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某一个执政团队或某一位领袖上台，都会建立自己的思想库，或者叫智库。其执事者，应该是思想家一类的角色。他们参与国家制度的建设和重大事情的决策，将学问转化为政治，可谓功不可没。明代的翰林院，便是为皇上执政服务的思想库。

翰林院是各类社科人才的管理机构。人才都是从进士中选拔。凡选中的人，称为馆选，民间叫点翰林。被选中的人，清贵无比，是光宗耀祖的盛事。翰林院官职甚多，搞研究工作的，叫检讨；替皇上起草文件的，叫待诏；给皇上讲课的，叫侍讲……在这些官位上干得好的，升格为学士。学士也各种各样，有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等。有了学士的资格，才能充当皇上或者太子的老师。皇上的老师叫太师或者太傅；太子的老师叫太子太师或太子太傅。到了这个级别，就可称为天下的文坛领袖了。朱元璋一朝，似乎没有任命过太师与太傅。大概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称是这位开国皇帝的老师。刘伯温与宋濂，都是朱元璋恭恭敬敬称过先生的人。国有疑难，朱元璋向这两个人请教甚多。但即便是这样，朱元璋也从来不肯把太师的头衔赏给他们。宋濂最高的头衔是太子太傅，这也是洪武朝中唯独的一个。宋濂当了十几年的太子太傅，他同时教两个人，一是朱元璋，二是太子朱标。

宋濂的性格有点“迂”，或者说有点“倔”。他每次进讲或进言，都不看朱元璋脸色，而讲他认为应该讲的道理。有一次，朱元璋在端门口升座，把宋濂找来，要他讲《黄石公三略》。读过《汉书·张良传》的人，都知道黄石公这个神秘人物。正是他传了一部兵书给张良，使张良能够辅佐刘邦获得天下。朱元璋不止一次对人说：“基，吾之子房也。”他认为刘伯温就是他的张良。奇怪的是，关于黄石公的事，他不去请教刘伯温，却叫宋濂来回答。

宋濂看出朱元璋一直对奇书秘籍感兴趣。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于是拱手答道：“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宋濂认为有利于社稷的正宗学问还是儒学，学不好儒学，便找不到治国的根本。还有一次，朱元璋就赏赐功臣一事征询宋濂意见，宋濂说：“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室，将焉用之！”在宋濂看来，治国须以人为本。若要让人民安稳，前提还得以人心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性格，能够在治国理念上听从宋濂的建议，实属不易。朱元璋特别迷信。他立国第二年，南京钟山上屡降甘露，有人说这是祥瑞，是真命天子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的表现。朱元璋非常高兴，便命令群臣写《甘露赋》以颂其事。宋濂却一本正经地对朱元璋说：“受命不在于天，在于人。休符不在于祥，在于此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朱元璋被扫了兴头，于是请宋濂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说：“《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大凡开国之君，起于行伍，屡经杀伐，嗜血成性。宋濂数年来始终如一向朱元璋讲述一个“仁”字，可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洗脑工程。政治家讲成功，思想家讲操守；政治家看效果，思想家看风气。这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差别。

好在朱元璋从自身计，从家天下计，他接受了宋濂“仁治”的思想。有一天，他带着大臣在西芜听完宋濂讲述《大学衍义》后，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他说：

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到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若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顺之理？以朕观之，人君如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事以害有益，使百姓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天天快乐，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策，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信，幽怪之事易惑，人君要谨慎所好，不入旁门。朕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

从这段话来看，宋濂长期的游说还是起到了作用。朱皇帝接受了仁治思想，而仁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