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之大，甚至在数十年之后仍能感觉得到。身临其境的中国士人，一时竟有“世运大变”，“河山易色”之慨。类似秋瑾女士的“铜驼之叹”，那时是士大夫很平常的感喟。《马关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以来战败蒙耻的最高纪录：赔款最多，两万万两，割地最广（此前中俄之间的割地多为荒无人烟之地，故影响不大，此处系指影响及震动而言的）。中国人从前对日本的轻蔑与今日战败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极大地刺激了从皇帝太后到贩夫走卒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最初的反应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初，中国人盲目乐观的很多，仗还没怎么打，已经传出了一连串“倭人大败”的“捷报”，或是“击杀倭寇两千”，或是“击沉倭舰无数”。在此之前，中法战争有冯子材谅山之捷，又有左宗棠收复新疆，扑灭有俄国背景的阿柏古叛乱的胜利，中国士人对自家的自信又有所回升。在战前，中国士人普遍对日本实力估计偏低，两位“日本通”张佩纶和邓承修把日本说得“外无战将，内无谋臣”，“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而且“船舰半皆朽败”。简直一无是处，不堪一击。对一向不起眼的日本的挑衅，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是不自量力的狂愚。曾在日本当过领事的郑孝胥当时有一段议论很有代表性：
论时事者，多咎中国于越南、缅甸、琉球皆拱手以奉敌，是以致今日朝鲜之衅。余语之曰，此非中国之失计也。方同治初，赭寇甫平，捻匪未定，当是时，中国若大病之后，仅而能起，而遂竭天下之力从事于天山南北，八年而后克收。自常人观之，盖可谓不急之务矣。迄今二十余岁，海内粗息。而于越南、缅甸、琉球诸役，皆包羞忍耻，甘万国之讥笑而不轻发，以视新疆之役，独何劣耶？然则庙堂之谋，其豫见俄罗斯之必为吾害，斯其养力蓄虑以待北境之发难，昭昭然矣。故朝鲜之衅，夫人知其将启；而自日本启之，则日本之狂愚不可救也。
可惜，日本于此时狂则狂矣，愚却未必。舰船吨位占世界第三位的中国海军和前一段表现似乎还差强人意的中国湘淮军，居然是这样的不中用，以致中国士人大跌眼镜。
当战败的消息被证实之后，恰好齐集北京会试的举子原来的盲目乐观顿时化为一腔怨愤。较为清醒和有见识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抓住机会，导演激愤的举子们上演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先是由梁启超带头广东举人的联名上书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各省举子上书，害得都察院应接不暇，慌乱不堪。而后又趁热打铁，奔走联络，竟集十八省举人于明代著名忠臣杨继盛故居松筠庵，大开其会。康有为怀一腔悲愤，秉烛达旦，起草了一份呼吁全面改革的上皇帝万言书。群情激愤的各省举子多数人可能连上书看都没看就在上面签了名。这次“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实为清朝前所未有之举，再往上推，也就是东汉太学生干过类似的事。如果没有朝野上下激愤欲狂的情绪，这种局面无疑是不会出现的。在康有为他们上书的同时，各地官吏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坚持抗战。刘坤一、张之洞也连发电奏，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甚至声称如果因迁都再战误了大局，请杀他的头“以谢天下”。当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郑孝胥甚至给张出主意，让他花钱收买刺客刺杀主持和议之人，张居然“极首肯”（当然没动手）。甲午战时，李鸿章曾受褫夺黄马褂的处分，“其时京内文昌馆演水斗（《水漫金山》。笔者注），苏丑杨鸣玉去（饰）水族龟形丞相，传令：‘娘娘法旨：虾将鱼兵，往攻金山寺！’适有氅形大将穿黄褂，杨临机讽刺，令其奋勇当先，喝曰：‘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于是堂坐听众皆大声叫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绪。
没有参与战事的士人们如此激愤不平，而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乃至统治中国的西太后心情也不会很好受。过去我们总喜欢将晚清一次次对外战争中的朝野上下分成主战主和的两派，就像民间戏曲小说里的忠奸斗争一样，实际情况显然不会这样简单。至少，李鸿章虽说签了《马关条约》，但他的心情肯定不好受，不然不会而后出使俄国，途经马关而坚决不肯上岸。西太后后来与刘坤一讲：“（在甲午时）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战事糜烂之际，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召进宫，据他的观察，光绪帝是“词气尚能镇定”，而西太后则“忧愤形于辞色”。如果把这种臣子委婉用语翻译一下，与“母子对哭”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后来论史者，有些人出于同情光绪，把西太后说得像陈叔宝、阿斗一样“全无心肝”，显然，这并非事实，也不合情理。西太后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纵使人品再坏，也不太可能对亡国的危机毫无感觉。
与最高统治者这种新亭之泣相对应，社会上低迷凄凉的悲愤与失败情绪开始弥漫。岭南诗人黄节，悲愤地写下“草木犹春荣，世运何大异！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的诗句。后来武昌起义的名人蔡济民的父亲蔡香圃，当时在乡间做私塾的教书先生，马关签约之后，也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的泣血之句。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记仅寥寥数语：“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后此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半日之后，又记数语：“日本约款已于昨日如期互换，‘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斯之谓欤！”忧虑、无望、抑郁之情，溢于言表。郑孝胥闻马关和约已被批准，“乃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士人出身下海唱戏的汪笑依，干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愤倾泻，他当时到大连演戏，触景生情，“其演哭祖庙，‘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无论是长歌当哭，还是以诗泄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之神已经在叩门了。士人苟且偷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头。
痛定思痛
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廷奸臣卖国所致。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来到了。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真的转过来，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感到中国非有点变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后的戊戌老人（指参加变法而言）张元济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时为解放初。笔者注），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诗酒酬唱，而是议朝政，谈改革，当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七嘴八舌本身也营造了一种求变的气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热衷于探求究竟，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身到钻研西学上去。年少通经史，文极古藻，以“怪八股”著称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后“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致力西学。后来以小说暴得大名的曾朴，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赏识。然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使他“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为匡时救世的要图”。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那时年纪还小，不过也算是读书人了。他童年的好朋友张宗祥回忆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指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笔者注）。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政等书。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两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
在这种对西学的渴求之中，原来鲜有问津的广学会的译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兴：“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著效验。洎乎近岁（甲午年。笔者注），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才售出价值八百余元的书，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两千余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余，达到五千余元。1897年为一万两千余元，到戊戌变法的当口，则为一万八千余元。而且，广学会的书在这一阶段还被大量地盗版翻刻，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显然，买书的并非对传教士感兴趣，他们让传教士发财，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译成汉语的西书。
值得注意的一个苗头是，洋务系统的某些人开始关注西洋人文和历史，不再把目光只局限在声光化电或者至多看点万国公法。招商局的上层职员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部由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在令人难忘的1895年，张之洞主动捐银一千元，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译出后，又资助三千元助其印刷。可见他想要看到这类书的急切心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贯中西的通人也开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严复以漂亮的桐城笔法，着手翻译《天演论》和《法意》等西学名著。中国人终于能看到了出自自己人之手的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经典。
另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有些士人开始弃仕从商，由为国家求富的着眼点，投身近代工业。最著名的是两个状元办厂。一为南通的张謇，一为苏州的陆润庠。张謇很明确地把他的此举与甲午刺激联系起来：“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即甲午战争。笔者注）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自计已决，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