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关羽
关羽在三国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一生，过五关也好，走麦城也好，单刀赴会也好，水淹七军也好，后来人的看法，大致能取得共识。独有降操、释操这两件事，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有赞美者，如李卓吾先生，"云长是圣人，是佛！"也有持批判论者，上纲曰：投降主义，背叛组织，丧失立场，玩忽职守，贻误军机，分不清大是大非，模糊了敌我界限……这两类观点截然对立。
褒者褒他的义，义薄云天，义重如山，便义无反顾。因此，降操是光荣的，释操则是高尚的。
贬者贬他，无论如何臣服了曹操，失了大节；华容道留下曹操一条生路，失了大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其实，就让他有争议好了，不必求得一致认识。何况已是古人，即使关老爷健在，大家看法不一，又如何？
中国人好绝对化，好则全好，坏则全坏。伟人一无瑕疵，被否定的角色，则一无是处，哪怕有一点点对的地方，也是错的。中国人老是盖棺论定不了，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欲美化者，恨不能连伟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错，当然也就错得正确。同样，欲丑化者，那个绑在耻辱柱上的人，肯定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货色了。
对关羽降操、释操，两种看法所以如此分歧，和我们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对一些人，一些事的认识的分野，是差不多的，都因为卷进了太多的感情用事的成分，便像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样。若是能够客观地，两分法地看待事物，好，不至于好得不得了，捧场的话让人听来肉麻；坏也不至于坏到比撒旦还撒旦，永劫不复。因为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好和坏都不会永远绝对的。
最容易产生的偏激，并不在好与坏的本身，往往倒在于说好说坏的人，夹杂太多的个人感情成分。如同做一道菜，欲咸者，拼命加盐，欲甜者，大量加糖，其实菜就是菜，本味最佳。所以，美化论者越是不允许对恭维的对象，说一个"不"字，那么，说"不"的人也越来越多。丑化论者越是抹黑，越是搞臭，反过来不听这份邪的人也越多。所以，这些年来，一会儿我们看到多少头顶光环的神，一下子变成众人所唾弃的恶鬼，一会儿又有多少曾被视作万世不朽的东西，只不过是历史的垃圾。一会儿，毒草变为香花，尘土冰冻的作家和作品又重放异彩，一会儿明星成为臭狗屎，红人跌进泔水缸。这类碧落黄泉的反差，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我们一些人，太唯心主义，太形而上学，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爱憎感情的过分介入，差异才会这样大相径庭的。
如果论说双方都能退回半步的话，尤其不滥用溢美之词，虚浮的评价多打一些折扣，这个被评价的人、事、物，也许更接近于本来的真实状态。同样的道理，对于否定的方面，除大是大非外，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客观，也许会使评断多一点公正的。
褒要得宜，贬应适当。否则，由人及事，那些宁左勿右，矫枉过正，层层加码，极端绝对的政策偏差，就会像沉渣一样泛起来的。
南郡争夺战
赤壁大战，曹操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但一个失败了的，可并不等于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对手，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周瑜求胜心切，扩大战果，宜将剩勇追穷寇，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瑜恃赤壁之胜，藐视曹操，结果在南郡吃了大亏，人地两失，身负重创，就是缺乏这种清醒所致。
一般来讲，实力较强，暂时受挫的对手，尤其不可小觑。若被其反咬一口，往往倒是致命的。因为，失败者的报复，要比成功者的报复，更毒，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任何形式的战争，必有胜负之分。即或打个平手，也会有小胜或小负的区别。于是，胜负得失，输赢赔赚，必然要把战争参与者的胜方和负方感情中的恶潜质，充分煽动起来。这也是人类至今争斗不已，流血不止的原因。
决不认输的败者，会不择一切手段地复仇，做梦也想着东山再起，雪耻除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胜者，一定赶尽杀绝地追求一个干净、彻底、全歼的境地，以防卷土重来。表现在战场上，便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君诛国灭，成王败寇；表现在经济上，便是火并鲸吞，你死我活……在理念抑制、明智封杀、心态失常的情况下，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强烈者，成为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差池一点的，也是耿耿于怀，不使敌手趴下，坐卧也不安的。而恶的结果，必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无所不用其极，惩罚也就随之而来。
这就是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周瑜不肯罢休，西取荆襄，北战合肥的决策由来。曹操当然也不甘心他号称八十三万兵马，轻易地败在东吴手下，自然要寻机报复，扭转败局。
于是，就有一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南郡争夺战。
周瑜身为联军统帅，完全应该邀请刘备同攻南郡，使其在自己的辖制之下，予夺予取，主动权在手中掌握，何其从容自如？但他独吞胜利果实之心，加上嫉贤妒能，要赛一番风头的狭窄心胸，使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他得独自去和犹有余力的曹操较量。二、给刘备、诸葛亮乘虚而入的机会。
如果双方联合攻下南郡之后，抓住刘备的一贯言行的仁义为先的弱点，周瑜可以毫不客气地坐领南郡，让诸葛亮气得干瞪眼；如果刘备这一回不那么仁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孔明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遇。至少，双方平分南郡，还有周瑜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可他却轻骑出征，渡江远击，中了曹操的伏兵之计。
由此可以看出，周瑜只知其一，刘备有窥伺南郡之心，绝不能让他得手。曹操但知其二，吴或蜀的追兵必袭南郡，而且预留锦囊妙计，以期转败为胜。诸葛亮却能知其三，利用周瑜来抵挡曹操败退途中的疯狂反扑，坐享其成。反过来，也等于依靠曹操去遏制周瑜得胜之师的骄纵气势。然后，在双方较量的空隙中间，矫诏发令，取得了荆州、襄阳，付了极小代价，获得极大成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巧者劳而智者得，这三个人的高低之分，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现实生活中的功利面前，道德常常是向利害俯首称臣的，在物质社会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一门永恒的艺术。这种两强相争，第三者从中获益的情况，或者你努力奋斗之后，别人趁机摘桃，捧走胜利果实的现象，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然，甘心情愿输棋者，就大可不必设防了。然而，纵观世界，这类傻子是很少很少的。
