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成败的秘辛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实在是世相的准确描写。三国期间，袁绍实力最强，称得上是霸主之势，曹操渐渐壮大起来，当然不买账，于是，这两个人明摆着要决一胜负。
在这个世界上，两强相遇，彬彬有礼地和平共处，大概是不可能的。暂时的握手言欢，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但最后，总是要摊牌，要分个高低上下，总是这两强中的一个要降服于另一个，这才相安无事。中外古今的一切纷扰，大则国家间的战争，小则人与人的矛盾，无不是由于这种降服与不甘降服的斗争而产生的。在利害面前，绝对意义的朋友，简直是凤毛麟角，都得根据自身的得失，来决定友情的深浅。所以，曹操和袁绍，虽然早年还算志同道合，但后来各霸一方，势均力敌之后，谁把谁吃掉，便是这两个人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三国志》对袁绍的评价是："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群蜂起，莫不假其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因此在家族地位，政治声望，个人魅力，民情舆论上也比曹操有号召力。正因为如此，袁绍知道曹操是个枭雄，不过，并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曹操虽然看不上袁绍，了解他并非宣传的那样了不得，实际是很凡庸的。但对他的实力，心底里是有点怵怯的。
这时的谁怕谁，是从实力考虑的。
在群雄互斗、征战不已的格局中，曹操说过："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从只占六分之一的弱势出发，他可以对刘备、吕布、袁术、孙策、刘表等，不那么在意，但对袁绍，他不敢不认真对待。所以，他在许都立下脚来，第一件事，就是拉拢袁绍，用献帝的名义，封官许爵，赶紧封了一个太尉的职衔给袁绍。袁绍偏不领这份情，拒绝接受，摆着架子。曹操只好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他，以求暂时妥协。
两强相峙，各不相让，操、绍决战，势不可免。
曹操以七万兵力和袁绍的七十万大军对阵，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攻多，以弱击强的战役。官渡一战，对曹操来讲，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得中原就等于得天下，要得天下，必先取中原。袁绍不除，中原不稳定地掌握在曹操手中，就是他一个永远的心腹之患。而且，袁绍在实力上占压倒优势，你不把他吃掉，他就会把你吃掉，这是早晚的事。所以，曹操进军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一方面授官安抚这个劲敌，一方面除吕布，逐刘备，拒袁术，抚孙策，扫清周围，也是在为彻底消灭袁绍作准备。
面对强大敌人，曹营内部上上下下的心理压力很大，有的人私下与袁绍方面输诚纳款，有的人则散播失败情绪。对于作为统帅的曹操来讲，以弱胜强，以寡敌众，能不能打赢这场仗，也是充满疑虑的。他说过："袁绍据河北，兵势疆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所以，在这决战前夕的谁怕谁，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实力问题，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战争，必须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要做出涵盖着政治的、经济的通盘的考虑。不仅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了。
他的谋士郭奉孝的十胜十败说，其实是在理论上巩固曹操的心理优势。而荀文若批驳以孔融为代表的畏袁思想，也从根本上分析了袁绍貌似强大，本质虚弱的真实情况。政治这东西是虚的，但在增强斗志，提高士气，鼓舞人心，勇往直前上，能起到枪炮起不了的作用。
在黎阳相峙，廷津交手以后，曹操便有信心寻找战机与袁绍摊牌了。
这场战争，袁绍所以兵败如山倒，是败在精神状态上。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打不赢仗的。袁绍的败，又和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分不开的。两军对垒，当然也是双方统帅才智的较量。一个具有"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许多劣质因素的袁绍，不是把田丰关进牢里，就是把许攸逐出军营，其他像沮授、审配等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又忠诚于他的谋士，弃而不用，怎么敌得过那礼贤下士，深夜里听说许攸来降，光着脚跳下床，忙不及地迎接的曹操呢？
从发兵声讨董卓开始，袁绍就未有任何才禀的特殊表现。这和我们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碌碌之辈，连一句整话都说不下来，由于历史的误会，居然窃居人上，尸位素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若能甘于凡庸，无所作为，在他治下的子民，也许是份福。而越是这样的货色，越不安生，越要弄出些不得人心的名堂。许多决策的错误，包括我们身受体知的，无不可以从这些失败中，找出个人性格的劣质因素的来源。最后身败名裂为止，但跟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依靠的是实力，他的本钱就是地盘和兵马。曹操知道自己实力远不如他，但他懂得利用天下的智力，和实质是一种精神、一种政治的称之为道的无形财富。结果，曹操赢了。
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的，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思想精神文化素养政治品质的人，倒是应该吸取一下三国时期这个谁怕谁的历史教训。
权谋三国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因此，这部书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计谋，和制造计谋的谋士，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在三国初期，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论述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是官方的评价，大抵是准确的。这位出身高门，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听不进去正确的话，不善采纳好的意见，便是他的致命伤。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三国志》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便一点辙也没有，只有走向败亡之途。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也无能为力，于是，或随之殉葬，或弃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选择。
