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们倒是想一下子进入政治中枢，然后大力推行中枢变法，一举成功。显然，这种如意算盘是不现实的。1895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会试，康有为总算高中第五名贡士，但随即又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试中降至二甲第四十六名，随后的朝考仅列二等，结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只在六部中位列最后的工部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启超则受他老师名声的殃及，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守旧的徐桐所淘汰。当然，康梁他们并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状元入翰林，一步步出将入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双双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为实际上是幻想通过一次次的上书打动皇帝，重演秦孝公与商鞅、唐太宗与马周的佳话，一跃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于保守，重视程序的清代，这是不现实的。

中式的变法之路走不通，只好学西方和日本，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民智也，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梁启超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当然，这种“唤起国民”的大道理不是没有包含在康梁等人办报馆、办学会的动机里，但他们当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想借朝野的舆论来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换言之，他们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一途径以动“圣听”，实现中枢变法的初衷。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种可以自甘寂寞在启蒙位置上献身一世的“老实头”。从政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要事。

维新派最先创办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这个名字不用说，显然是抄广学会的，而在形式上，又与一般民间为打探官场信息而办的《京报》相差无几。所以在内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论，主要是引入西学，介绍西方的“新政”。而印刷和发行均由《京报》上房代管，免费送给在京士大夫阅读。

由于这是中国士大夫首次办政论性的报纸，以西方报业的标准，《万国公报》只能算是幼稚的“练习簿”。主编梁启超、麦孟华也只编过书，没编过报，但这份干巴巴的本版小报，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初，由于《万国公报》随《京报》发送，在京官员一时不知其所由来（报上并无主编主笔之名），居然有人揣测它来自总理衙门和外国使馆，及到知道了它的真正出处，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声又涨了一节，由是吸引了不少原来与康梁并不相识的志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陈炽、张权等等。也正是赖于他们的支持，报纸才得以维持。

后来，大概万木草堂的才子们觉得学习期（学西方办报的时间）已满，强学会问世后，《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实际上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社论之外，又加上阁抄、译路透电，选译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栏目。在编辑之余，才子们还乘兴之所至画龙点睛地加上几笔，使得报纸显得更有活力。由于《中外纪闻》影响渐广，居然有人肯出钱来买，于是报纸就顺势由赠阅改为营业性的订售与发售。

通过这种“练习簿”，京中的官场得以吹进了一丝新鲜空气，通过做“练习”，梁启超等人迅速地变成了报界老手，此后就可以大展雄才了。因为，一个办报热潮已经到来了。

在旗人政治势力强大，政治空气保守的北京，维新派的会与报都难以生存，谈“新”色变的顽固派，总能找出些“老理”来挡驾。不过风气一开，就断非几个老朽和冬烘所能左右的。一批办得更漂亮，风格更犀利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后来长沙的《湘报》，堪称是这一时期报刊群中的佼佼者。

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风气最开化的大都市，一批才华横溢、通晓西学的读书人的存在，和中西文化汇流交碰的小环境，使得在北京办报练老了笔锋的梁启超如鱼得水，在《时务报》的小天地中得以大展身手，时梁方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精力过人，才气也过人。《时务报》共出刊六十九期，每旬一期，绝大多数有梁启超的政论与时评。梁启超一支生花妙笔，呼吁变法，抨击现实，介绍西学，笔力磅礴，淋漓畅快，“笔端常带感情”，读之者无不为之倾倒，“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有人得《时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读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燃；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与梁同时为报章圣手的严复，待时间过去很久了，还称赞梁“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连梁启超直接师法的老师李提摩太对《时务报》的功业也表示震惊，称赞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梁启超和《时务报》，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多少年后，《时务报》的合订本还在城乡流传，几代青年读书人，行文著述，莫不效梁任公之“时务体”。在戊戌变法时还是个不满五岁的孩子的***，在长大成人后，首先学的还是一手时务体，梁启超的影响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去掉。