还是聪明点好。
马良进良言
赤壁大战以后，三分格局形成，刘备获得了一块地盘，过起相对稳定的日子。
此时，虽然失败了，但囊括天下之心，并未改变者，为曹操。取得了胜利，但求自保，小有拓展，便满足的，为孙权。曹操是枭雄，孙权为虎子，是进攻型的，是做得大事的领袖。刘备既无曹操的力量，也无东吴的根基，虽然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帜，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政治目标。若无良臣勇将，他与刘表、刘璋相比，除去仁义的感召力外，并无太大的差别。所以，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心中大喜，商议久远之计，准备在此安家立业了。这种心满意足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口头上的胸怀大志者，而实际上是很容易知足求安的人物。这块地盘比之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如果曹操不跟他过不去，他也会在小沛、新野存身，并努力安分守己的。由于曹操不放过他，穷追猛打，逼得他与也受曹操压迫的东吴结盟，这样，才有赤壁之战，才有鼎足之势。
这结果是刘备没有料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下一步还打算干什么，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中国，其实是个农民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内，工人是开机器的农民，士兵是拿武器的农民，知识分子脚上的泥巴也还没有来得及洗干净。所以，像刘备这样一位织席贩履者，虽然被汉献帝封为皇叔，但他的这份贵族头衔，来历可疑，不大经得起推敲；出现这种革命已经成功，无须继续奋斗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一个农民，在播下一粒种时，由于天有不测风云，并无十分把握有收获的可能。因此，短视和短期行为，便是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所以，在刘备身上，那种小手工业者的趣味，满足小康生活的情绪，表现得格外明显，也就不奇怪了。看来，曹操、孙权，臭他织席贩履者，也非虚妄。但英雄不论出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刘邦、朱元璋、赵匡胤，也都是起自草莽。但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坐了江山，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痞子作风，小农思想，市侩行为等毛病，也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变，往往影响国政。二十四史中不务正业的皇帝实在数不胜数：有的喜欢站柜台的，在宫里作市场，与宫人们吆喝做买卖；有的乐意当木匠的，亲自操作，手艺还真顶得上八级工；有的擅长踢球的，球技还相当高明；有的热爱表演艺术，粉墨登场，串演戏剧；独有这位刘备，酷善编织，堪称一绝。人家送来了一些牛尾毛，他那技艺之手痒痒了，就精心地织了一顶帽子。其实，这也无所谓，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业余爱好的权利。但愿不要把这类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愚昧、落后的习性，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万幸了。
诸葛亮一看刘备这种不思进取的样子，心凉了半截。要是如此容易满足的话，他的隆中对策，他的三分天下的新思维，岂不要泡汤了吗？怎么办？这位臣下颇费踌躇了。
与这类目光短视，容易满足的领导人共事，就必须把握住他，克服他的惰性，推动他往前走；而且要谨慎你的努力，收敛你的锋芒，不使他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在中国，越是这类无能的皇帝，越是害怕比他能干的大臣；而将相越是治国有方，那功高盖主的危险性（包括掉脑袋）也越来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诸葛亮，原因就在这里。
孔明不向刘备直接建议，去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而由刘备的老朋友伊藉出谋划策；伊藉也不说得很具体，又让一个在野之人马良，把这意思表达出来，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巧妙的政治行为了。
一句即使非常正确的话，谁说，怎么说，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聪明的谋士必须要绕着弯子，让领导人明白，而又不使他面子难堪，这是最标准的做法。否则，"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这句话，出自诸葛亮之口，对此刻心中大喜的刘备，将会是怎样的反应，那就是未知之数了。即或有的领导人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能够这样回转一下，使他相信自己不是白痴，也是有益无害的。
诸葛亮伟大，但不成功，细细分析起来，最后的败局，不能不归罪于他所辅佐的这对父子俩。刘备资质平庸，才干一般，阿斗是扶不上去的天子，纵使诸葛亮有匡世之才，碰上这样不高明的主子，也难有回天之力。不过，话说回来，这爷儿俩，水平虽低，基本上还是肯放手，好合作的领导，若遇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有功劳算他的，出问题算你的，最后连个好下场也没有。所以，不妨可以说，诸葛亮不成功，是由于刘备和阿斗的缘故；那么，诸葛亮的伟大，恐怕也是因为刘备和阿斗的关系，没有平地，哪显高山。如果这对父子是英威圣明之主，文修武治之君，也就突出不了诸葛亮的光芒了。
刘备的另一面
《三国志》卷三十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到《三国演义》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这方面的爱好，给抹掉了。这倒合乎文革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好，则好到一塌糊涂；坏，也坏到不可救药。于是，刘备就特别的正人君子起来。其实，他从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东吴结亲，洞房花烛，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把荆州忘得干干净净。从这点看，正史《三国志》对他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实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刘备被曹操打得屁滚尿流，托庇于荆州刘表时，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气，恰巧有人送来一把牛尾巴毛，这位老兄的手工艺匠人的职业本性复萌，兴致勃勃地编织起帽子来。
