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人们总把走进幸福生活的路，比做康庄大道。往往，社会爱将贫穷困扰的山乡，说成没有出路。
进山，要路；出山，要路！
山民们盼着有一条大路进山，拖走山中的贫穷，拖来山外的富裕！
一
人到山前必有路。
人到山前真有路吗？
路是人踩出来的。一位先贤说，一个地方，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人去踩，去凿，去修，去开……
在湘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有不少的路。那是挂在山崖上的石梯似的路，那是穿行于老林的羊肠似的路。这些路，是大山的先人们用脚板踩出来的，记录着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多少多少年以来，一代一代的山里人，肩膀上总离不开一个背篓。这里山高坡陡，不能像平坦地方的人那样用扁担挑什么，更不能用独轮车推什么。进山的路如同是搭在山崖上的一条石梯。他们只能弓着腰，攀着一级一级的石梯上山。于是，这大山里聪明的先人们，就用竹条条编出了背篓。那就是山里人的“扁担箩筐”，那就是山里人的“独轮车”。有什么东西要送下山去，有什么东西要带进山来，都是靠肩膀上的背篓！山里的汉子，出山、进山，肩膀上背着背篓。山里的女人，上山、下山，肩膀上也是背着背篓。赶场的时候，只见一条条石梯似的山路上，女人和汉子，一人一个背篓，向墟场拥来。墟场上，人头如云，背篓如潮。那是大山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些做工讲究，编织精细的背篓，那是人见人爱的工艺品。赶场的日子，墟场上摆着待售的细篾背篓，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些山外来的人的眼睛……女歌唱家***，把一首《小背篓》唱得那样真切感人，就因为她是从这大山里走出来的，从小就是坐在妈妈的背篓里上山下山的。
背篓是歌。歌声有时悠扬欢乐，有时愁苦沉重。
山路如喉。喊出的都是山里人的苦难！
这石级似的山路，滴满了祖祖辈辈的山里人与自然抗争的热汗，记录着祖祖辈辈山里人为生存奋战的艰难！
这羊肠似的山路，阻隔着山外面的文明，阻碍着山里面的发展！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血脉要与时代一起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将在作家的血脉里流动！1997年春节一过，中共湖南省委就组织1万多名机关干部，走进全省3500个特困村，进行一场剿贫大决战。这骤然给我的心头鼓进一股风，真想走进这剿贫的队伍中去，去为世纪末共产党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大决战高歌一曲！
也是有缘，暮春的一天，我在生活基地娄底，与到这里来视察工作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相遇了。当时，他已是7次踏进湘西的土地，并考察了全省其他地区不少的贫困乡村。谈起扶贫，他就动情。他说：“党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花这么大的力气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摆脱贫困。向国际社会承诺，我们中国决不把贫穷带到21世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这样铁着心为贫苦百姓着想？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朝代的当权者这样实实在在地帮助老百姓办事？谭谈，你们作家应该走进这场扶贫决战中去，好好地去写一写！”
于是，我便有了一次人生中难以忘怀的采访。
1997年，过了五一节，我就与两位作家朋友结伴，踏上了一条虽然十分艰辛，却于人生、创作都非常有益处的采访之路。3个月里，我们走访了湖南省的21个贫困县，100多个特困村。许多村寨，“困”就“困”在路上！在安化县，我们沿着一条山谷，走进去30多里，去采访一个村寨。只见两边的山上，密密麻麻长满了南竹。这是多好的资源。可是，进山只有一条羊肠似的山路。山民们用肩膀扛着竹子，要走30多里山路才能到达可以通汽车的公路边。每百斤竹子收购价是13元钱，这仅仅是一点脚力钱了。如果有条公路进山，村民们在村口就能卖到这个价钱。而且，一旦有了公路，说不定村里就办起竹器加工的小型工厂了。届时，他们不再是卖竹子了，而是外销保健凉席、卫生筷子等竹制品了。那样，这满山南竹的身价，将翻多少多少番哪！
新化有一个村，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昌盛。然而，当我们爬出一身老汗，走进这个村子的时候，所见所闻，却使我们心里无比沉重。这个村子不大，镶嵌在一片石岩丛中。村里的人口几十年来没有增加，而是逐年减少。姑娘成年后，嫁出村了，小伙子却怎么也讨不进婆娘来，全村60多条光棍。当有人领我们去采访一位60多岁的光棍汉，走到他住的那栋破屋子时，门上挂上了一把锁。听说我们是去采访光棍汉的，他回避了，躲开了。人哪，都是有尊严的啊！顿时，一种苦涩的滋味一下灌满了我的心。我觉得，我无意中已伤害了一个人，伤害了一颗心。昌盛村的人心里明白，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要使自己的村子变富，一定要修一条公路进村。连续10年，全村的男女老少，在石崖丛中敲敲打打，老太婆把一个个鸡蛋聚下来卖掉，换些钱买炸药炸石开路；病人把外村的亲戚来看他时送来的食品省下来卖掉，换些钱买炸药炸石开路……10年了，这条石崖中的路仍然没有凿通……
