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称帝
曹操一生未称帝，死前不久，孙权因为夺荆州、杀关羽，与蜀交恶，不得不向曹操示好。遣使上书，建议他"早正大位"，曹操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用以说明曹操一生不敢染指皇帝二字的心态。
其实，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前车之鉴，使他不敢登上这个王位罢了。
汉献帝刘彻这一生，过得十分窝囊，先是董卓擅权，后是曹操当国，他只是一个傀儡，见到董卓也好，见到曹操也好，都如芒刺在背，战栗不安的。但话说回来，他若无董卓，当不上皇帝，若无曹操，说不定他被那几个兵匪头子李傕、郭汜之流，结果了性命，也有可能的。可是，江山坐稳了，大权旁落，便不甘心做一个符号式的统治者，成为曹操手下的一个高级俘虏了。于是，便要搞复辟了。这也是历史上所有失去王位和虚有王位的人，忍不住要尝试的一种危险游戏。
最高权力，也是最高的欲望和诱惑，对汉献帝来说，当然想完整地得到它，而旧政权的维护者，前如受衣带诏的董承、王子服，和伏完、穆顺之辈，后如许都暴乱的耿纪、韦晃之流，他们甚至要比刘彻更热衷于推翻曹操的统治。因为皇帝作为一个高级俘虏，尚可得到优礼有加的待遇，而等而下之的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则是明日黄花，自然连做梦也想恢复失去的王国，因而这些丢失得更多更多的臣下，复辟之心，甚于帝王，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拥有最高权力，却又不是九五之尊的曹操，对于任何觊觎这份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总是格杀勿论，疯狂镇压的。正因为他自己无法得到这份崇尊之位，别人想得到，他一定是要与之拼命的。
因此，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矛盾的。正如他给行军时拟的口令"鸡肋"一样，吃，吃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女儿曹节下嫁给汉献帝，除了政治上的笼络外，不能说曹操对于这个尽管是符号的皇帝，未必敢太不恭敬。但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每日朝见，履行一个臣子的义务。
一方面，他不断地在诗文中表露自己，如在"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虽是对于周公的褒扬，实际也是在自况；如在"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中，对于西伯始终以臣事殷的赞美，其实也是在自我表扬。另一方面，却又根本不把比自己小26岁的献帝放在眼里，动不动跑去发一通脾气。吓得刘彻战战兢兢，向他恳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那意思说，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得了。
尽管汉献帝拱手要把这个皇帝位置让给他，恨不能请他曹操马上履位，但他始终不称帝，只为王，这是他诛黄巾起兵以来数十年的既定方针。后来人称他为奸雄，曹操一生，最奸之举，莫过于不夺帝位，而拥帝权，既捞取名声，又得到实惠了。
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得很透彻。"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不当，谁也别妄想。
如果他要当皇帝的话，从山东进军洛阳时就可以把献帝废了。曹操一辈子不敢行此事，就因为有董卓的例子在。他知道，在汉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他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得天应人些。他若废帝自立，第一，诸侯会联合起来反对他；第二，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然而，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贴。这就是他所比喻的炉火，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谋远略。一旦他登上帝位，这些人马上会成为他的对立面。尽管他杀掉了这个阶层的许多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但整个阶层，他是不敢小视的。其实，他未必不想过一过皇帝瘾，可是一看手下的首席谋士，最忠心耿耿的荀彧、荀攸叔侄，连他称王都持反对态度，他只好抑制这个欲望，因此，谁要是碰他这个痛处，绝对是严惩不贷的。
通常，人到了晚年，慢慢地失去自我感觉，便要糊涂昏聩，贪大树功，倒行逆施，期求不朽，终于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所以，孙权拍他马屁，要他即位承大统，他一笑拒之。而一直保持清醒到最后一刻，确实是不容易的。
但到了他儿子曹丕手里，新的一代人，对于汉王朝往日的威仪，已不在话下，只是死狗一条。与其辅主为臣，不如篡汉自立。在诸侯大部顺服，士族基本归心的客观情势下，旧的君臣框架，已成形式，汉祚的延续，根本毫无意义，所以取而代之，也是历史的必然。若是无曹操数十年的营造，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士族阶层，由仕汉的大多数，蜕变为仕魏的大多数，曹丕是无法坐上皇帝之位，而圆了他父亲一生未做成的梦。
因此，那些攫取权力的人，若是欲望超过了罔顾现实状况的程度，冷静下来，有曹操的一份清醒，也许不至于碰壁。
大江东去
清赵翼《论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明了人世更迭，新陈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历史趋势。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别人当然很想了解这位老将军的实际战斗力，结果，胃口还算不错，只是"一饭三遗矢"，就让人有些扫兴了。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黄忠以为自己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偏要上阵，终于以战死沙场了此一生。
刘备那里，不把小小陆逊放在眼里，认为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栽在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谁知恰恰是这个年轻人，使他命丧白帝，再也不能活着回他的西蜀了。
长江从他身旁悄然流过，他根本没有想到，历史从来就是这样无情地更迭着的，不管你曾经多么辉煌，多么伟大，总有告别舞台的一天。
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但使蜀国的战斗力丧亡殆尽，也使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一支占优势的军队，败在实力并不强的对手名下，这在战争史上并不算新鲜。但像刘备这样，拱手帮陆逊把功劳章戴上，为他创造克敌制胜的便利条件，可以说是罕见的。