诸葛亮一看，不得不说话了，"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实，即使不是诸葛亮，假如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宫里做手工活，不问朝事，或率领宫妃，扮演角色，或干类似的总不是领导人该做的事情时，不也觉得不可理解吗？
刘备的编织，或许只能看作是匠人的阶级本性了，若按前不久流行的红五类观点来看，刘备、曹操、孙权三位，最根正苗红的还得数这位刘备。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话，在成分栏里是应该写上"手工业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也看出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作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吴老丈母娘家住下来，和猪悟能在高老庄招亲以后，失去革命坚决性，不想再去西天取经，几乎是同出一辙的。
他那个宝贝儿子阿斗，降晋后的"乐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东吴招亲的"乐不思荆"，有着遗传上的因果关系的。
和亲考
"和亲"政策，是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们，对周边强邻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笼络手段。
因为对实行者来说，是一个不算很痛苦，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其实，用婚姻手段巩固和发展两个家庭的联系者，老百姓也干得挺起劲的。什么指腹为媒，什么亲上加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加深亲情，互为奥援。王公大臣之间，由于这种婚姻关系网，还能结成政治联盟，左右朝政呢！《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就是由于姻亲联系，构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网络。大而言之，对国与国来说，和亲，也是这么一个目的。
"和亲"这两个字盛于汉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些君主学会用这种亲善的手段，与邻国搞好关系。起初，是将儿子押在别的国家，叫做"质子"，或是"任子"，以示信于那个必须联络的君主。后来，发现这种把女儿嫁出去，要比把儿子押在人家手里的赤裸裸，稍稍多一点情感因素。到了汉代，这个办法正式被皇帝实行起来。
因为，汉皇帝苦于北方匈奴没完没了的侵扰边境，国无宁日，弄得烽燧频传，民不聊生。若劳师远征，那些强悍的游牧民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得不擅骑射的中原将士，往返徒劳，疲于奔命；若忍辱求和，对方则索要无尽，永无餍足之日。在这两难境地中，于是，想到了前人的这个计谋，挑一位公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公主，冒牌的也有，假充的也有，嫁给匈奴的领袖单于为妻，这样一来，对手做了女婿以后，就不好意思跟老丈人过不去了。
昭君和番，就是和亲政策的成功实验。这种政治联姻，当然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公国，各个王室之间，也靠这种联姻来巩固盟约，加强合作的。
所以，五十多岁的刘备被东吴招为驸马，娶二十多岁的孙尚香为妻，这门亲事，绝对是两国政治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赤壁之战，虽然败了，但虎视眈眈，仍在长江以北压迫着吴国。这就是说，刘备固然需要孙权的帮助以成事，孙权也不得不需要刘备这个盟友，分散曹操的压力。吴侯嫁妹，是为巩固联盟大局着想，这是历史；但一到了小说里，变成了一出美人计，甚至美人计也说不上，孙夫人只是作为一种钓鱼上钩的饵。对周瑜、孙权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采取这类只是市井百姓所能想象的手法，简直儿戏一般的出洋相。但演义是大众的集体创作，于是，就得按一般人的胃口，来点随意性了。
其实史实是这样的：周瑜是主张把刘备羁縻于东吴，孙权没有采纳，因为曹操在北方，实力强大，应该让刘备发挥他应有的作用，牵制策应，互保联防，使东吴不致单独扮演抗拒曹操的角色，以减轻重压。为此，孙权还曾将一部分土地，划归刘备治理，借此来巩固吴蜀联盟。所以，深知吴蜀联盟对其不利的曹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此来看，吴蜀联姻，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面对强敌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个决策固然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极重要目标，但也是东吴孙权的大政方针。在历史上，击败刘表后的曹操，并不把残兵败卒、千里流亡的刘备放在眼里，而是一心一意要来收拾羽毛丰满的孙权。因此，孙权需要刘备的迫切性，求盟的主动性，更强烈些。
但是，和亲政策的成功率，是并不大的。匈奴的渠帅头领，如单于之类，娶了汉朝的公主，也会照样反老丈人的。利害得失的衡量，超过一位公主的价值时，就必然要翻脸了。吴蜀联盟中的终究不和的一个根源，就是荆州这块地盘的去留问题，也是诸葛亮一生中，以他的才智聪明应该妥善处理，而并没有得到很好安排的隐患。当刘表逊让交权，诸葛亮建议刘备取，而不取；当蔡氏兄弟作乱，诸葛亮建议刘备夺，而不夺，一再贻误时机，那么在落入曹操手中后，谁打败曹操，谁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备没有任何借口成为荆州的主人。
诸葛亮明知这一点，只能采取拖、赖、借，种种在政治上被动的手法来招架，在道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在《三国演义》中，怎样渲染诸葛亮的哄骗鲁肃，三气周瑜，锦囊妙计，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这并不成功的战果，却埋下了西蜀败亡的基础。
后来，孙夫人索性离开荆州，回娘家一住不回了。亲和不成，不但连朋友都做不了，比仇敌还仇敌的，自然两家就只有兵戎相见了。最后，蜀国之败，还是从荆州开始败起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关羽大意失荆州，张飞被部下杀头，刘备东征死于白帝，从此，阿斗只有龟缩在盆地之中，再也出不了夔门。
情感，一旦掺进了非情感的因素，这种变质的情感，就得打上问号。同样，爱情也好，婚姻也好，若是含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契约成分的结合，不管曾经是多么信誓旦旦，恩恩爱爱，如果契约状况出现变化，也就意味着爱情或者婚姻危机的到来。
但像孙夫人那样不幸地被送到和亲祭坛上的女人，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此时讲诚实，便是天大的傻瓜了。
一场大的较量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不会安静的。对政治家来说，是没有上帝所赋予的那个休息日的。因为，这一次较量结束之日，也是下一次新的较量开始之时。所以，有人统计过，二战以后的五十年间，全世界范围里，局部地区的战火，从来没有中断过。指望绝对的和平，铸剑为犁，马放南山，那是诗人的幻想。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魏蜀吴正式较量，并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的大决战。但这不等于这之后，就是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三方仍在不停地对峙当中。