湘西的许多高山村寨，土质、气候，都非常适宜种植烤烟。烤烟，烤烟，要“烤”啦！烤，需要煤炭。用背篓从山下背一篓煤炭上山来，那要滴下多少热汗啦，那每一斤烤烟又要增加多少成本啊……
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了。而山里，还是那些先祖们用脚板踩出来的石梯似的路、羊肠似的路。这些路，像一条绳索，捆住了他们发展的手脚。他们盼着山外的文明进来，他们盼着山外的科学进来！他们要把山里的贫穷拖出山去，他们要把山外的富裕接进山来。他们要出山，他们要走向山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
扶贫帮困，个别典型的困难户要以仁爱之心去帮助，那是给贫血者输血。这当然也是必要的。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着眼点，则是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整体摆脱贫困，走进富裕。这就需要改善路、水、电这些现代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这就是通常说的增强自我造血的功能。
路，山里人血脉之路啊！
出路！出路！出路！
大山里需要进山、出山的大路！
二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彭楚政为了一条条进山的大路，又往大山里钻去了。
这时，他人生的路上也拐过了一道弯。编余后不久，那位副司令员去国防大学深造去了。他又被纳编，仍然担任军分区副司令员。1988年7月15日，他被任命为军分区司令员，并担任州党委常委。“官”似乎大了，但他的根仍然深深地扎在山里。他说：“不错，我是一个司令。但我这个司令的兵，都在湘西的大山里，这就是全州广大的民兵。他们正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落实中共湖南省委17号文件（即《关于帮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的精神，为尽快脱贫而奋战。我应该站到他们中间去！现阶段，在我们湘西，消除贫困就是最大的政治！”
一排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扶贫司令”彭楚政和他的战友抓紧时间端起饭碗填填肚子。 彭利华 摄
车子开出吉首不远，就是矮寨。这里是中国公路的一处奇观，也是湘西筑路史上的一块丰碑。1936年，当局决定修筑湘川公路。自古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入川的公路，是不是始于这湘川线，我没去考究。在当时，这确是一条非常险峻的公路。据自治州州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湘川公路开始修筑，通过境内泸溪、乾城（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3县，计179.55公里，盘旋于崇岗涧谷中，乾城、永绥、泸溪、保靖、古丈、永顺、凤凰等县壮丁近40万人，凿石劈山，跨涧架桥，餐风饮露，备极艰辛，病患和死伤者数以千计。其中矮寨天险为当时全国公路之冠，先后死难筑路员工200多人。历时一年，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建成通车。工程建成通车后，在连续8年的抗日战争中沟通后方与前线的作用甚大。时人谓积劳殉难员工‘与持干戈卫社稷者同功’，为此，铸造‘开路先锋’铜像和川湘公路殉难员工纪念碑，以昭其勋，以寄思忱。”
军和民，同撬一根钎，同洒一把汗。热汗里，进山的公路在延伸…… 赵中心 摄
出了矮寨这个村镇，一座高高的石山，有如从天泻落的一道石瀑，挡住了来到它脚下的公路。这条路并没有因此而被这座大山困在脚下，而是仰起头来，朝山崖上爬去……爬到山腰，眼看再也无法前行了。路头突然转身，在自己的身子上架起一座桥，于空中来一个立体的交叉，跨过自己的身子，朝山上冲去。其险，其峻，凡是亲临其境者，谁不吐吐舌头，谁不对当年的筑路者扬起大拇指！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一直以险要称雄于中国公路史。一些司机，以开车跑过矮寨的公路为荣耀。
于是，一些民间传说也撒落在这山山岭岭间。说是路修到山腰上时，路头顶到了山壁上，无法在山崖再拐一个之字过来，实在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负责这段公路施工的工程师急得团团转，两个晚上没有入睡。妻子问他：“什么事，这样着急？”工程师不作声，他想，这工程上的事，和她说有什么用呢，一个家庭妇女？越是这样，为妻的越是不放心，逼着问。工程师被逼急了，没好气地说：“什么急急急，路被憋死了，过不去了，能不急呀！”妻子见自己好心没有好报，也火了，说：“一个活人会被尿憋死？过不去，你不晓得从胯底下钻过去呀！”从胯底下钻过去，这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当年韩信不是有过胯下之辱吗？然而，这一刻间，这句话却在工程师的心里溅开一丛火花。于是，就有了那座桥，那个路跨路的立体的之字……