这场战争本来是应该避免的，但既然挑起了这场战火，那就不能感情用事，要按照战争规律，认真对待敌人。"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也。"这点已是书本上的属于abc性质的常识，陆逊、曹丕、诸葛亮一看便晓，独独刘备这位以为自己是老用兵的指挥家，却似乎茫然无知。
这是十分奇怪的。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倘非刘备是军事指挥上的低能儿外，那就是他已经衰老了，只有脑筋僵化的老人，才有可能陷入愚不可拔的偏执狂的病态之中，一叶障目，几无理智可言了。
张飞也是这样，他的黄金时代基本上结束了。一个人，缺乏最起码的灵活和应变的能力，就是老之将至的时候了。他的死，固然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是西蜀政治、军事由盛而衰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实他的军阀主义，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无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张飞也不至于暴虐无度，逼使下属生出杀帅之心。如果能像长坂坡前那样机智，像战严颜那样生龙活虎，换一种思路考虑问题，也未必能酿成这种杀帅的恶性事故。
如果说，西蜀之败，始于关羽之自大倨傲，丢掉了半壁江山，是不为错的。当刘备取得益州、汉中后，是西蜀形势最好时期。东有荆州之固，北有汉中之防，益州天府之国，物产富饶，钱粮丰足，本是可文治武备，养精蓄锐之地。但是，一错再错，无可挽救，大好形势，付之东流，从此只能龟缩于川中苟安了。
任何事业，大莫大于治国，小莫小于齐身，道理是一样的。循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之际，千万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慎重从事，小心经营，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轻举妄动，招致不必要的挫折。反之，若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是谁也难以避免之事，切莫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而应及时自拔，承认小败才不会导致大败，否则会加速度地走向一败涂地的结局。
西蜀刘备大举伐吴的失败，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一支军队（也包括任何处于对立双方中一方）往往不是先被敌人攻克，而是在自败以后，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才让人家吞吃掉的。而思想的老化，僵化，偏执，保守，更是容易伏下败笔的原因。
堡垒从内部攻破，陆逊懂得这个道理，按兵不动，他等待着刘备的帮忙。果然，蜀军违反军事常识，迁移到"包原隰险阻"地区结营。年轻人这才发动进攻，取得了对西蜀歼灭性的胜利效果。因此，也无妨说，陆逊的功劳有刘备的一半，不算言过其实。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皆是伏枥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
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才有孔夫子在川上的一番"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曹操去世，标志着他那一代人的结束。
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不管过去如何，应该看到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不要恋栈不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装，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刘备泪洒白帝城
孔明作八阵图，至今犹有遗址，不过，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就永沉江底了。
究竟是真的遗址，还是后人牵强附会，但总是有年头的景观，也就有其价值，想来该是要设法保存的了。
这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怪荒谬，无稽不经之谈，是最符合中国老百姓信天信命的唯心论观点的。一切归之曰不可知和不可为，于是也就无须任何付诸反抗的行动，甚至连反抗之心都不需要了。诸葛亮既然知道未来有个东吴大将陷入阵中而束手就擒，为什么就不知道他的岳父，会指点迷津呢？既然算出将来刘备会有走投无路的厄运，预先埋伏下十万潜兵等候，那干吗眼看西蜀从此一蹶不振呢？孔明一定要回答，这是天数已定，无可逆反的事情。既然一切均在料中，那何必不躬耕南阳，又要出山呢？如果这也是命数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用乱石堆起这个八阵图呢？
刘备已经再无颜回到蜀中去了，仇未报，恨未雪，折兵损将，败师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于是，这八阵图，为彻底失败，找回来一点面子。
若从三顾茅庐那份求贤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诚来看，刘备是不应该有此次大举伐吴之事。即使退一万步，如此重大战役，至少不应该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排斥，而诸葛亮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听任刘备意气用事。
因此，司马徽曾说诸葛亮辅刘备是"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话，实际倒应该是"虽得其时，不得其主"，更准确些。这一主一臣，看似最佳搭档，其实也是貌合神离，何况还有关羽、张飞几乎半个主子身份的人，介入其中，使问题越发地复杂化呢？
三国纷争，自然是英雄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诸葛亮所以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非时之罪，乃主之过也。刘备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对于诸葛亮并非虚怀若谷，言听计从，实质上是相悖而行的。加之儒家提倡的近乎愚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败。
托孤时，刘备说的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番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了他未能使诸葛亮发挥他安邦定国，终成大业的才干，以至于有今天之结局；二当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辅他一样地，辅他的继承人阿斗。而成都为王之说，不过是把握了诸葛亮的忠诚，一方面是激他益发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先封死他的这种连万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想法罢了。人称刘备枭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蜀之败，实乃关羽启其端，刘备承其后，祸由己出，无怪于天；诸葛亮空有补天之才，而不得施展，坐待其毙，这一切，与时遇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的。