除了真刀真枪的厮杀外，政治斗争，外交攻势，又成了另一个战场。孙权派华歆去曹操处为刘备求荆州牧，是假；让曹操去收拾刘备，是真。刘备对鲁肃哭天抹泪，是假，赖着不还荆州，是真。曹操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是假；要他去和刘备决战，是真。周瑜代刘备去攻西川，是假；"假道灭虢"要刘备的小命，是真。刘备作欢天喜地状，是假；于部队运动中要周瑜好看，是真。一部《三国演义》里雌雄莫辨，真假难分，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便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应变图存的教科书。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犹如手心手背一样，翻来覆去，是信手由之的家常便饭。这个世界上，凡生死攸关的争斗，从来是不以不诚实为耻的。相反，两个对手之间，谁最不诚实，谁的获胜希望就最大。
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真亦是假，假更是假。结果，整个社会变成了谎言与真理不分，光明与黑暗相似，道德与伪善同在，杀手与救世主难辨的是非不明的世界。于是，每个人连价值标准也扑朔迷离起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他自己，抑或不是他自己，也大可怀疑，因此，真诚自然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了，这也是一切都为了斗争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在斗争的漩涡里，一个人，要没有一点聪明和应变能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遥想公谨当年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
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
汉末，袁绍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
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就把赋闲在家的陈琳请出来，"使典文章"，无非看在老朋友面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袁绍和曹操的这一场战争，对河北一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
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名声也不甚佳，祢衡、孔融、杨修，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场劳改。而对这个把他祖宗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陈琳，成为了他的俘虏，刚刚被提了来，倒是破例的宽容。《三国志》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三国演义》在这里添了一句陈琳的辩解之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一方面，他不否认是箭，而且恐怕还是一支利箭，这是他对于自己文学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认清自己不过是工具，袁绍手中的一支箭罢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无法自己拐弯或者罢工的。显然，这种切合实际的自审精神，打动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马，还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的职务。文而优则仕，从此享受至少也是局、处级的待遇，比在袁绍幕下仅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许都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脱厄运，弃世而逝，曹操还会提拔重用他的。
现在，重读陈琳这篇檄文，也真是把曹操恶心得够呛，丑化得够呛。而曹操能有这份雅量，一笑置之，也着实让人敬佩。如今那些热爱对号入座的老爷，像阿q先生一样，神经衰弱到这等地步，因为他秃头，别人说光，说亮，也在忌讳之列，恐怕连曹操的一个小拇指也都比不上的了。
不知有人考证过没有，这种檄文是不是后来大字报的老祖宗？至少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辞用字的无所不用其极，和公开的斗倒斗臭等方面，是极其相似的。不过，那些年里，我们虽然创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数字的大字报，却没有一篇达到陈琳批曹操，骆宾王批武则天的檄文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
陈琳的作品，后来大部都散失了，现在已无法窥其全貌。但从曹丕的《典论》里，把他排在"建安七子"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孔融，可见对他的评价是不低的。魏文帝在《与吴质书》里还说过："孔璋（陈琳字）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曹操俘获了他，而不杀他，也说明曹操对他的才华，是十分肯定的，否则就不会"爱其才而不咎"了。建安文学中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是很足以说明问题的。
不过，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要想获得文坛的交口称赞，人皆褒誉，大概也难。文人相轻，是作家诗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说好，我却摇头，你说不好，我偏赞赏，由于这种文学批评中感情因素作祟，常常是一叶障目，而褒贬也就必然颠倒是非了。曹植和他的老爹、老哥的称赞恰恰相反，对于陈琳就颇有微言，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到陈琳时，"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这位才气横溢的公子，说出这番酸溜溜的话，和他那时的处境不佳，情绪恶劣，是大有关系的。宫廷里的接位之战，弟兄们的权力之争，加之大多数文人围着五官中郎将的曹丕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这位七步诗人都处于劣势，因此过着又恨又怕又嫉又不甘心的日子。所以，曹丕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就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未来也"。一定要唱个反调，这也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求得心理平衡的一法了。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他不断上书效忠，曹丕死后，曹睿登基，他给这个侄子，又接着上书致敬，其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谓"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的言论，是有一种矫情成分在内的。
