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之乱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了，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帮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的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了。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吴大帝的晚年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动乱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决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伟人的影子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常用以讽刺那些突然走到生活的舞台中央，当上了大角色的小人物。
三国后期，等到廖化上场，诸葛亮治下的西蜀，确实是强弩之末，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已经再物色不到了。这也说明诸葛亮尽管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但他未能为蜀国准备足够的人才，这是他的极大失策。一直到死的那天夜里，他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最后只好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于是，姜维就继承丞相的遗志，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中原。
其实廖化这个先锋，是位很有头脑的军人，他对姜维的屡次三番的无效进攻，劳民伤财，将士离心，国力凋敝，是有他的不同看法的："兵不战，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说实在的，不仅在战场上，即使在生活中，也很害怕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明知不行，还要充行。作家就是作家，不一定非要当作家老爷，非要别人供着你，向你顶礼膜拜。假如你真正令人敬服，也还罢了，而实际上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就要闹笑话。所以岂止姜维在军事上的盲目进攻呢！生活里，文坛上，这等失去自我感觉的人，几乎到处可见的。
但诸葛亮将兵书传给姜维，多少也是看中他能延续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北伐路线的坚定意志上。这也是所有伟人必定要安排的身后事，必定要找一个能一以贯之的接班人。但他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北伐时，有赵云、黄忠、魏延这些名将，和蜀中精锐部队，可姜维来当指挥官时，只有廖化可供驱使，兵员已因多年征战，疲惫不堪，怎能像他撰写前后《出师表》那时的庞大阵势呢？今昔对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一个伟人，便是一个时代。当这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影子，还长长地笼罩着这个国家，始终摆脱不了。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好事，后来人可顺着伟人走过的足迹，继续向前。但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来讲，又绝不是一件太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生活进程如长江之水天上来，不会停留在伟人死亡的那一天，永远定格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而日新月异的形势，无论如何，已是后来人面对着的课题，亡灵是再也不能指望的了。
对于西蜀来讲，诸葛亮的时代，随着他的去世已经结束。如果看不到魏蜀吴三国的变化，持续兴兵伐魏，继承诸葛亮的衣钵，做妄想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梦，那就是在自取灭亡了。
当时魏国由于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权力更迭，自顾不暇，而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姜维本应一改诸葛亮的极武黩征的政策，厉兵秣马；筑垒构防，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或许在邓艾、钟会征蜀时，不至于一败涂地，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谯周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谏阻过北伐，现在又著《仇国论》，就是要改变这种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政策，但悲剧在于谁也走不出诸葛亮的影子，明知此路不通，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手下名将魏延的嫉妒情结，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
应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就值得商榷了。他事实上并未打过大仗，有名的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的，他当时在场也是一个盟军方面的观察员而已。他本人，除了七擒孟获外，也没有打过太大的胜仗，因此说他是一个理论大于实践的军事家，比较符合他的实际。
所以，他和马谡在兵法上特别谈得来，都是习惯于脱离实际的沙盘作业，执拗于本本主义的共同心声。后来，街亭失守，马谡砍了头，孔明挥泪的同时，竟无一点自省，这就是伟人的固执了。
其实，他刚出山时，魏、吴尚不成气候，汉末大乱犹未定局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确立的建国大纲，正如崔浩所论，龟缩到四川盆地，实在不很可取，然后就是频繁发动北伐，十余年，未建寸土之功，却耗尽了蜀国的实力。阿斗是个一代更不如一代的皇帝，哪有更改相父策略的胆量，连对北伐提个意见，还给驳了回来。阿斗当皇帝以后，独有这句不赞成相父北伐的话，是说对了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傀儡，如他说话算数，制止北伐计划，修边固防，诸葛亮不会积劳成疾，西蜀也许不会很快亡国。但生活在诸葛亮影子里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仍是一个有诸葛亮的蜀国，在国策上了无改变，只好在伟人的影子下，一条道走到黑了。
有的伟人的悲剧，止于他死而止；有的伟人的悲剧，如果像影子似的总不消失的话，势必会阻滞历史滚动的车轮，而造成更严重的不幸后果。所以，当蜀国有人意识到这条伟人的路，应该改弦更张的时候，邓艾、钟会的大军，已浩浩荡荡地逼近国门，并势如破竹直杀成都而来，即使把诸葛亮的儿孙都请出来，也救不了灭亡的命运了。
蜀事之败，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是不能辞其咎的，但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伟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所以，伟人的影子拖得太长，总不是一件好事。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这似乎是曹操作恶的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后代替他承受。中国人特别崇尚报应，越是没有办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国人，也越是相信这种报应，寄托于这种报应，图那一刹那间的痛快。所以特别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随后仿效，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有形式的变，而无内容的变，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延续了几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和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却并非随着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
历史这面镜子