"沮授、田丰俱忠臣也。"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袁绍何许人也，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知其不可谋而谋，悲剧便发生在这里。用人要有选择，被用于人，也要有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还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是计疑计的程度，这等人怎能不败呢？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败而从之，有识而无断，死也活该了。
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曹操敢打这一仗，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八字，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来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一番试探以后，纳言广听，从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计而不疑计，这样的统帅，能不操胜算么？
这场战争中，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谋士邀宠，自然是成群结党，内外勾连，互相捣乱，彼此拆台。加之盘算不一，利害有别，肯定什么卑劣手段，都会使得出来。因为，窝里讧，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时，审配、郭图为一党，造成沮授死，田丰杀，许攸走，张邰、高览奔，袁绍大败的局面。后来，袁绍死，袁尚、袁谭兄弟厮杀争斗，审配、逢纪一党，为袁尚出谋；郭图、辛评又一党，为袁谭献计。除了一个王修，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这些谋士，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此呼彼应，拉帮结伙，暗中来往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在运作机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君子不党，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党，即朋党，是一种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君子，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活动。这种派性现象，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世界上凡国家，凡政党，凡机关团体，凡宗教、文化、社会团契，一直到黑手党，丐帮，行骗、扒窃的秘密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
不过，外国人搞派别活动，有阴谋者，也有阳谋者。公开亮出旗帜，毫不掩饰观点。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关吧？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做法上的不同，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则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亿万子民，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党，也就是山头、宗派、小集团、小圈子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鬼鬼祟祟地活动，不见天日，秘密串连，眉目传情，心领意会，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杀机，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猫的甜蜜，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
朋党，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是公开的话，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或许不无益处。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所以，袁绍之败，除了他个人因素外，这些谋士的内讧，也加速了他的灭亡。俗话说，"龙多不治水"，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像曹操那样，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便风调雨顺，岁稔年丰；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手下的这些龙，就要让他倒霉了。
火烧赤壁
曹操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胜得起，也败得起。不像有些人，胜时，贪天功为己有；败时，半点自我检查也不写，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得意时，嚣张，不可一世，失败时，便孬得把头缩到裤裆里面。
他在翦除袁绍以后，一鼓作气，平定乌桓，肃清残寇，招徕贤才，拓边安民。至此，冀、青、幽、并、辽，西到大漠，东到渤海，整个北方中国，一统于曹操手中。对汉王朝一个最挠头的问题，也就是北方匈奴频繁扰边的积患，总算解决了。终曹操一生，平定的北方边界，没有使他再担忧分心过，这不能不说是大成就，大功绩。所以，当他站在白浪拍天的渤海之滨，那踌躇满志的心情，那神采飞扬的姿态，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诗怀，肯定是快乐得胡子都飞扬起来的。
他赢了，不树碑，不立传，不要人们对他山呼万岁，而是做诗。就是***在北戴河写的"东临碣石有遗篇"了，这种胜利者的潇洒，古今罕见。
很显然，他从山东进军洛阳，掌握住汉献帝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除掉袁绍这个在长江以北的唯一与他抗衡的不能两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强敌不除，中原不保。没有一个巩固的北方，曹操休想越长江天堑一步。然而，就在辽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和速扑丸，函首送诣曹操的建安十二年，也是诸葛亮隆中对策出台的一年，这种重新划分政治版图的设想，不能不使曹操震惊了。