车子开到了山腰间，那屹立在路边一处山岩上的“开路先锋”的铜像，就在面前了。彭楚政请司机停住车，他走下车来，沿着一级一级石级，攀登而上，朝那尊铜像走去了。每每站到这尊铜像前，彭楚政心里就热潮激荡。这是湘西的“路神”啊！湘西的人民，不仅勤劳勇敢，而且聪慧过人！
彭楚政一路过来，不时看到这些国道、省道的边上，时不时分出来一个个新岔岔。这都是村民们自己动手新修的入村的村道。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湘西的大山里，土家、苗家儿女们，掀起了一个修路的热潮。车子进入龙山县，修路的场面更热闹了。县委、县政府，正在组织全县人民实施一个百村通路的规划。一到武装部，部里的同志对司令员说：“我们的扶贫点，在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上，这进山的公路，恐怕是全县最难啃的骨头了。”
“这好呀！我们是军人嘛。军人，就是要敢啃硬骨头！”彭楚政说，“这个村在哪个乡？我去看看。”
“那里你去过两次的。”
“啊，在茨岩塘呀！”彭楚政一下就猜出来了。
“走，看看去。”说完，他就站起来了。
“这一次你就别去了，这条路的路线都还没有勘查出来，资金也还没有落实，一月两月开不了工。”武装部的同志劝他说。
“那正好呀，我可以帮你们出出主意嘛。”
话音未落，彭楚政已经走出门去了。
三
那个镇，叫茨岩塘镇。
那个村，叫岩山村。
茨岩塘镇，是老区里的老区。大革命时期，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建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政府。创办了红军学校、兵工厂和红军医院，坚持斗争达8个月之久，是当时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政治中心。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吹响了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贫困的进军号角。县人民武装部就选定这个当年湘鄂川黔临时苏维埃省政府所在地，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单位，每年派两名干部驻镇帮助工作。
岩山村，是贫困镇里的特困村。这个村子挂在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上，距镇政府十六七里路，全是陡峭的梯子般的登山小道。不通电，缺水，无校。人民公社时期，全社组织了600多名劳力帮助修公路，终因工程艰巨、浩大，只修了几百米就草草地收场了。全村64户，264人。1995年，村寨人平口粮只有600多斤，人平收入只有326元，并有光棍汉14个。岩山村的群众逢领导就说，全茨岩塘就我们岩山村没有“解放”了。
这是彭楚政第三次到茨岩塘来了。
第一次到这里来，是4年前的事了。那一次，他和武装部的领导一起，走访这个老区中的老区，没有先到镇里来，而是直接下村了。在凉水村、岩板村，与群众一起座谈；接着又到光荣院、敬老院，看望当地的老八路、老红军，然后才到镇政府。一到镇政府，他就对镇党委书记向能武说：“今天，能不能召开一次镇党委会议？我也参加一个，主要是议一议全镇扶贫攻坚的情况。”
一个镇党委会议就这样召开了。会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向他汇报情况。这个镇那时相当贫穷，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人平口粮只有250多公斤，人均纯收入只有300多元。路、电、水、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全镇有4个村、42个组没有通路，10个村没有通电，7400多人饮水困难，7所村寨小学全部是危房……
听完镇里的干部汇报后，彭楚政立起身来，对各位说：“走，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个地方去。”
“看什么地方呀？”一时，镇里的干部懵了。
彭楚政没有再说什么，只顾弓着腰往前走。他穿过镇政府办公室前面的一块平地，走进了另一个院落里。这里有栋木结构的房子，也许是建造的年代久远，也许是近些年没有维修，房子有些破败了。房子前面，有一块不小的平地，长满了青草。一阵风吹来，青草摇曳，很有几分荒凉的感觉。
“这里，各位常来吗？”
“……”
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好，谁也没有作声。
“这就在你们镇政府的隔壁，不远呀！”
“……”
镇干部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仍然没有一个人说话。霎时，气氛显得有几分紧张了，干部们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这里，就是湘鄂川黔临时苏维埃省政府旧址。
“同志们，今天，我领大家到这里来看看，不是来参观这栋木房子，是想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要经常掂量掂量自己肩上的那份责任哪！大革命时期，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投身革命，有多少人流血牺牲，我想大家心里也一定清楚。他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为什么流血牺牲？就是为的天下穷人都解放，都过上好日子，都不再受穷哪！我们共产党执了政、掌了权，如果不拼尽全力让老百姓脱贫，还让老百姓饿肚子，我们怎么向死去的革命先烈交代？我们也无颜面对活着的父老乡亲！”
