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航运企业，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因为，这是一家中国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而且经办的商人买办，精明能干肯负责。最关键的是，这家企业，在李鸿章的旗下，而李鸿章这个靠山，面子足够大，而且明白事理，肯罩着下面。

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之际，西方已经开始进入轮船时代。所以，战后不久，西方的轮船航运业就进入中国。当年的清朝在被打败之后，等于没有了国门，一任西洋的轮船到处航行，揽生意。长江上，挂着各式各样国旗的轮船招摇而过。既有暗轮的螺旋桨轮船，也有长着两个大明轮的轮船，而后者，给人的印象更深。一直到1890年代，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上画的轮船，还都是明轮的。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西洋轮船不仅没有因战争而退出，反而更加活跃。恰好中国商家乃至百姓，对于这种冒着烟，跑得飞快的“火轮船”，又十分感兴趣。在战争期间，从上海到汉口的船票，最高卖到七百两一张，平常也维持在七十五两，但一票难求。战后虽然有所降低，但依旧贵得离谱。船底大统舱，是中国人的最爱，来华的外国人，看着大统舱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中国旅客，连躺都躺不下去，却表情愉快，感到很不可思议。所以，西洋的轮船，很快打败了中国的沙船，在沿海和内河中称雄，大把大把地捞银子。

《点石斋画报》上的《轮船又火》

最先食指大动的，是商人。沙船船主们，面对自己惨淡的事业，想要改营轮船，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倒是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买办商人，动作比较快，还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出现买办与洋商合办的轮船行业商行。著名的买办唐廷枢，一次在由上海回香港的旅途中，遭遇风暴，半途停航。洋人船主欺负中国人，每人每日只供应一磅淡水，但船上运的羊，却可以足量饮水。这种人不如羊的遭遇，刺激了他。回到香港，筹集商股，先租了两条轮船，开展沪港间的营运。

这样利好的事业，也牵动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刚刚着手的洋务事业，像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对他们来说，能有一个挣钱的事业，而且又跟洋务有关，实在是太吸引人了。然而，此事提上议程之时，曾国藩已经快不行了。所以，这事儿就只能由李鸿章来办了。李鸿章幕僚中的盛宣怀，对此事特别热衷。出身官宦人家的常州人盛宣怀，在常州这个绅商合一的江南文化氛围中，于学，讲究的是经世致用，为人，则有商人的精明。所以，在被李鸿章收入帐下之后，在洋务事业中，宏图大展。此后重大的洋务事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对于中国的轮船航运业、铁路、电报以及钢铁业，都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甚至，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轮船招商局，可以说是他洋务事业的起点。

李鸿章在打主意要办轮船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这个行业大好的盈利状况。觉得只要一上手，就可以财源滚滚，缓解他的练兵、办军工工业的压力。所以，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1月兴办的时候，虽说经办人是商人出身的官僚，但性质却是官办。以官股为主，一共十万两的商股，还有李鸿章个人的五万。官办的商务事业，无论怎么折腾，都离不开衙门习气。跟市场经营格格不入。所以，官办的招商局，买了一艘轮船，投入了营运，但却没有像预想那样挣钱。更没有像事先料想的那样，只要轮船投入营运，商人们就会趋之若鹜，商股滚滚而来。就算经办之人很卖力，但轮船行业需要码头，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仅仅有一只船肯定是不行的。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外国商人，本能地排斥招商局，不会给予中国船哪怕丁点儿的便利。在外国同行的排挤之下，招商局唯有扩大经营，才能站得住脚，但是，却很难招到商股。精明的商人，没有谁敢轻易把钱投给一个衙门，况且，衙门的主事之人，又不是他们信得过的。

盛宣怀，清末官员，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气宇轩昂的广东商人

经过几个月的惨淡经营之后，李鸿章这才想起，在议论这个事的时候，盛宣怀的意见，是立足商办。所以，他授命盛宣怀重新拟定招商局的章程，把官办，变成了商办。当然，虽然盛宣怀很想做这个招商局的总办，但是，考虑到招商的需要，李鸿章还是找了在广东商人中素有威望的买办商人唐廷枢来做总办。在1870年代初，江南的商人还没成气候，此时中国商界的天下，还是粤籍商人，尤其是澳门附近出身的买办商人的。

虽然说，唐廷枢意中的商办，跟盛宣怀设想中的商办并不一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办一个轮船航运企业，仅仅出于厘金减免的考虑，官督的这顶红帽子，是非戴不可。否则，单就沿江各地的厘卡，把轮船当了，也应付不了。所以，唐廷枢也就接受了李鸿章的札委，就任招商局的总办。从名头上看，这家企业，也是一个官衙门。唐廷枢，是以官的身份，而非商人的资格来承办这个企业的。