诸葛亮出山时的隆中决策，实际上对三国的政治轮廓，重新划分，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是基本成型了。在历史上的曹操，和在《三国演义》里奸诈枭恶，残忍嗜杀的曹操，不完全尽似，他实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今，已很难于史料中发现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的态度，但深谋老算的曹操，不可能对如此牵涉政治格局的新思维，会无动于衷的。他的谍报系统，不会那么无能，他的智囊团，不会略无动静。于是，迫使他提前实行战略重心的南移，要腾出手来对付荆州的刘表和江南的孙权，也是针对诸葛亮的这个三分天下的战略。
于是，曹操几乎是不容间歇地挥师南下，大概有其对诸葛亮决策的反弹意义在内。否则，他不会不顾谋士多次建议休整，把曹仁派驻樊城，准备夺取刘表的荆州，更主要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起用这样一员亲信将领，可见他对南下的重视程度。一、曹仁是嫡系部队；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三、曹仁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孙权。他是不希望出现诸葛亮所设计的三足鼎立局面的。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让刘备无立足之地，也让诸葛亮的新思维，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有人建议曹操，东吴更是心腹之患。但他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远胜刘备，但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政治上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在取得刘表的荆州土地，也已到了瓜熟蒂落，坐享其成的地步。因此，对曹操来说，刘备比孙权，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果然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落荒而走。
这样，他又赢了，不但得到了荆州这块地盘，还打乱了隆中对策的时间表，不得不往后移了，至少晚了一两年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头脑能够冷静下来，不急于发动赤壁大战，而是像南征前，进行军事准备；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使荆州成为巩固的后方，那么，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弄不懂曹操为什么那样执迷于一举而下江东的雄图大略？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性格因素，感情作用，常常左右他的决策。一个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最怕脑袋发热，自信自尊加之偏执，无不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而在历史上，功高之主，容易发热，功并不高的主，也同样发热，甚至有的其实无功，只不过是虚火，照样热得发昏。热的结果，便是胡来，胡来的结果，便是老百姓遭殃。这些发热的领袖们，一是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二是把以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三是偏执到病态的程度，错了不认错；四是输不起，输了还要找个替罪羊，替他搪灾。
很可能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功成业就，心满意足，开始头脑发热。置酒汉水之滨，庆祝克捷大会，那个说服刘表之子刘琮降操的文人王粲，捧起酒来，吹捧曹操："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尽力，此三王之举也。"
一般说，失败的后遗症，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是狂躁。此刻的曹操，比在渤海边，碣石旁，更不可一世了。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宿愿，立万世基业了。
胜利接着胜利，在乘胜之威的追击途中，从统帅到士兵最易出现的倾向，一是急躁情绪，二是轻敌思想，三是由急躁、轻敌而形成的迷恋武力解决问题，但求速战速决；对于武力以外的克敌制胜之法，往往被急功近利者因其不能立见成效而疏忽摒弃，以致求快不快，反而忙中有失，这就是所谓的冲昏头脑了。
从魏武挥鞭的胜利，到火烧赤壁的失败，曹操的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深思的。有的人，有了点本钱，马上喜不自胜，有了点权势，立刻情不自禁，有了点名气，忙不及地招摇过市，有了点成绩，脑袋便开始发热，好像天和地之间，简直摆不下他。于是，指手画脚，为所欲为，信口开河，逐渐走向反面。如果曹操想到华容道在等着他时，能够冷静些，清醒些，谨慎些，多思些，也许不致那样狼狈了吧？
不过，他输得起，他给自己下台阶，他说，我自己要烧船的，周瑜不过徒得虚名罢了。然后，带着人马，杀向潼关，扑灭马超、韩遂在后院燃起之火，巩固阵脚去了。
是真英雄，赢是好汉，输也是好汉。只有苍蝇，碰了壁，才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诗人曹操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梁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舜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为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狼奔豕突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来上几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物产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了"虞兮虞兮奈若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作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作清高状。