加之，他是贵族，对于平民，和反映平民疾苦的作家，自然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在文学史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分野，从来是泾渭分明的。正如今天一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不大见容于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者，和新潮先锋一族，以及生吞活剥西方现代派的二道贩子们，不是一回事。他们一看这些反映生活面貌，社会现状，百姓想法，大众心声的作品，甚至还没有看，就摇头，就撇嘴。这和曹植生活在深宫禁院之中，陶醉于醇酒美人之间，不理解《饮马长城窟行》的那种役夫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饱受残虐，度日如年的悲苦境遇，也不理解陈琳创作的要旨，是完全相通的。吃得太饱的人，是很难体会饥饿的滋味，所以，指望打饱嗝的文学，把饥饿的感觉写出来，那大概和痴人说梦也差不多了。
作家是精神生产者，自然要有一点精神，特别是创作的自信心，如果缺乏的话，总是自惭形秽，大概很难写出什么宏篇巨著来的。陈琳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这种自信，是无可挑剔的，曹植也曾说过"孔璋鹰扬于河朔"，说明他承认陈琳并非凡庸之辈。如果，就司马相如拼命往贵族文学中挤去，替那些后宫里失宠的贵妇人，写她们的哀怨和性苦闷，予以考察的话，《长门赋》里的凄怨，未必有陈琳诗篇中的长城脚下的血泪，更令人震撼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琳很自信地和司马相如相比，也就没有什么"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话柄了。
其实，陈琳不但有自信的一面，在《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的裴注中，我们还看到他自审的一面。"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他很清楚自己，所以能够逞雄一方，称伯（即霸）一时，是在一种隔绝的情况下，而又少有竞争的同行，使之然耳。这样实事求是的估量，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文坛时不时地冒出几位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失态忘形者，就是缺少这种清醒的缘故。
曹操玩轮盘赌
曹操在死前，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春正，许昌的一次未遂政变，自然也是由于曹操称王，而使矛盾尖锐化，引发出的一场都城上层人士策划的小型暴动。虽然，很快给镇压下去，嗣后，曹操进行了一次轮盘赌式的生死游戏。他把政府官员，拉出许都城，到漳河边办学习班。然后在教场上立下红白两旗，集中全部人员，声称，在这次政变大火中，出来救火的，站到红旗下，闭门不出者，站到白旗下。结果，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只有一停，站在白旗那里。曹操下令把红旗下的官员统统杀掉，理由是他们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说："汝等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通过这次大屠杀，大清洗，重整了他的国家机关，把反对他的旧王朝势力，彻底摧垮。
这是他和已经溃不成军的汉王朝正统派势力的最后一次较量。
许都这场内部动乱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曹操对于士族上层人物的镇压，逼得他们起而反抗；一是曹操面临政权交班，而曹丕、曹植各树己党，统治集团出现分裂征兆；另外一个外界促变的因素，是关羽在荆州势力强大，重兵压境，这些拥帝反曹的大臣贵族，以为可作外援。加之他们的府邸里均养有私兵，便有可能乘机起事了。
在这以前，发生了三国时期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曹操到底把大名士崔琰处死了。崔琰是士族执牛耳地位的代表人物，影响力相当强大。当曹操在战败袁绍，打下冀州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崔琰，许以高官厚爵，问以治理之道，一心要拉拢他的。但是，到了曹操先称魏公，已引起异议，现在又要称魏王，危及汉王朝的根本，维护汉室的上层人士，自然更要加以抵制，尤其崔琰持不合作的态度，使他野心受阻。于是，他就下令将崔琰关起来，关起来也不能使这位名士服气，坐在牢房里，也瞪着眼睛，不畏曹操的威势，根本看不起他。气得他把崔琰处死。但杀崔琰并不能恫吓住整个士族阶层而俯首帖耳。那些拥有权力的臣宰官吏，拥有资望的名家子弟，拥有声气的文人名士，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仍然结成反对曹操的神圣同盟。于是就密谋了这次都城起义的放火行动，以为能够里应外合，引关羽，召刘备，杀曹操，拥天子，成就复辟大业。
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然会遇到的挑战，甚至很长时期的统治以后，只要还有异己的政治力量，也仍会有各式各样的复辟行动出现，只不过是形式上，方法上，规模上的不同而已。
在魏晋的门阀制度中，清河崔氏，是大姓中的大姓，在士族中又是更出类拔萃者。后来到了南北朝，一些出身寒微清素和本是胡戎羌狄的帝王，一定携重礼定聘求媒于山东崔氏，也是冲着这个名门的贵族血统去的。崔琰和孔融等世人侧目的大名士，虽然实际上仕魏，但名目上却在仕汉，心存帝祚，阳附曹操，保持独立人格，在许多政策上持不同意见，并不与操一心一德。而崔琰又是这些名士中领袖群伦的佼佼者，他的言行，在当时的许都具有强大的鼓动力。这些人的群集，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因此，曹操先自封魏公，而后又登上魏王之座，享受与天子不亚的尊荣，这种行径，在士族豪强眼中，是狂妄尊大，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崔琰代表他那士族集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态度，实际也是一次最后的较量，因为对正统势力来说，也无路可退了。双方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曹操倘不摘掉魏王冠冕，唯有杀一儆百，去掉崔琰，才能给士族豪强阶层一个沉重打击。
但曹操没料到，杀崔琰，实际上是点燃了这次许都动乱的导火线。
士族豪门在汉末社会中，是很有实力，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阶层。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臧否人伦，操纵选举，阿党比周，左右政策。作为喉舌在那挥斥方遒的，便是那些大小名士。再加上一部分诸侯州牧，一部分地方豪强，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便是和这样一个阶层存在着姻亲、故旧、门生、隶属等关系，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力量。