人是感情的动物，世界上一切人类的活动，无不是由于人类感情所催发而生成的。所以，爱的感情，是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恨的感情，同样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恶的一种强烈表现形式，正如爱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样。恨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乖戾悖谬，阴刻卑劣，残忍险毒，暴虐严酷，一直到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疯狂报复，人性丧失。是由于人类先天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几乎属于本能的排斥异己的垄断心理，与后天的社会不公正，人类不平等以及正义、邪恶、良知、罪行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严重冲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逐步形成的。
作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宗室、后妃、储子，下至将相、官僚、吏属、衙役，这些人在对付被统治者的反抗时，常常由于集团利益，能够惊人地保持一致，但在统治集团之间，因实力的强弱，地盘的大小，权益的多寡，利害的轻重，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则表现在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上。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就叫权术。而对于权力层面的人物来讲，权术，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手段。也是人性恶的一种展现方式，《三国演义》一书，就是一本讲权术的书。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盖下的本非良善的结契，到最后邓艾、钟会的二士争功，死于非命为止，贯彻始终的无不是人性恶的表演。恶，推动着"合久必分"，同样是恶，又促进了"分久必合"。
由于恶，在这同一战场上，魏延、杨仪在前，邓艾、钟会在后，演出了情节故事，矛盾冲突大同小异的火并的悲剧，毫无疑问，是导演这出戏的诸葛亮和司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恶的本质，驱使他们产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厮杀的仇恨。但也应该看到，同样由于恶，在毫不容情地加速着魏亡、蜀灭、吴降的进度，使时代跨入一个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于是，善善恶恶，爱爱仇仇，就是人类感情活动的全部内容。
正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和恨，善和恶的推动，使社会的变化加快，使人类的竞争加剧。于是，聪明才智的超常发挥，精神世界的飞跃升华，便成为可能。
所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上天安排，英雄多生于乱世，而是乱世能创造更多的磨炼机会，以及可以脱颖而出的机遇。太平盛世，按部就班，长幼有序，循规蹈矩，英雄就不大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无用武之地，也就显不出盖世英雄。所以，由治到乱，或者由乱到治的过程，总是人才辈出的时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三国这段九十六年的历史时期内，得到最充分的论证。
自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于是干戈四起，烽火不止，此其时也，诸侯蜂拥而动，豪杰不安于位，正是风云变幻，群英际会的良机。董卓跋扈，吕布骁勇；曹操枭雄，刘备韬晦；袁氏兄弟，逐鹿中原；荆州刘表，举足轻重；江东孙氏，虎踞龙蟠；诸葛孔明，定计三分，俱是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乃至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鲁肃、周瑜、吕蒙、程普，张辽、乐进、于禁、许褚等武将，到徐庶、庞统、法正、谯周，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张昭、顾雍、诸葛瑾等文臣，称得上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才演出了精彩千古的三国英雄会。
等到魏、吴、蜀立国称帝以后，基本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司马懿、陆逊、魏延这类杰出人物出现于国与国之较量中，但叱咤风云者，已寥若晨星矣！到了三国末期，也就只有邓艾、钟会差可比拟。至于蜀之姜维、吴之诸葛恪则更是等而下之了。
这也可以说明人才成长的一个总规律，战争（从政治、军事、经济，当然还要包括各式各样的厮杀较量）是启动才智产生链式反应的最有效的起爆器。
所以，《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从第一回汉光和七年（174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事写起，洋洋洒洒，到最后的第一百二十回晋咸宁六年（280年）、太康元年（280年）吴主孙皓降晋为止，以七十余万字，把魏、蜀、吴三国兴亡盛衰的九十六年间纷繁复杂的事件，数以千计的人物，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要言不烦，精彩纷呈，确实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部辉煌的作品。
因为中国人有记载历史的悠久文化，也有演义历史的古老传统。这部书就是融正史记载和民间演义于一体的杰作。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考察，再比不上这部书，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历史启发了。所以，在明清，这部《三国演义》，又被称之为"第一才子书"，可见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是记录了三国这样一个特别生动深刻、复杂丰富年代里的历史小说。因此，无论什么时代来读，无论什么社会体制下读，更无论什么人来读，都会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这部小说中无数人物的感情世界，生存空间，命运走向，人生历程，都能供后来人参照，并从中获得启示。
爱和恨的感情，构成了历史，遂像一面镜子，供后人借鉴。
甚至到结束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人物，那个残酷的暴君孙皓，是如何令人发指地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再返回本书第一回汉末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陈尸遍野，饿殍千里的年代，似乎也就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的写照。在这几乎是数千年中国人命运的微缩篇章里，读书的人难道还会得不到生存奋斗的启示么？
三千弱水，取一瓢饮，这部积累了几乎是中国人全部智慧的《三国演义》，即或是一鳞半爪，也是一种生存的学问。在认识人生，体味人生，奋斗人生，改变人生的过程中，能使我们稍稍聪明一点的话，不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么！
三国的人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
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倒都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第一，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第二，官员贪黩，朝政腐败；第三，奸佞握权，虎狼当道；第四，恶行猖獗，昏天黑地。然后，黄巾遍野，赤地千里，诸侯蜂起，乱世攘争；然后，三国鼎立，征战不止，山河分裂，将近百年。
凡分裂，必定有战争，凡战争，必定要死人。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概况。
曹操在一首题名《蒿里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为晋，中原统一，老百姓总算摆脱战争阴影。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0，000，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0，000。