拿破仑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人们知道，商是惟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一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爱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过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为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了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琮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幹，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建安文学的主帅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但到了建安时期，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刘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利克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才有"未遒"之叹吧？
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镴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腿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公元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公元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公元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幹、陈琳、应玚、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公元220年，曹操死。公元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公元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曹操唯才是举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这种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
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
我们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念，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走出南阳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以后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因此，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于是，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的。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诸葛亮之憾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的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
诸葛亮论说，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取荆州和益州后，得人和来治蜀，以此而立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那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刘备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诸葛亮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养精蓄锐，以图来日。在主敌必然是曹操的形势下，若荆州受击，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袭，荆州可牵制，不能不说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刘备的宗亲思想，不失时机地夺得刘表和刘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也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些新思维，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飘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给于谁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回顾刘备二十年来，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如果说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三请诸葛亮的虔诚，对孔明的绝对信任，那言听计从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就隆中决策，奠定西蜀来讲，诸葛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可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和永远的伟大英明正确。
就从他刚从南阳走出来，到新野为刘备主持军政要务，正赶上曹操挥师痛击刘备之际，也未见这位大谋略家的出色表现。先是看着那位皇叔，败在一误再误，未能及时拿下荆州，以致错过时机。再败在小胜以后，掉以轻心，没有及早做撤退准备。更败在他携民渡江的大逃亡上，虽然得到了千古赞扬的仁义道德的美名，习凿齿甚至褒他为："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但实际上，刘备既救不了百姓，也救不了他自己。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位将军，以数千兵力，掩护十数万民众，每天以五公里的速度缓慢撤退的。到底打算逃跑呢？还是等曹操追上来被消灭掉呢？