可他们没有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汉王朝已经衰朽透顶，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已归属曹操。再说，曹操也不是建安初年，刚进许都时，那样立足未稳，杀孔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要找些依据。现在，他已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反抗，让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和他玩轮盘赌了。所以，复辟失败，这个阶层也就分化瓦解，于是，等曹操儿子逼汉献帝退位，登上皇帝宝座，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的了。
但是，英明如曹操者，竟没有及早地看出这些地下活动，没有对反对派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光看到拥护他称公称王的上表者，劝进者，他会对这些拥有数百家童的官员，在都城磨刀霍霍之举，了无所闻？由此也可看出阿瞒老矣，到底不比当年，东临碣石，横槊赋诗，盛年时还有千虑一失之处，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那么到了晚年，自然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他只是比较敏感那些公开地，半公开地与他唱反调的名士，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他任用非人，和陶醉于盖世殊荣而麻痹失察的疏漏，放松对暗藏反对分子的镇压，才有许都暴动，差点使政权颠覆。
人到晚年，精力不逮，才有这一次最后的较量。
然而，看他在处置这次反叛分子时，那种大开杀戒的穷凶极恶，早年的从容不迫的精神，一点也看不到了。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账的。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后，要用黄忠作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且，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
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有，"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履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差不太离。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所以，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倒有值得玩味之处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所以，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特立独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于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特别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作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阶级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关羽，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安排他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是可以想象的。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
听他口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的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了，不知天高地厚了。
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的，又是劳动阶层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
但是，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曹操杀士
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不聪明的聪明人，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
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谁让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斗争中去呢？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不久，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持不同政见，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刺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作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不过，杨修又当别论，他介入了宫廷的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的斗争漩涡中去。这才是杨修真正的杀身之祸。
他实际是那种不聪明的聪明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曹操爱才，有可能传位于次子曹植，他就成为植党。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亲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见他，连饭都吃不香。其实，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每当接触到实际的继承问题时，所谓的"才"，决不是首先考虑的条件。如何保持这个政权，便成了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才"，包括才干、才能、才智、才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来说，无才，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有才，则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坏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杨修太看重"才"，曹操当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江山大业，大文学家曹操就得让位于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须得把王位传给曹丕，这就是必然的选择。
当曹操征求贾诩意见时，这位谋士（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废长立幼的教训时，杨修的头，从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聪明过头，便走向反面，这岂是杨修的教训吗？
庞德抬棺上阵