这是这些年来，茨岩塘镇党委的一次别具一格的党委会。这次会议以后，镇党委的同志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制定了一个“五个一”扶贫攻坚工程方案，计划通过3到5年努力，实现“人平产粮过500公斤，人平纯收入过1000元，人平非农业收入过1000元，人平种烟过一亩，人平财政纯收入过100元”。彭楚政详细询问这个方案的依据、措施和困难。他要求县武装部加大扶贫投入的力度，每年的扶贫工作组，一定要有一名科长带队。这些年来，镇党委带领全镇群众艰苦创业，认真实施这个“五个一”的方案，攻下了一个又一个贫困村的堡垒，使贫困面越缩越小了。
“来，我敬各位一杯！”
吃饭的时候，彭楚政端起一杯包谷烧，给镇干部们敬酒。他说：“1992年以前，茨岩塘穷得不像样子。这几年，堡垒被你们一个一个地攻破，全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这样铁着心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岩山村这个最难攻的堡垒，我们也一定要把它攻下来。那里，地处高山，土地资源多，很适宜栽种烤烟。如果能帮助他们把公路修上山去，他们致富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彭楚政与每一位同志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
“怎么样，上山！”彭楚政撂下酒杯，说。
“去岩山村？”
“对！”
原来，这是一杯壮行酒。
走了十六七里山路，彭楚政爬上了这个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村寨。进村以后，他一家一家走访村寨里的群众，和村干部们一起勘查进山公路的路线，高一脚、低一脚地在石崖上攀爬。眼看天色已晚，镇里随行的干部催他：“司令，天不早了，下山吧。这路，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开工。”
“急什么，晚上，我还想在村寨群众中串串门哩！”
听说军分区的司令员今晚要在村子里住下来，村里的干部、镇里的干部心里都着起急来。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呀！这村寨的群众穷，家境再好的，那床铺也怕不很卫生，床上难免不会没有什么气味。
“司令，还是到镇里去住吧！”
“怎么，村里不准我们住？”
“不，不是不准，主要是……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随便到哪个村干部家里搭个铺。”
“只怕……”
“怕不干净，怕有气味，怕我睡不着觉？”彭楚政把话挑明来说，“50年代，60年代，我们的干部下乡到群众中搭铺，是很正常的事呀！为什么现在都变得这么娇气了呢？”
“司令，我们明天就把铺盖搬到村里来。”武装部的两位扶贫工作队员，红着脸走到彭楚政面前说。因为这个村没通电，用水也困难，镇里便安排县武装部派到岩山村的扶贫工作队员住在镇里。他们每天下村，早出晚归。
“怎么？你们驻村工作队，竟没有驻在村里？”彭楚政到镇里不久，就看出来了，驻村工作组没有驻村。这时，他装着不知道地说。
“……”
“那好呀，你们明天搬进村。下回，我就可以到你们那里搭铺了。”
环境改造人。在客观环境里，人会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本来，你也是这大山里走出来的，也是这农民堆里爬出来的。可是，一当了干部，一进了城，睡上了绷子铺，睡上了席梦思床，出差住的是宾馆。猛一下乡，到农民家里搭一回铺，一个晚上都睡不好，总觉得床上的气味难闻。1984年，他刚下去搞无房户调查，有时到村寨的干部、群众中搭铺过夜，因多年来没有在这样的铺上睡过了，总感到不习惯，总觉得气味不对，好久好久不能入睡。这种习惯和不习惯，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他不断地考问自己。后来，到村寨群众中搭铺多了，也就习惯了……人啦，不断地考问考问自己好。
这天晚上，灯光下，他又摊开自己的日记本，写上了这样一句：
人民群众不富裕，我心不安宁。
四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
这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而且是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宗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把强国富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新中国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财富，使中国处于极端贫穷落后之中。许多地区的人民，由于历史的、自然的条件等原因，贫困的程度太深太深了。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不易啊！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春天，当时的热河省出现了45个困难区、993个困难村，有45.5万困难群众需要贷粮才能生产、生活。