这一百年的仗打下来，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中国人为分裂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章太炎评曹操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都赞叹过的，"东临碣石有遗篇"，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丢人现眼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民国大学者章太炎，也是一个最铁杆的拥曹派，曾作《魏武帝颂》，赞扬备至。"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师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加以恭俭，申以廉谨。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警。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繁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所以承炎汉之，握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锋之锐，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气之刚，不宠贿以耍大政……"这样一篇朗朗上口的四六文章，对曹操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公允的。
对曹操的评价，因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异，低者，视为奸雄，中者，视为枭雄，高者，视为英雄。
《薤露》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二百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的。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的。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火，烧了三个月也不灭的气势，可能差一点点。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董卓杀富户，徙贫民，富者获死于非罪，贫者瘐毙于徙途，即或幸免者，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于是，河洛一片焦土，赤县千里，夷为平地，数劫不覆。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得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而社会不能抑制不住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无奈苍天
《三国演义》一开头，灵帝建宁二年，温德殿屋梁上掉下一条青蛇，接着大雷大雨，坏却房屋无数。建宁四年，洛阳地震，海水倒灌。光和元年，雌鸡化雄，六月，黑气十余丈，七月，有虹现于玉堂……灵帝慌了，忙问这些灾异说明什么问题。大臣认为，这是上天不高兴的表示。
东汉王朝衰落的末期，灵帝昏庸，宦官操纵，政治黑暗，浊吏横行，大兴冤狱，民不聊生，灾厄频频，哀鸿遍野。御史们就以冰雹地震，房倒屋坍，狂风海啸，宫殿毁坏等灾异现象，以此证明连老天爷都容忍不了，这就是所谓上天示儆，要统治者改邪归正。其实，灾害从来如此，只不过由于老百姓忍无可忍以后的微弱抗议，统治者听不进去，才借助于天象来表达这种愤怒。坐在龙椅上的统治者，才不在乎什么天象呢？越是日暮途穷，越是倒行逆施，也越是加紧镇压。被统治者在高压统治下，任人刀俎，无力推翻，天神崇拜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可怜的老百姓就更寄希望于老天爷来收拾了。
然而，苍天对这些昏君，暴君，根本是无可奈何的。即使真的降下什么天塌地陷的灾难，住在金銮殿里的皇帝，除非革命者的刀枪，架在他的脖子上，他是一点罪也挨不到的。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自己嘛！
可这是历代中国人在黑暗统治下，唯一能够自慰的办法，这些制造老百姓苦难的皇帝，等老天爷收拾。还幻想着今天不惩罚这个坏蛋皇帝，明天也会把他送到绞刑架上的。正是这种容易苟安现实，容易自我安慰的国民性，才使得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而落后于世界的进展吧！
蔡邕与董卓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他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推下去杀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物，杀头的蔡邕，也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
或许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气量较小的王允，对这样一位风头太足的人物，肯定是会在心底里骂娘的，这种同类间由歧异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假设董卓也有一点文艺细胞，能写得几句歪诗，几笔孬字，还自费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之类，就怕也会像王允这样鼠肚鸡肠了。
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到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捣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左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这个杀人如毛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辄令邕鼓琴赞事。"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束，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寡妇心态的话。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毫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鞍前马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治蔡邕罪时，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马日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舞台。
董卓烧洛阳
董卓是一个地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被何进一纸公文招来东都洛阳，就注定这个城市的毁灭。有句成语，叫做"引狼入室"，就是这个意思了。国舅何进本意是想借助外力，来削除异己，但没想到连自己的小命，也保不住。
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山东诸侯对于董卓来说，还是不可轻视的敌对力量。所以，李儒建议迁都洛阳，留一块骨头让那些诸侯们争夺，自己远避到长安去。这主意，一石二鸟，一拍即合，立刻采纳，西去长安。董卓自然不会把洛阳完整地留给他的敌人，在报复心理的恶性发作下，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贼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廷，尽为焦土"。
董卓火烧洛阳，汉王朝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
等到孙坚逼进洛阳时，"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连后来曹操提起此事，还感伤不已的。"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东汉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恶是一种很容易流行起来的社会病，尤其在一种官方提倡的情势下，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恶就变得不可遏止，益发猖獗。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对于犹太人，从开始的歧视、迫害、虐杀，后来演变到集中营、焚尸炉，到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到灭绝整个民族的法西斯兽行，参与种族灭绝的刽子手，固然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争罪犯，穷凶极恶的党卫军。但德意志民族就不负一点责任吗？那些被鼓噪起来的群众，那些狂热蜂拥的青年，那些向犹太人的铺子扔石头，砸玻璃的居民，那些检举密报，给涂上黄星的犹太人施虐的街坊，不也起到大屠杀的帮凶作用吗？
当整个社会处于恶的流行病中，并不特别具有恶棍性质的普通人，也难免要受到传染的一面。如果大家都清醒，董卓一个人是烧不掉洛阳的，以此类推的话，许多付出沉痛代价的后果，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