最后，他说："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此时，明白了，清醒了，也悔之晚矣！不过，总算刘备有了一份觉悟，这个句号，还应该算是画得圆的。比起那些死也不认错的人，躺在棺材里被后人数落，要强得多了。
李卓吾的非议
《三国演义》是一部从话本形式，也就是从历代说书人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小说，因此这部名著仍保留着原来作为说唱艺术的许多特色。所以，书中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人情世故，天文地理，神妖鬼怪，轶事遗闻，纯粹是为了满足书场里的听众，主要是平头百姓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才不近合理充斥于篇幅之中，而使人产生枝蔓横生之感。
到了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正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蛮荒夷域的机会，从八十七回，一直到九十一回，用相当于《三国演义》这部书的重头戏"赤壁之战"的宏大篇幅，来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
诸葛亮始终把魏延看作敌人，至少也是异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个老百姓，存偏见，顶多自己吃亏，但一个领导，以成见看人，形而上，唯心论，不但害人，还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再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想步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
他这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使他进攻奏效的计谋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至今被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于所有动心眼的人，视作一部简明教科书。这部书中，有许多成功的计谋，也有许多失败的计谋。还有一些未待实现，便胎死腹中的计谋，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袭关中的飞兵之计。
可惜，这个计谋不是孔明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得意门生马谡向他建议的，而是他所不喜欢的魏延向他进言的，我想他当时听了，一定怦然心动，但是，正因为是感情上的拒绝，这个飞兵之计，被诸葛亮枪毙，胎死腹中。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他一生用兵谨慎，这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行险。其实，空城计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袭长安，要险得多多。后来，司马懿对张郃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所以，司马懿要是蜀方主帅的话，一定会采用魏延的主意，可见诸葛亮之不肯采纳飞兵之计，确实是一次严重失误了。
说到底，战争，能不冒一点风险嘛！
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将她掐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却认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刘备这个人，才质平庸，但对马谡的看法，事实验证他是对的。因此，他赏识魏延，委以重任，决不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赖之处的。
诸葛亮所以对马谡"深加器异"，就因为马谡好纸上谈兵，能顺从他的意旨，而对魏延一直持怀疑和仇视的态度，动不动就要把魏延推出斩首。说穿了，就是魏延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国志》载："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看来他们帅、将之间的矛盾，早就相当地尖锐了。所以，诸葛亮在上方谷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时，这位主帅，甚至想把魏延也一并火葬的。
由此可见，有才能的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复杂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变化，坏可能变好，好可能变坏的方面，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后，好，便永远的好，坏，便永远的坏，直到盖棺论定，这是二；被否定评价的人，无论怎样好自为之，也扭转不了已经定型了的观点，这是三；于是最后，整个社会形成的极端化趋向，有形无形地迫使着这个人无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远。当重新审读历史上魏延这个人物，难道，能说诸葛亮毫无失当之处吗？他对魏延不变的看法就正确吗？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绝对相信自己的圣明，大家也恭维他的圣明，那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于他的过分视部属为敌，他的狭隘，无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难分好歹。所以，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安排，就促使魏延生变作乱。本来战斗力已很疲软的蜀国军队，至此，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魏延之乱，始于诸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魏延这样一个有军事头脑，有实战经验，有胆有谋的强将，对这个不以他的尊严为念，具有挑战意味的部属，诸葛亮的感情虽然表现得特别地隐晦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内心世界却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以一支弱势的军队，要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次战机，除了感情的拒绝外，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