于是，一些刚刚放下枪杆的原“敌后武工队”的队员，组成一支100余人的工作队，分别到承德、隆化等县、旗的困难区，去帮助困难户解决春耕生产的具体困难。工作队用中央下拨的25亿元（旧币）贷款，购买了3000余头牲畜，贷给11个县、旗的困难户。银行下拨种子、牲畜等贷款数亿元（旧币），重点贷给困难户，由群众自行周济购买。合作贸易部门也帮助困难户调剂种子和农具。这一行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得困难群众的拥护。这年5月，热河省民政厅向政务院、内务院递交了《扶持困难户生产的报告》。一向关心百姓疾苦的著名民主人士、副总理黄炎培仔细地阅读完这份报告后，心情沉重地写下了一段批示：“扶助困难户生产，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希望热河省积累经验，使以后困难村、户逐渐减少，做出一个典型来。”这算得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直接就扶贫问题所作的最早的指示。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党和国家主席的***，规定自己两个月不吃肉。有一次上中学的女儿从学校回来看他，他让伙房加了一个菜，看着女儿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他心情沉重地坐在一旁，良久没有吱声。他洗脸和擦脚的毛巾，从来是共用一块。有一次，警卫员见毛巾有点破了，便买了一块新的。他问：“那块呢？”“用来擦脚呀！”主席火了，说：“你就这样看不起自己的脚？脚比脸辛苦啊！”脚者，群众也。***的亲民情结，就这样融在他的血液之中。***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岁月里，听说老区延安人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仍然很困难，他心不安宁，在当时的环境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派出工作组，调拨物资、资金，支援延安地区发展经济……
然而，世界上难得有一条直路可走。新中国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当然走了不少的弯路。有时候，“左”的东西有一张美丽的面孔；有时候，美好的愿望容易滋生“左”的东西。有一段时期，“卫星”满天，“奇迹”遍地，似乎天堂就在面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主义马上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了。“大锅饭”把人越养越懒，“共产风”把人越刮越穷。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余年时间里，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到70年代末，我们的贫困人口，仍有2.5亿之多。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国家有1/4的人没有解决温饱！
我们党的那个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志，为我们铺开了一张改革开放的蓝图。在农村，他首先肯定了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安徽有个凤阳县，那是出过明太宗朱元璋的县份。这个县有一个小岗村。1978年的5月，这个村的18家农户，聚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把田土分到户干。这在当时是有坐牢的风险的啊！他们为此立了一份“保证书”。这份“保证书”共三条：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二、交纳粮油时，该是给国家的给国家，该是给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首者）为此而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这个小小的小岗村，进入到了中南海，进入到了小平同志脑海里。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肯定了他们这种“包干到户”的大胆创造。于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开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从此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不久，一个响亮的口号，又出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不要去争论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又是一把火，在我们广阔的国土上燃烧！她，解开了被捆绑的一批人的手脚，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旧思想，交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观念。改革的最深层次、最高档次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啊！一些能者、强者、智者的积极性，空前地调动起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些地域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有市场经济传统的地方，经济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句话，一些能先富的地方，能先富的人，富起来了。于是，我们的生活辞典里，便有了万元户、十万元户、千万元村、亿元村……这些全新的名词！