庞德与关羽决战，让部下抬着一具棺材上阵，存不败必胜之念，抱非生即死之心，"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作为一个将领，能有这种求死的信念与敌决战，当然是极勇的表现了。
及至短兵交接，水盛船覆，为羽所俘，立而不跪，宁死不降，那份壮烈，也是值得钦敬的。
庞德原是马超部下，投过张鲁，多次与曹操交手，后被俘获，是投诚曹操麾下较晚的一员降将。在与关羽作战时，故主马超已为西蜀五虎上将之一，其兄庞柔为刘备做事，任职汉中，庞德却如此忠诚于曹操，任凭关羽诱降，不为所动。甚至还说出"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的话。值得研究的，倒不是庞德这种矢志效忠的精神，而是应该看到曹操如何使其这等归心不贰，效忠至死。看来，他的对待降将的态度，和他的用人政策，是相当的有效和成功的。
曹操一生，不惮使用降将降卒，甚至连视之为寇的黄巾，他也敢择壮者为兵，弱者屯田，扩大他的队伍。至于文臣谋士，大部来自对手阵营，例如辅佐他们父子两世的贾诩；随他南征北战的武将，除曹姓和夏侯姓外，几乎都非他的嫡系，很多将领曾经是他的敌人，张辽就是吕布旧将，战败投降的。在他征战立业的数十年中，全赖这些人为他开疆辟土，创立功勋。
他的用人之道，值得赞叹，此前此后，能与之相比拟的领导者，还不多见。
第一，他具有大河不择细流的气度，广开才路，来者不拒，不来者请上门去，甚至不惜下大本钱，招贤纳士，胸襟宽阔，不咎既往。
第二，打开人才之门，自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良莠不齐，他不因噎废食，不但具有凡能为我所用者悉用之的勇气，还有不怕承担风险，予以重用的胆略。
第三，赏罚分明，恩威并施，不拘一格，驾驭有术，具有使其抵死相随，忠诚效力的领导魅力。
就看曹操与庞德纳下先锋印时的两句话，"卿不负孤，孤亦不负卿也！"就可知庞德为什么出现抬棺的由来了。
所以，一位领袖的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错位的关羽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他们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所以，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赛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小看东吴以及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因为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孔明不会派谁来的，也许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的。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的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走向瓦解。
看来他所表态的"军师所言，当铭肺腑"的话，纯系一派虚词。诸葛亮的联吴拒曹大计，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反映了他内心中的自诩自大之情。一个本来的推车亡命之徒，在当时很在乎士族门阀地位的社会里，关羽不把孙权这个江东豪族，放在眼里；也不把吴蜀联盟，视作蜀国的生命线，感情用事，自我膨胀，头脑发热，若不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便是相信自己高人一等的非凡狂妄。一个人错位到如此地步，大概是不可救药了。
所以，他在荆州之役中，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蛮横跋扈，不纳人言，便是最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了。
骄兵必败，这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包括英明统帅，三军首领，沙场老将，无敌勇士，也难免事到临头犯糊涂。知道不应该骄傲，仍恶习不改，甚至明知错了，错也要错下去。
人若是陷入了错位误区里，失去常智不说，还会失去常识，这就是偏执情绪，逆反心理在作祟了，于是出现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最后，甚至自己也明白，是错了，可情绪还退不出这个误区，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为维护这份可怜的尊严，执迷不悟往死路上走，十匹马也拉不回头，只有错到彻底失败为止。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绝迹的。
关羽太小看东吴了，吕蒙称病，他不信有假；陆逊谦卑，他不信有诈；荆州失陷，他不信其真；糜、孟背叛，他不信其事。就只相信他自己，这是所有错位的人的通病。
他得襄阳，回师荆州，犹不晚也。攻樊城不下，迅速撤兵，也仍旧来得及的。荆州已失，不图收复，另谋去处，也未必全军覆灭。及至兵败麦城，突围路线要顺依人意的话，不至于身亡……悲剧总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老百姓，纵使因骄致败，只不过祸及其身，再大，祸及其家，仅此而已。一军之帅的因骄致败，则是万千首级落地的事，而一国之君的因骄致败，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鲜见。
关羽之死
关羽之死，是《三国演义》精心经营的篇章。
当罗贯中执笔写这部演义时，由于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关羽已经成帝成圣，所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等到毛宗岗父子评点整理成现在流行的这个本子时，更是不遗余力。篇幅之长，回肠荡气，《三国演义》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也没有像他这样着力描写的。
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名将晚谬》里写过："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擒，以败大事。"完全是骄兵必败的结果。但捉住关羽的孙权，竟想诱降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这就说明孙权识见差焉！
他不了解当初曹操能使关羽降，而现在他孙权则不能使羽降。因为当时魏能打出汉献帝的招牌，而吴却没有。投降者也有其符合自身尊严的选择，宁降与龙虎，也不甘降于等而下之者。而且曹操能在建安五年使关羽降，此刻，无论曹操、孙权都无计可施。何也？关羽二十年前，只是一员战将，降汉而不降曹，暂屈以图别计。现在，他是天下瞩目的一方主帅，诛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华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汉寿亭侯，赫赫扬扬，功勋卓著，把曹操吓得差点迁都的人物。这个光辉形象，他自己也不会玷污的了。
后来，孙权悟过来了，把关羽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战败关羽的吴大将吕蒙，突然被关羽的亡灵附身，七窍流血而亡。他虽能打败关羽，但关羽的报复，是通过死后的亡灵，最后使这个胜利者死得更惨。关羽之死的描绘，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善恶报应的传统文化心理。
