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士林”，必须对“士”有个界定才行。一般惯例“士”指“士绅”，指有功名的人，凡是曾获得过生员，俗称“秀才”以上“学衔”的人，均可称为士绅，宽泛一点的，还可以把通过非科举途径攫取功名并官职者包括进来。显然，在晚清的光景里，这种“异途”士绅的比例相当大。这是一种符合明清官方规定的界说。

另一种界说是“读书人”，近乎于我们日常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如知识分子的概念混乱得一塌糊涂一样，读书人的概念也相当模糊。在晚清特定的情景中，一般使用读书人概念时往往既包括有功名的人，又包括未取得功名而有学问的人，明显地将通过纳捐和军功等途径上升为缙绅的“老粗”排除在外。

我基本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但还希望将标尺再抬高三寸，将所有读书和曾经读过书，有相当文字能力的人统统算作“士”（有官衔但目不识丁者不算）。有功名的人不必说，非得熟读四书五经不可，八股文做得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某些边鄙之地，由于风气不开，读书人有限，应考时破题之后只做到“且夫”二字就进学的宝贝可能要除外），试帖诗四平八稳，格律分明。捐班虽说有点铜臭味，但有些人捐个监生之类的是为了进一步应考，就像《儒林外史》里的周进那样，应该说也有几点墨水。以军功起家之辈固然粗豪，但读过书的人也非凤毛麟角。至于芸芸敢到考场放个屁，而终身未获一衿的童生们，绝大多数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开笔作文的程度，在那个时代，达到这个程度，就意味着四书至少能连蒙带唬地背下来，少说也在私塾挨了七八年手板。其中可能也会有极个别的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糊涂虫，但确有真才实学而为制度与考官所误的人也在在多有。

如此这般的“士”，构成了明清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者说所谓“士林”，他们承载着文化典籍和主流文化传统，也用得自文化的经验、知识乃至智慧左右政局，参与政事，大者出将入相，运筹庙堂，小者维持乡里，干预诉讼。虽然在庙堂之上与处山林之远的地位身份有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离开了士则无从运行，而中国的士没有了政治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石。说“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当然亦无不可，但更多的人更看重的还是厕身政坛或跻身士林背后的利益、身份、地位和荣誉。中国的士之所以为士，与经济地位的高低关系不太大，与各自的道德水准也不相干，胡适先生说：“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真是痛快淋漓！对政治的直接与间接的参与才是士的根本欲望所在，即使并不醉心功名而皓首穷经的“纯学者”，背后的动机也无非是光大“圣道”而致君尧舜。据说章太炎的弟子王仲荦曾评论章道：“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尽管士大夫们可能案头放着《老》《庄》《坛（经）》，口里嚷着“归去来”，不能忘情政治却是他们无药可医的“痼疾”。

晚清恰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的变局关联最紧的就是士林群体的变局。面对西方的挑战，从整个亚洲而言，中国“士”的反应可以说是最敏锐的，可他们的传统包袱也是最重的（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对西学的介绍，往往要借助中国的书）。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士林多数尚在大国残梦里沉睡，但西学毕竟从敞开的大门中溜了进来，士林群体慢慢地、悄然地发生了一些虽然细微但却很关键的变化。一小群不同于中国传统士的读书人出现并站住了脚，没有被当成“二毛子”给撵走。在西器、西学的价值被承认的同时，士林赖以骄人的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动摇，连最保守顽固的士大夫，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忠信仁义”不能当“干戈于橹”。显然，由于士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与政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直到戊戌维新的发生，最希望变的人出在士林，最不希望变的人也出在士林。对尽弃所据的恐惧与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形成了反向双轭，使中国士林的背负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