我国的贫困人口也在迅速地下降！到1984年，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1.25亿。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老、少、边、穷、山区、库区。这些地区因基础差、底子薄、人口素质低，经济启动和发展困难。要改变这些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状况，靠一般的发展政策难以奏效，需要对这类地区和这部分人实施一项特殊的扶持政策。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9月30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从此，我国政府的扶贫大行动开始了。
8年过去，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由1.25亿，降至了8000万。然而，越是啃到后头的骨头，越是最硬的骨头。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从1993年开始准备，于1994年3月正式公布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这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5年3月，李*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于丹麦召开的社会发展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决不把贫穷带到21世纪！
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切实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组织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在全省进行了一次百乡千村万户的大调查，对全省的贫困人口进行了认真的摸底。省委书记王茂林9次深入湘西调查研究。有一次，他在花垣县一呆就20天，调查了90个村。这些调查研究，终于使各级领导干部，对组织扶贫攻坚有了发言权。1994年，省委下发了题为《关于帮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的文件，决定把湘西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组织全省经济较发达的长沙等6个市，对口扶植湘西的6个贫困县，省直有关部门对湘西在资金和政策上进行扶植和倾斜。同时，把扶贫的重点放到3500个特困村。因为全省的贫困人口70%集中在这3500个特困村上。攻下了这3500个贫困堡垒，全省的贫穷就基本铲除了。于是，从1996年起，省、地、县组织了1万多名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驻进了村里……扶贫的路子，也由最初的救济式扶贫，走上开发式扶贫。过去，给困难户发些粮、送些钱，一转身就吃完了、用光了，贫穷依然留在那里；过去，把扶贫款拨到县里，县里用它上一个什么项目，弄不好，由于产销不对路，项目不但没有效益，还背上一个包袱……贫穷依然贫穷。如今，扶贫款要求进村入户。要求增强贫困村、户的造血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地脱贫。这就必须加强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路、水、电，就是基础中的基础！
这也是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条铲除贫穷的路！
五
在这条铲除贫穷的路上，“人民群众不富裕，我心不安宁”，是彭楚政的心声，更是许许多多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声。
也就在这个龙山县，有一个双溪村。村寨是在一片高山台地上。村寨的四周都是悬岩峭壁，祖祖辈辈沿着石梯似的羊肠小道进村、出村。听说，这个村寨在旧社会是很富裕的。如何会富裕？那时，这块高山台地上，全部是种的鸦片。那玩艺卖得大价钱呀！为了这种“富裕”不被外人打劫，村寨里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有几十条枪呢！一时威震一方，再厉害的土匪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且都畏他们三分。这次和我一同进村采访中的一位作家，是本地人。他的一个堂姐，就嫁在这个村寨。有一次，堂姐娘家遭土匪打劫了。这个村寨的头人给土匪捎去一个口信，土匪便乖乖地将东西给他堂姐家退回去了……因为富，村寨里的多数男人讨了两个老婆。所以这村原名“双妻村”。解放了，湘西的土匪剿灭了，还能允许一个村种植和贩卖鸦片烟，以毒害社会来致富吗？当然不准了，老婆也不准讨两个了。这时，村子也就改名为双溪村了。