当然，唐廷枢一旦接手，这个企业，实际上就是一家民营企业。虽然会办之中，也有官员身份的人，比如盛宣怀，但总的来说，这家企业一直是唐廷枢、徐润等广东买办商人在当家。而且官方的投入，也视为贷款，逐步还清了。

在唐廷枢手里，招商局不仅招商蒸蒸日上，而且业务也日见其好，盈利多多。特别是1877年，在官方的支持下，购买了破产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资产和轮船之后，招商局从20万左右的资本，一下子膨胀到了资本额190万两。而且每年都有盈利，到1879年，纯利已经达到67万。

当然，招商局的事业蓬勃，跟官方支持不无关系。自打招商局兴办之后，中国的轮船航运企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竞争对象，仅限于外商。而且，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也具有垄断性质，外商无从染指。至于厘金的减免，更是应有之义。其实，一国境内，遍地厘卡的现象，原本就不正常。而支持本国的民营资本，发展事业，与国外竞争，也是政府的应有之义，所以，这样官方扶植，其价值其实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跟这一时期的所有官督商办企业一样，这样的企业，商人要为这顶红帽子付出特别大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为官府上缴红利中的相当部分，至少，得大力支持李鸿章的海军事业。

其实，招商局在经营中，由于这顶红帽子的缘故，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担心法国海军会将招商局的轮船当作官产俘获扣押，所以，经过跟美国商人和外交官的运作，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暂时地挂上了美国国旗，算是美国公司。为了这笔交易，招商局得给美国人付一大笔钱。当然，在中法马尾海战之后，连南洋海军都得躲避法国海军，你叫一个民营的手无寸铁的轮船公司怎么办？但是，经此一事，中国洋务企业，不仅有戴红帽子的，还有戴洋帽子的了。由此可见，在当年那样一种动荡的岁月，新式企业发展之困难。

后来，唐廷枢去接办开平矿务局，招商局事务，多由会办徐润承担。再后来，总办就归了徐润。跟唐廷枢同为广东香山人的徐润，也是一个著名的买办商人，他还是招商局的大股东。除了招商局之外，徐润的买卖很大，摊子铺得相当广。企业之间，难免会有资金上拆借，业务之间的纠葛。1883年，上海受国际上经济危机的拖累，出现了金融风波。招商局也出现了巨额亏损。按道理说，作为一个实际上的商办企业，官府根本没有资格来管这个事，但是，官督商办的这顶红帽子，在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李鸿章派一向跟徐润不和的盛宣怀来查账。当然，结果是徐润去职，盛宣怀担任了招商局新设的督办一职，总办取消，下设会办。其中精通洋务的马建忠，在会办中排名第一，负责日常事务。到了这个阶段，招商局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企业，虽说企业基本都是商股。

至今屹立不倒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今貌

盛宣怀和马建忠的结合，在那个时代，应该属于洋务官员中的最佳拍档。俩人一个勇于任事，官场关系广，手眼通天，也懂市场，一个精通市场运作，擅长企业管理。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俩人都讨厌官场习气，力戒任人唯亲、裙带作风那一套。严订章程，严格管理。而且不像唐廷枢和徐润那样，有那么多的其他业务分心，所以，在他们俩手上，招商局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当年的轮船业，技术上必须依赖洋人，因此，有时难免受人挟持。洋人雇员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盛宣怀接手之后，一方面严格考核洋员，强调所雇之人，非有真本事不能用。淘汰和精简了一批南郭先生。提高了招商局轮船的航运和维修水平，提高了竞争力。同时，招商局也注意培养自己的航运技术人员，随着招商局事业的发展，后来北洋海军，也得到其技术上的支持。盛宣怀还开辟了多条内河小火轮航线，扩张了经营范围。这些地带，都是外国轮船公司忽略不计的所在，招商局独辟蹊径，增加了业务支撑点。当然，李鸿章也加大了对招商局的支持，它的特权更多了，不仅漕运的运费优惠，而且厘税减免更多。当年，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英国的太古和怡和洋行的轮船公司，属于霸主性的。原本一直打算用降价的方式，把招商局一举击垮，但是，招商局应对得当，在实际的竞争中，没有被这两家财大气粗的英国公司挤垮，站稳了脚跟，最终，三家签订“齐价协定”，不再恶性竞争，维持大体三分的局面。这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新兴轮船行业事业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创造了这个奇迹的盛宣怀，此后又兴办了好些新式企业，创造了中国很多个第一。但是，招商局却是他事业的顶峰，因为，从商人手里抢过招商局主导权的盛宣怀，必须做得比商人还商人，才能立得住。此后，随着他事业的发达，官越做越大，他身上官的份额越来越重，到辛亥革命前夕，居然走到侵夺绅商、铁路国有的道路上去了。这个跟胡雪岩齐名的官商，最终由商心悦诚服地走到了官的阵营里。

轮船招商局把生意做到了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