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刻度。教科书上讲，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加深，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深化为资本输出。但是，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不啻是晴天霹雳。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告诉中国人，狼真的来了，中国真的要亡了。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无论从综合国力的对比，还是从两国军队的实力来看，中国注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双方一交兵，中国却一败再败，从平壤失守到旅顺沦陷，从黄海海战到刘公岛丧师，中国军队连一场足以挽回面子的小仗也没有赢过。外国人评论说，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居然手上一点可资讨价还价的资本都没有，幸亏日本浪人向他开了一枪，总算有了点说话的本钱。

从前，中国人也接二连三地失败，被洋鬼子打得很痛，但那是来自从来不摸底细，开始连方位都搞不清的西洋人，虽说输了，但似乎还不算冤。但是这一次，我们却输给了一个一向为我们所看不起的岛夷倭寇，一个从来都为我们所熟悉，并总是向我们学习的近邻小国，而且输得很惨，惨到了连“大清”龙兴之地都要割让的地步。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甲午惨败使得西方人更加看不起中国人，刺激了他们想要瓜分中国的贪欲。

中国人这次丢了面子，而且丢得很狼狈。

中国人在感到羞愧的同时更加被一种巨大的恐慌所笼罩。恐慌不仅弥漫了整个士林，而且渐渐感染到了一般老百姓。到19世纪最后两年，这种恐慌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相伴而生的是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

相当多的中国人没有被恐慌罩住，痛定思痛，他们开始思索为什么。答案似乎简单得令人质疑：学习西方或者否。学则强，不学少学则弱。

长期曲高和寡的先觉者陡然之间吃香走红；长期乏人问津的西学译著猛然变得洛阳纸贵，人们睁大眼睛，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西学通。在急于见功的人们中，学习日本迅速成为时尚，一是想知道日本何以会变得强大（学习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二是想通过日本的中介学习西方（学西语之难，令大家不耐烦）。西学之渐同时，又有了东学（日本）之渐。挨打的人马上俯过身来向打人者求教，气固然未必咽得下，卧薪尝胆的志气还是有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理性地看待现实，一些士人在激愤之余竟还是抱着把鬼子赶出去的幻想，以“礼失求诸野”之心，转而向文化下层寻求助力，指望下层民众和他们的神道与巫术可以遏制亡国的进程。

各种的求新，各种的守旧，各种的爱国，各种的绝望，各种的苟且，各种的抗争，五光十色，在亡国危机的激发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世纪末中国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