大树底下不长草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蜀能建国称帝，在三分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也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玩敌人于股掌之上的从容。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这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败局的命运。对一个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起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国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国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都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综、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得其所用，是制胜之一道。人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拥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由于缺乏群众观点，肯定事必躬亲，而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搁置摈弃。蜀中干部，青黄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着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确也是事实。但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简直无法比拟。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这也是大树下不长青草的定律。他一人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恹恹地无生气了。
诸葛亮英明自信和事必躬亲，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积极性，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司马懿对于西蜀之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只需要研究诸葛亮一个人就行了。但对于东吴的真实意图，却未可尽知。甚至周鲂的伪降，也疑信参半，因为不可能全盘掌握东吴所有将领的变数，所以魏国在与吴国的战斗中，无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击败关羽和刘备的陆逊，确实在战争艺术的把握上，不像诸葛亮这位前辈那样拘谨求稳，唯恐有失，举措犹豫，任用踌躇。例如吴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样是献计而不被采纳的勇将，但在双方主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点被诸葛亮杀了，便可知道吴何以胜，蜀何以败的原因了。
这就不能不为诸葛亮遗憾了。
西蜀最后败亡于晋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完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但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死，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弥留之际，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便光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了。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一点道理的。孔明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
马谡失街亭
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一定处处伟大，事事伟大。圣明如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重镇，把老将赵云，猛将魏延，上将王平，青年将领姜维，都撇在一边不予重用，顶多给他们安排给马谡擦屁股的任务，如此中了邪似的偏爱这个"言过其实"的青年人。看来，料事如神的军师，也难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栽了个大跟头。
司马懿"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连敌方都了解底细的一个人，孔明却毫无察觉，委以重任，这就是那些总相信自己英明，而别人也捧他英明的领导人物常常犯的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的毛病。
其实，刘备曾任魏延为汉中太守，对于这一带地形，应该是最熟知者。此次北征，任前督部，街亭咽喉要地，不派魏延，而委重任于中参军的马谡，也难怪他要发牢骚。再看赵云用计保护全军撤退，不失一兵一骑，不遗辎重军资，虽老而不弱。至此，方知诸葛亮有如许智勇之将不用，独垂青一个马谡，而马谡也自不量力，甚至还自炫"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上下皆无自知之明，焉有不败之理。
贤者如孔明尚且如此，那么后来凡庸的领导，如武大郎开店，只能用比自己更矮的伙计，就更不在话下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是不足为奇的。但街亭咽喉重地，一旦失守，则事关重大，非但陇西诸郡，不得不放弃，复归于魏，而且此后北伐通路也被扼杀封死，只能是一个困兽犹斗的艰难局面。本来不佳的形势，变得愈益恶劣。西蜀遂日暮途穷，一步步走下坡路了。
街亭失利，一是马谡玩忽职守，一是孔明用人不当。更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帅。他知道街亭的战略要冲的地位，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宁肯派出几批人马左右来策应，也不让像赵云、魏延、王平这样的勇将担此重任。因此，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偏爱偏信，造成这次失误。
刘备论马谡，"言过其实"，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可大用"，实际是针对诸葛亮极其倚重信任马谡有感而发，看来不幸而言中。刘备在用人政策上，持独特见解时不多，单对马谡，有此一针见血的看法，恐怕还是为孔明考虑。可以设想，倘非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抬爱超过限度，刘备也不会在临死前，非要说出这番话的。
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这种理论上一套一套地能言善道之人，所谓"耍嘴皮子"者，是很易邀宠讨好的。二、因为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行动，所以，他永远不至于出错，这也就是动手干的，总是不如袖手看的道理。三、应该承认，诸葛亮一生，也是理论领先于实践，赤壁之战，他不过是一个参谋，荆州之战，他连前线都没去，打西川，攻刘璋，是庞统的谋划，彝陵之战，他在成都留守。因此，在习性上与这位青年战争理论家，可能有某些相通相惜之处。