《时务报》的辉煌，首先是梁启超的功劳，他的先知早慧，他对西学的领悟，他对社会观察的敏锐，他的笔力雄健，气势恢弘，而且用功之勤，效率之高也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后来回忆这段办报生涯道：“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一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时务报》的成功并不是康门弟子的独家功劳。上海的一群开明士人（他们中许多人西学水平比康梁还高），如黄遵宪、邹凌瀚、孙宝瑄、章太炎等人都为《时务报》做出过很大贡献，就是经理汪康年也为报纸的经营发行乃至编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成绩。有些论者把汪康年视为洋务派的代理人，把后来的汪梁之争说成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领导权的斗争。在我看来，显然失之简单化。汪梁之争，虽然背后有康有为和张之洞的背景，但骨子里无疑有启蒙宣传与具体政治操作之间的扞格的因素在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汪康年是洋务派的代理人，他的功劳也照样不能被埋没。但是我们知道，汪康年的议论与我们公认的洋务派论调并不相同，他主张民权，主张开议会，主张君民共主，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维新派主张。他后来对张之洞、梁鼎芬的妥协，是出于主张之相同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显然是需要再斟酌的。《时务报》已经向世人表明：变法不再是康门弟子一家的事了。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与宣传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时务报》在风行海内的同时，也受到许多地方官吏的青睐。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藩司翁曾桂等方面大吏都表示过对《时务报》的好感，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下属拨款订购。结果，“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日手一编”。《时务报》所领导的舆论，至少在前期对推动整个变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之成为这时期办报潮的圭臬，沿海沿江各大都会，愈出愈新的报刊，大都以《时务报》为榜样，模仿唯恐不肖，直到《大公报》时代，社论与时评还是报纸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不像西方新闻界那样，以新闻为主。有名望的报纸以社论时评作用于读者，导向社会舆论。这个头，就是《时务报》开的。

办学会是维新派政治动员的另一步骤。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办会与办报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恪于清代禁止士大夫结社议政的禁令，办会远没有办报那样成功。但是作为康有为“合群”即集拢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手段，办学会也是维新变法很重要的一幕。

其实，与办报比较起来，康有为更重视办学会。办学会影影绰绰是比着西方的政党来的，但是，西方的政党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样进行政治运作的，谁也不清楚，严复这样的留洋学生可能知道一点，但他们对直接的变法却不愿从组织上参与。所以，一旦办起会来，大家（包括康梁）脑袋里闪烁的还是明季士大夫几社复社的影子。虽然清代士大夫诗酒酬唱，结会来往从来也没断过，甲午之后，一部分感时忧世的京官也常在陶然亭议政，但一旦真的公开打出“结党”的旗帜，士大夫还是心存顾忌，“君子不党”的古训，还在束缚着那部分即使是很开明的士人的灵魂。尽管如此，由于康有为视开学会为中枢干政的重要步骤，所以不能不坚持干下去，也正因为干政中枢的目的，康有为坚持将开学会的地点选在京师，在他看来，“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其实，“自白嫌疑”不过是个幌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才是真正的着墨处。

经过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热心维新志士的奔走与努力，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终于问世了。强学会成立之初，形势还是不错的，不仅陈炽、夏曾佑、文廷式、沈曾桐等人积极参加，位尊名高的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相助（孙甚至将后孙公国安徽会馆的一部分拨给强学会作会所）。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亲信丁立钧等人也相当热心，地方督抚中的重心所在，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以捐助的方式表了态。手握兵权的淮系诸将宋庆、聂士成和新建陆军的袁世凯都乐意捐金相助。虽然因甲午战争而大伤元气但潜势力仍旧很大的李鸿章，甚至主动提出“自愿捐银两千入会”。实际上，强学会出台伊始，就已经联络了国内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的半数。

既有顽固派借口“党禁”极力反对，又有强学会自己处置失当的因素，声势颇大的强学会中途夭折。但是中经上海强学会的暂短过渡，维新时期的办会潮也接踵涌到。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895到1898年间，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只有二十五个在内地。除了其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之外，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这些学会无疑多数是在康梁兴办强学会的榜样力量感召而出现的，但多数却非康门子弟所主导的，维新已经变成了一股潮流，几乎把所有有志爱国、改变中国命运的士人都卷了进来，当然，这些学会有的是一些以启蒙和研究学问为宗旨的，但多数却以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所以，当国家形势越危急，学会活动就越是热闹。在1898年瓜分危机出现之际，各省学会潮臻于极盛，康有为为贯彻推动中枢变法的初旨，再次于北京发起保国会。保国会与强学会相比，人数显然多了不少，声势也较大，也终于打动了“圣听”，起到了直接推动戊戌新政的作用，但各方势力集团对它的支持却大不如前。而且，变法一开始，保国会就无形中散掉，康梁建设西式政党的尝试结果变成了急功近利的过渡工具。为了使这个工具更加有效（更具声势），他们甚至有拉人入伙的行为，保国会开会，开始只敢讲是讲学、是开茶会。最后不分青红皂白，将三次来会者都算作会员（结果还招致了个别人的抗议）。当然，这种“拉郎配”的现象在西方各国政党政治中并不乏见，康梁辈这么干，也可算是学习西方的一种副产品。