于是，这个村寨穷了。
1985年，这村寨里的一个小伙子，到外面的大地方当了几年兵回来了。在部队上，他入了党。回到村子的第二年，被大家选为党支部书记。几年部队生活，使他在山外开阔了眼界，给了他一种新的观念。他带领群众在这个高山台地上种植烤烟，获得成功。然而，烤烟，要用煤来烤。要把煤用背篓背上山来，这有多难呀！这个村支部书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想着：修路！修一条公路上山！
要在百丈悬岩上凿出一条公路来，这不是作梦吗？
想了3年，不敢动手；想了5年，还不敢动手。
转眼，到了1996年，全县开展百村修路的工程。凡进了这百村名单的，每公里路县里补助一些炸药、雷管和水泥等物资。他们村没有进这个名单。这位支部书记得到消息以后，把自己准备用于建房的800元积蓄，塞进衣兜里，和村主任一道，赶了一个黑早来到县城。他们找扶贫办，找交通局，找这个领导，找那个领导……晚上，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哪知，小偷光顾了他们。他带在身上的800元钱被偷走了。
他并没有气馁。回来以后，带领几十名民兵，拿着砍柴的刀子，上了悬岩。十几天下来，他们硬是在悬岩上砍出了一条公路走向的线路出来。这种精神能动天地、撼鬼神，还能不感动县里的领导？双溪村终于进入了那份名单。
有了炸药，有了雷管，百丈悬岩上，日日夜夜炮声隆隆。工程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孩子发高烧，他挤不出时间来及时送医院，结果，孩子成了哑巴……几个月后，这条路硬是被他们从这百丈悬岩上凿出来了。这个村有一个年轻人，一年前，购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因为没有路，进不了村，他一直在山下跑运输。路修通的那天，他嘟嘟嘟地把手扶拖拉机开进村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少，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村寨里顿时像过节一般地热闹。看到此情此景，这位共产党最基层的书记，这个坚强的汉子，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他，叫彭南正。
在革命老区平江县，一条进村的公路有八九公里长，多是在悬岩陡壁上穿行。修筑这样的路，其艰苦的程度可以想见。有一个年近半百的共产党员，在筑路工地上连续干了一个半月，没有进过家门。县里的领导到这里检查工作，听说此事后很受感动，来到筑路工地去看他，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份苦不会白费的。这是为自己的子孙造福。路修通了，村子富了，你的子孙会永远记着你。”
这汉子立起身来，哽咽着说：“我……我……今年已49岁了，还没有讨堂客，有什么子孙呀！我为的是让大家早一点过上好日子。”
县里的这位领导同志感动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这些，就是大山里的一个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共产党员。
就是这样一些平凡的人，在大山深处，凿出了一条又一条拖走贫穷、接来富裕的进山的大路。仅1996年以来，湖南省1万多名干部驻进3500个特困村后，修筑村级公路就达1.2万公里。在这两年时间里，湖南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湘西自治州，就修通村级公路达2500公里。
就在大山深处村村寨寨修筑进山公路的隆隆炮声中，岩山村那高高的雪花山上，也放响了开山筑路的第一炮。彭楚政下山以后，四处为他们奔波，协调组织了4万元资金。村民们每人集资200元。一个躺在病床上的80高龄的老人，把女儿来看他所送的一些让他补补身子的营养品，也让人送去变卖了，将钱用来修路。他说：“修好这条路，为后人积点德啦！”这年7月底，总长8.4公里的公路终于修到了海拔1200多米的雪花山上。当人们把那个巨大的用来压整路面的石滚子拖上雪花山的那天，村寨里欢腾起来。病在床上的那位老人，硬要自己的孙女把他扶起来，他要到工地上来看看。他摇晃着身子来到寨子边，看到公路真的进村了。他激动得眼泪双流……3天后，老人谢世了。临终前，他说：我们岩山村终于“解放”了！
进山的路啊，你拉走了岩山村的贫穷，拖来了岩山村的富裕。1996年，全村种植烤烟542亩，第二年发展到780亩，并发展了养羊、养牛、三木药材等产品，高山上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这一年，全村人平纯收入达到4000元，一举成为全镇的首富村。春节前，村里又把4.8公里高压线拉进了村，家家户户看上了电视。接着，他们又兴修了3处饮水工程，新修了村部和村里的小学。路有了，电有了，水有了，学校也有了。“四无”成为了历史。
1997年12月5日，彭楚政又到老区中的老区茨岩塘来了，又到已经成为历史的贫困镇的特困村——岩山村来了。这回，他是坐着小汽车上山看岩山村的乡亲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