这也是许多用人之人，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
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所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这不过用他的头替诸葛亮承担大部分责任，和为诸葛亮落一个执法如山的美名罢了。所以他内心也很不平静，"大哭不已"，便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孔明智在吾先
由于司马懿的主要对手是诸葛亮，而且，人们心目中的贤相，是败在或者死在他的手下，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司马懿怀好感者不多。
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是他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敌手，更多一些。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相埒。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不弱，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对他深怀戒心。刘备托孤时，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了"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的评语。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而且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则不同了，司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警惧，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此，从长远来看，此刻不宜和诸葛亮决战。同时，等待中谋取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同时，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了，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则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所以，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太赢，输不能太输，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太守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做人多了。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之中，应该说他处境最难，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军事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而且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是表现不俗。不亚于诸葛亮的。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但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又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知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派张郃、戴陵去夺蜀寨。但诸葛亮并未离寨，却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大家的气度，承认，"孔明智在吾先"。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有所恃才无畏惧，在拳术场上，有真本事的人，并不急于亮招。等一等，看一看，让那些初出茅庐，心急如火，按捺不住的人，先跳出来表演。司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节问话，只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丞相身体如何，忙不忙，吃几碗饭，当他听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订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他感叹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来，又把这话讲给诸葛亮听，难怪孔明先生也叹息："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能如此把握住诸葛亮，以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见这个司马懿确实是三国时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诸葛亮的悲剧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这方面的水平，在三国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但又并不弱于他的一位。
在这场力量对比中，毫无疑义，魏强蜀弱，然而，在才智上，两军统帅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马懿，要比诸葛亮多一份奸枭之心，而诸葛亮自身又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于是，他在吴蜀联盟时，能战胜曹操，而当他独当一面，与司马懿战的时候，就不得不败阵了。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了。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所以，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得多。从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杨颙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
因此，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是相当好走极端的。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惟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