善良之被欺凌，正直之被屈辱，君子被小人嬉弄，忠臣被奸佞陷害，这类恶行占据上风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好人不得好报，正义无法伸张，坏人永远得志，良民总是遭殃，好像是一种永远也喘不过气来的常态。人们对于国贼民奸，暴君昏臣，屠夫恶棍，歹徒劫匪的蹂躏折磨，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阴间，寄托于西天极乐世界，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是神和鬼在统治着的，至少不像人间这样恶行不受责罚的世界。
这种宗教宣扬的报应和轮回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地有市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谁都逃不了死，作恶必自毙。最后，坏人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到惩处，升不了天，哪怕投胎也只能投到母猪肚子里，被人宰了吃。这就成了受尽欺侮的，求告无门的，不敢反抗的，无可奈何的弱者们一剂最佳的自我安慰的精神良药。所以，马克思学说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毒害人们的反抗压迫之心，抑制人们奋起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于是这种梦代替了实实在在的报复，无数人和无数次的这种梦的臆想，化为言之凿凿的事实。生前是弱者，死后化为复仇的厉鬼，活着谁都可以欺侮，但一死就可成仙成神去报仇伸冤。所以像关羽这样的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竟被吕蒙设计败走了麦城，那么更是要让他成为使恶人闻之魂飞胆丧的天神。
而且，残害的对象越是了不起，那报应也来得越快，吕蒙马上就被关羽死后的魂灵附体索命。远在洛阳的曹操，也整日间白昼见鬼，"每夜合眼便见关公"，这就十分的牵强。而且历史并非如此，可写在演义里，讲在故事里，便使那些活得实在不自在的人，得到最大的宽慰。因为在老百姓的心目里，曹操是个奸雄，正义之神便一定率领着那些他杀掉的好人，来缠住他不放，最后想逃脱一死是不行的。这些大快人心的报复，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因此，在如此精神鸦片的麻醉下，忍辱偷生，苟延残喘，也就甘之如饴，既然人算不如天算，还用得着什么反抗呢？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打算活着去反抗恶的报复观。
唯其不反抗恶，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能够维持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统治吧？
曹丕和曹植
曹丕和曹植是同胞兄弟，一个是评论家，一个是文学家，两个人都想当帝王，曹丕赢了，曹植便打入冷宫，永世未得翻身。不过还算走运，也许看在文学的面上，哥哥给弟弟留了一条小命。
未能做上皇帝的诗人，便郁闷而死了。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登台，必然要伴随着屠杀。打江山的开国之君如此，太平盛世父崩子继者也如此。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是激烈的生死较量，翻开史书，任何一位帝王，无一不是在杀戮的血风腥雨中，登上宝座的。曹氏弟兄俩的争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因为凡敢觊觎皇位的竞争者，都有其可以恃靠的实力，或有军队，或有地盘，或有资格，或有舆论，或什么都没有，只有野心等，正是这些或多或少的本钱，使他们有胆气走到赌台旁边，谁都抱着一搏之心，希望夺得那顶王冠，没有一个人是想输的。
于是，争夺便是十分地残酷无情了，特别是继位之君对于其他也享有继承权和具有潜在继承权的人，也就是皇兄皇弟、皇子皇孙们，是绝不容情，绝不手软的。不是你活，就是我死，曹操死后，他的儿子们也照例进行了他不愿意看到的搏斗。
曹操在三国时期，应该算是一位大政治家，刘备、孙权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在宋代以前，对于曹操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面貌。《资治通鉴》里这样评价，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在他生命的末期，还是很清醒的，作了死后继承的安排，但也无法避免他驾崩不久，儿子们便开始的互斗。在中国，再英明的帝王，也难能免除这种可怕的接班之争，可见权力这东西，是多么强大的诱惑了。
曹操生前一度属意曹植，因为这位诗人屡有不俗的表现，曹操爱才，有心想传位于三儿子。但他去征求贾诩的意见时，这位老滑头假作思索而不答，曹操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忽然想起了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曹操马上明白他不赞成废长立幼，因为刘表的灭亡，始则肇祸于此。其实，他不了解，贾诩当然要把宝押在曹丕身上，那些围在曹植周围的，都是些不成事的文人墨客，可以举觞咏哦，可以唱和愉悦，但文人若是放下笔杆搞政治的话，则十有九败，鲜有成功者。贾诩早就投资于曹丕，为他出谋划策，而曹植手下的那些文人，还在兴之所至地饮酒作乐，长醉不醒呢！
所以，作为文学家的曹操，也许很欣赏他这个诗人儿子的才华，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从曹氏政权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就觉得江山基业交给曹丕，要更有把握些。这样，曹丕上台后，由于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背景，这位置差点让曹植坐了，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但提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魏文帝，倒是绝对的玩政治的人物。第一步，他没有动这位诗人，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把他太当回事。先解决那个带兵的鄢陵侯曹彰，再解决那个萧怀侯曹熊，然后，腾出手来，慢慢地消遣这位临淄侯曹植。
因为曹彰握有兵权，不敢稍有放纵，逼着他交割出军马，方才罢休；那个曹熊，畏罪自缢，可能有些反曹丕的动作，所以，也就立即解决。至于曹植，虽然他在洛阳也形成了一个由文人组成的拥戴他的集团，但在这个集团里，围绕这位七步诗才子的，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政治家的。而大权在握的曹丕，要让曹植就范，那还不是猫捉老鼠，轻而易举。这才有闲情雅兴，限他七步之内写出诗来的游戏消遣。
在曹植身边，唯一比较有头脑的，就是当过曹操行军主簿的杨修，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恃才傲物，毫无城府，只会舞文弄墨的幕僚。若懂政治，他也不会耍小聪明惹恼曹操而被砍了头。至于丁氏两兄弟，是一对张嘴骂人，沉溺酒乡，半点正经也没有的帮闲文人。所以，文学家要和政治家斗，是以卵击石的游戏，无非找死而已。政治家要收拾不听话的文学家，那还不是雷公打豆腐，小菜一碟。尤其这类生死攸关的皇权斗争，文人根本不是对手。曹丕派人来抓他们时，还不服气，骂骂咧咧呢！看来天下文人通病，唯有动嘴的本事，除了骂街外，任何一点作为也拿不出手，祸到临头，还不知死，也真是悲哀。
作为文学家的曹植，他之所以不幸，倒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而是由于太靠近政治权力之争，这倒也是值得后来为文之人于前车之覆中，引以为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