在办会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关注妇女缠足的“不缠足会”（或曰天足会）出现的既早且多，成为众会之中一枝独秀的“奇葩”。这个事业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由康有为开始了，未出茅庐的他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就是联合曾出过国的乡绅区谔良，在家乡组织不缠足会。并身体力行，不为他的女儿们缠足。在维新运动期间，不缠足运动单兵独进，发展奇快，很多省乃至县份都成立了“不缠足会”。《时务报》还为不缠足运动大声鼓与呼，上海由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组织的不缠足会，面对当时大足妇女出嫁难的现实问题，还在章程里详尽周到地规定了“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入会人员女子在九岁以上已无法放足者，报会登记后亦可与会中人婚娶”。

相当多的士大夫对女子不缠足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而且这种热忱还在深入。湖南新花县秀才曾继晖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宣传不缠足的好处。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送《不缠足歌》，任人取阅。还有人甚至特设定做各种云头方式鞋的鞋铺。参加县考的童生有人竟在考具上贴上“不缠足会”的字条。有人分析了《时务报》上刊登的捐助不缠足会者的情况，她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这些捐助者官衔大多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举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况变了，八十六注捐银中，署正、教正、司马等低级官吏和茂才、国学生等普遍儒生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出现了二十八位什么也不是的先生和一位女子、一位和尚。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出版的《时务报》五十八册，仅一期中所载捐助者名单中，没有头衔而仅称‘先生’者就达四十名之多。”这个分析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支持不缠足运动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深入到下层。据当时的外国教会统计，这几年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三十多万。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个时代，发起和组织不缠足运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男人。这场“妇女运动”基本上是些大男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出现在妇女没有丝毫权利，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的机缘的中国清代末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国难当头，百事待举的关头，一干大男人们纷纷对女人的脚大感兴趣，有时甚至比对其他政治大事还要热心。

虽然我们习惯地将缠足称为封建主义的恶习，但是这种恶习实际上与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并无直接关系。尽管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却也对郑国那个名声不太好的国君夫人南子，表示过相当的尊敬。而那个时代的儒家之徒，对一个为女子而死的尾生都是相当佩服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缠足现象才开始出现，而女人的脚普遍地遭殃则是更加晚近的事。

据专家研究，将女子的脚从小就束住不让发育的恶习，实在与中国男子（主要是士大夫）畸形的性心理有关，裹足之后，一来女人的臀部会变得格外的大，二来会使女人的小脚变成男人眼里的别一种“性器官”。在明清文人的浅酌低唱中，关于三寸金莲的描绘比比皆是，在秦楼楚馆，玩小脚几乎成为玩女人的代名词。士大夫将才华过多地用在女人身上，也过多地花在小脚上。中国女人用身体残损扭曲，满足了士人的变态性欲。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蓄辫和缠足风俗受到了西方人最猛烈的嘲笑和抨击，在两者之间，蓄辫事关清朝“国体”，受的抨击稍显含蓄，而缠足由于其不人道，所受的攻击尤其多。在康有为组织不缠足会之前，西方教会已经对此开展了持续的攻击和责难。面对西方人的嘲笑和抨击，中国士人明显地感到尴尬与难堪。尽管打教揭帖对教会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挑衅都予以回击，但却找不到一份揭帖提及缠足和教会对这种风俗的抨击。看起来，士人们是在有意回避这个难堪的事，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毕竟还在起作用，使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为这种残忍行为张目。如果对西方怀有极大敌意的士人都如此，那么那些与西方有过接触并对西方心存敬慕的士人对此事的心态可想而知。

先进的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不肯承认中国人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土人”“野蛮人”，但又无法解释缠足这种陋习，或者说缠足使他们丢脸。因为这成了西方人证明中国人在人种和文化上低劣的一个证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进士人会如此急切地发起不缠足运动，他们是急于抹掉这一中国人的耻辱。他们似乎有些夸张地将不缠足视为改善中国人人种的一个必要手段，从而，不缠足就与“保教”“保种”的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把办报与办会当作一种干政的手段，但是，他们以及一大批先进士人的不懈努力，还是借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启蒙，正是有了这场启蒙，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经过短暂的倒向运行，毕竟还是能沿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