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离子·多疑与侥幸》一节中，刘伯温这样写道：

郁离子曰：多疑之人，不可与共事；侥幸之人，不可与定国。多疑之人，其心离，其败也，以扰；侥幸之人，其心汰，其败也，以忽。

前面已经说到，《郁离子》是刘伯温用寓言的形式讲述他安邦治国析理论道的一部奇书。全书188篇文章，智慧的光芒无处不在。设若刘伯温没有遇到朱元璋而老死山中，有这一部《郁离子》，他照样可以作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而名垂后世。但是，大凡智慧超群的人，绝不甘于仅仅著书立说，而是想亲自参与天下的治理、社稷的重造。刘伯温也不例外。在《郁离子》的结尾，刘伯温这样表述：

……欲以富贵为乐，嬉游为适，不亦悲乎？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可见，刘伯温不仅仅想当军师，更愿意当伊吕与周召一类的贤相，辅佐明君成就帝业。这一理想他只完成了一半，即帮助朱元璋拿下江山。至于治理天下的另一半理想，他却无法完成。个中原因不在他，而在朱元璋那里。

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出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迈群雄，是值得辅佐之人。他的遗憾之处，在于对“伴君如伴虎”这五个字认识不足。他不是不懂，他知道多疑与侥幸之人不可共谋国事，但他已将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随朱元璋效命王政。在这条路上，他走了十五年，那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啊，既辉煌灿烂，又残酷凄冷；既轰轰烈烈，又战战兢兢。

有一种传说，刘伯温吃的蛊药，是胡惟庸接受朱元璋的密旨而安排的。但史无根据，倒是朱元璋每次接见刘伯温的后代，都要提这件事。说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接见刘伯温次子刘璟时，当着众官员的面，说的一段话：

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它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断，倒强如他那等。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的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里一块硬结胆，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

朱元璋老提这件事，可能出于两层原因：一是他的确指使胡惟庸下毒，所以要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二是他真的与此事无关，反复申述，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此事悬疑，姑且不论。但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感情由浓转淡，由言听计从到猜忌日深，却是不争的事实。

天下未得的时候，朱元璋给刘伯温写信，都是以“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起头。由此可见，他在心中是把刘伯温摆在老师的位置。但是，当了皇帝后，他再给刘伯温写信，便去了“老先生”三个字，而换成了“尔刘基”。特别是刘伯温死前一个月收到的《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开头就盛气凌人：“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刘基括苍之士……”

未遇明君之前，刘伯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遇上朱元璋之后，他变得谨小慎微、一饭三省。垂暮之年，刘伯温反思自己的生命际遇，写过《无题》三首，今录其第三：

黄鹄高飞云路遐，野凫谋食但泥沙。

山中樗栎年年在，看尽西风木槿花。

当生命如樗栎无人看重的时候，便会想着如何去当人人夸奖的栋梁。一旦当上了栋梁，回头一看，还是樗栎逍遥自在。读懂刘伯温晚年的心路历程，能不感慨吗？

2008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写于上海、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