业中来的，并不代表他们的国家。但虽说都是从海上漂过来的，做过海军，当过船主，但对于制造业，其实并不真明白。况且，两个法国人干这个事，重心肯定向他们的母国倾斜，但当年的法国，既不是海军大国，也非造船业的巨子。由他们两人主持的造船大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就当时而言，就左宗棠来说，除了这两个人，他不可能选择别人，比如通过英国人赫德从英国找人。当年的洋务事业，说白了就是这些强势督抚个人的事业，每个，都会打上他们个人的印记。
在1866年，洋务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兴办这样的厂子和学校，所招致的反对，遭遇的困难，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来自各方面的刁难，经费的短缺，以及当地绅民的反对、抵抗，使得船政局的开办，步履维艰。幸好沈葆桢是个练家子，能干而且有百折不回的毅力，他和跟他有同好的提调周开锡，干脆就住在工地，监督工程的进程，使得船厂自1866年12月开工以来，进展顺利。经过将近8年的努力，一个包括船坞、船台、各种厂房和学校、办公处的大型综合性企业，终于建成。由于这样的企业是平地起高楼，没有一点社会基础，造船所需要的东西，什么都得自己制造。所以，预算不断需要扩张，厂子越建越多。连建厂用的砖和石灰，都得设立专门的厂子来生产。到建成的时候，福州船政局的马尾船厂，已经成了具有十多个分厂的联合企业。在洋务企业中，福州船政局属于相当节省的，整个建成，才花了47万两白银，比起后来动辄上百万千万的洋务企业，简直就是节约标兵。
马尾船厂，首先建的，就是船台船坞，主体船厂有了模样之后，边施工边生产，在那个所谓同光中兴的年月，很有点冲劲儿。在1868年，即开始建造第一艘轮船，次年即下水，由于是商用轮船，被命名为“万年清”，万年清排水量达1370吨，58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十节。中国自己的船厂，一上手就能造出这样的轮船，应该说是不小的成绩。
马尾船厂即将下水的“万年清”号
船厂最初的建造和开工生产，基本上属于外包型的。由日意格和德克碑两人全权负责。机器是从法国购买的，技术人员，也多来自法国。后来，沈葆桢等人眼界渐开，才逐渐从英国和其他国家选择人才，船政学堂的学生派出留学，也去了英国。
无疑，日意格他们的工作是很卖力的。他们没有像李泰国那样，肆意挥霍清政府的钱财。购买机器，招募技术人员和建厂、造船，都非常负责任。但是，他们造出来的船，在西方的标准来看，还是落后的。他们不可能从西方买到最先进的设备，也不可能招募到一流的技术人员。这一点，中国办不到，日本也办不到。显然不是日意格他们不想办到，而是条件所限，他们根本办不到。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卖给中国比较好的军舰，但绝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技术和人才输出给中国。应该说，日意格们以及后来的中国工程师，造出来的船的确有缺陷，但这些缺陷，却不是他们有意为之。那个年代，马尾船厂的整体技术和工艺水平，就是那么高。
船政大臣沈葆桢手书的“万流砥柱”
1875年以后，马尾船厂开始进入自行造船阶段。经过前一段的学习，无论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工厂的工匠，基本上掌握设计计算制图和基本工艺流程，开始了自己对西方造船技术的模仿。此前，他们做这些事情，还是在西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现在，已经开始自主设计并施工了。这是一个飞跃。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不是完全没有机械制造的能力，但是工匠式的手工制作，没有基本的物理化学知识，不知机械原理，不懂机械制图，不懂操作加工机器，只靠心灵手巧，虽然也能把东西做出来，但一个东西一个样。经过学习和师傅带徒弟的训练，从此以后，现代的机械制造，就进入了中国。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虽然还不能像西方一样，属于绅士阶层，但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工匠，再后来，他们都变成了中国工业界的宝贝。
进入仿制阶段的马尾船厂，在某些局部环节，中国的工程师也有自己的创造。整个工厂，在技术和加工工艺上，也在逐步进步中。来到船厂参观的外国人看到，船厂在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掌握之中，他们英语流利，操作娴熟。到1887年，已经造出了平远号铁甲舰。虽说这艘排水量达到2100吨的巡洋舰，虽然比不上德国造的同类军舰，但已经是北洋舰队骨干舰只之一。
建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局，颇具规模。
比起造船，福州船政局的教育事业，成绩更大。福州船政学堂在当时称求是堂艺局，实际上是附属于船厂的一所技术学校。那个时代的优秀中国人办事业，大多离不开办教育，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福州船政学堂比船厂开办还要早，校舍没盖好，借了房子，就开办了。1867年1月，福州船政学堂在福州城内借地开学。这年冬天，马尾的校舍盖好，船厂八字还没有一撇，学校已经上轨道了。
福州船政学堂附属的电报学堂，洋教习在给中国学生讲课。
船政学堂按教室的前后，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以法文授课，学制造，又称制造学堂。后学堂以英文授课，教驾驶，又称驾驶学堂。1867年10月，学堂又增设绘事院和设画馆，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附属于前学堂。1868年，再增设一所艺圃，专门用来训练技术工人。到了1877年，学堂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派遣学生留洋，后来成为北洋海军骨干的军官，大多是这些留洋学生。
船厂造出来的40余艘船，大多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沉入海底，或者被日军俘获。但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一部分人也在战争中损失掉了，但是，剩下来的，还是成为中国海军骨干。一直到民国，海军依旧是福建人的天下，多半要归功于福州船政学堂。这个学堂，还培养出来一个奇才严复，他编译的《天演论》，最大限度地改变了几代士人，建构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化论的价值观。应该说，在晚清，这是一所最成功的新学堂，虽说，它的程度还仅仅是西方技术学校的档次。
福州船政局，由于创办人和经办者的努力，在那个时代，是最少官气与衙门气的一个官办企业，比起其他的企业，损失浪费也少得多。碍于关系，船政局也不得不接收一些关系户塞来的人，但是，人浮于事的现象，比其他企业少多了。虽然如此，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教育基础更薄弱，在造船业上仅仅靠嫁接产生的造船企业，跟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造船不如买船，在价格和质量两方面都是如此，这已经成为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清政府有心将船政局转为商办，商家也不愿意投资。所以，船政局只能维持官办，始终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直靠福州的海关关税和部分地方茶税来维持。长此以往，这样的企业当然没法维持下去。所以，眼睁睁地，企业在中法战争之后，就一天天衰落下去，直到1907年彻底停办，走完了它半个世纪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