人们有理由问：诸葛亮作为谋士，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其实，诸葛亮从走出卧龙岗，到病逝五丈原，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脱节之处。由于刘、关、张致命的弱点，和他的悲剧性格，也曾发生过一连串的失误，以至于最后也并未实现他隆中决策的理想。所以，《三国演义》虽不遗余力地想把诸葛亮的这些伟大英明正确予以神化，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他，不是神。而《三国演义》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不那么成功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作为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形象，会当之无愧地，在史册中长存下去，直至永远。
屏风后的蔡夫人
夫人左右一切，对丈夫，可能是好事，也可能并非好事。尤其丈夫拥有权力，或者拥有很大的权力，夫人起到好的作用，也许并不显著，但一旦起不好作用的话，则必然要酿成悲剧。在家庭范围内，怕老婆，顶多名声不雅。但朝廷可不是家庭，后妃要插手朝政，影响所及，后果严重。那么，当皇帝的，被后宫左右，恐怕就英明不了的了。
汉末，荆州的刘表，雄踞一方，号称八俊，不是很著名的怕老婆者。他受到枕头风的影响，但对太太的话，也并不言听计从。她对他说，刘备这个人，不可信。尽管刘表也觉得收留他，未必妥当，但没有下逐客令。但即使一个非常伟大的丈夫，要完全不为宠爱的妻子软攻势打倒，那也是不可能的。盖世英雄拿破仑，不也对奢侈浮华的约瑟芬皇后，无计可施吗？所以，刘表的妻子蔡氏，不除掉刘备不罢休的努力，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相当大男子主义。刘备就说过，老婆和衣服一样，丢了还可再添。猎户刘吉，把老婆杀了，当野味做了菜肴。所以，书中女性很少，除了貂蝉外，比较有故事的就是这位蔡夫人了。她很了不起，安排下刀斧手，差一点把刘备干掉，如果不是那匹的卢马，刘备也许溺毙在檀溪里了。后来，东吴孙权在甘露寺，也准备学蔡夫人这一手，但戏未开场，就拆穿了，吴国太大发脾气，孙权倒把妹妹赔了进去。可见蔡夫人并不弱，不弱之处，就在于她先生不以她为然，但能策划出襄阳之筵，而且指挥她的党羽，将细节安排得滴水不漏，差一点就成功。刘表死后，也是她作出的决定，将荆州交给了曹操。从审时度势的角度看，她依托强者，而不傍附刘备或孙权，作为争夺战中的一粒棋子，未必不高明。
蔡夫人善于躲在屏风后，听她丈夫与客人的谈话，她大概算得上搞窃听的情报前辈。为什么要窃听，就是要干政。为什么要干政，就是要维护她和她儿子以及其党羽的权位。应该说，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要比感兴趣者多得多。因此，太太从厨房走进客厅，插手丈夫的事务，有时并不一定她有很强烈的染指欲望，而是她个人的利益和周围人的需求，推她走到台前为代表，来"牝鸡司晨"的。
夫人干政，不光是国货精品，洋人也有类似现象，不过，相比之下，中国要热闹些，厉害些，闹腾的后果也严重些罢了。唐代的杨贵妃，把好端端的盛唐，弄得从此败落。明代有个名叫客氏的皇帝奶妈，和魏忠贤勾结起来，把朝廷上下，搞得个乌烟瘴气。清代有个西太后，差点把中国卖掉，则是人尽皆知的了。所以，中国人对于夫人干政，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
这可能和数千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轻视女性的观点，和与此相关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至今并未消除有关。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天然地把女性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的成见，仍旧自觉不自觉地起作用。因此，女性的正常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表示，必看作是反常行为。于是，作为一种逆反心理，某些女性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狂热地干预国事政务的现象产生，是不奇怪的。
历史上也确有夫人干政成功的例子，不能一概抹煞。但中国人被夫人干政干怕了，就索性全盘否定。女人为什么不能干政？武则天当皇帝，不比她丈夫强上百倍？由于封建礼教桎梏了人们（也包括女人自己）的思想以后，便把走出厨房外的女人，视为不守妇道。而身居权力中心的女人，又极易生出愈来愈炽的野心。这就是中国夫人干政过多，和反对夫人干政甚烈的政治斗争，持续至今的缘故。
凡夫人干政，一、必有一个握有权柄，而又被她明里暗里能够掌握操纵的男人。这些皇帝、总统、主席、元首，通常先是宠幸、后是庇护、继是放纵、终于失控，成为大权旁落，俯首听命的傀儡。二、必有数个走后宫路线，与她沆瀣一气的，或内戚，或亲信，或情人面首之类的死党。三、也是最主要的，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能够约束这些干政女人的恶性膨胀。
这也是中国这类丑恶现象不断的一个根本原因。历代王朝不知订过多少不许妇女干政的条文，但执法者往往是犯法者，犯法者常常是立法者，在没有最起码的民主和司法公正的社会里，夫人干政是无法避免的。
蔡夫人最后把荆州献给了曹操，不能说她不对。如果她支持刘表信任刘备，依赖他反抗曹操，难道就正确吗？后来，刘备入蜀，没几天，就把其实也是收留他的刘璋给干掉了。这当然是后车之鉴了。不过，也说明一点，太太的话，也不能一概斥之为夫人干政，而完全拒绝的。
千古丞相属诸葛
诸葛亮一生最光辉处，莫过于舌战群儒，挫败东吴投降派，促成吴、蜀结盟。在赤壁鏖战中，以少击多，以弱击强，打退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终于出现了他所期盼的鼎足三分的局面。
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是他隆中决策的一次光辉实践。要不是诸葛亮说动孙权，与曹操决战，刘备就只有南奔苍梧，投靠吴臣，最后也就成为草寇罢了。所以从建安十二年，他走出南阳，跟着刘备新野撤退，江陵逃窜，颠沛险难，势逼事危，几无立足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才感觉到诸葛亮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便奠定他的丞相位置。
孔明到东吴，一个劲地用激将法和拼命做反面文章，这也是在做无本生意。若是他有地盘，有实力，你不打我打，就不用这样鼓吹了。但诸葛亮吃透了东吴，在孙坚退守江东以来，已历三世，一直游离于中原的纷争消耗之外，养精蓄锐，羽毛丰满，这是他们不甘心屈服于曹操的主要方面。加之孙权自建安五年接手政权，至此也有七八年的治国安邦的经验，他当然不愿拱手把江山送与曹操。所以，孔明对这些不甘心认输的对手，此法自然会奏效的。
东吴虽主和者多，但皆是书生议论，其实，诸葛亮明白，与群儒舌战，不过是和站在幕后的旁听者舌战，这个人就是孙权。因为谋士所说所想，也正是孙权徘徊在降、战之间所思所虑的。所以，难倒这班东吴谋士，也就等于巩固了孙权的主战之心。这番政策大辩论的实际意义，也就在此。
虽然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功不可没，但若无鲁肃对孙权的人皆可降独孙权不可降的一席话；若无主战派周瑜举足轻重的分量；若无从内心里不甘向曹操俯首称臣的孙权决断，舌战也就是舌战罢了。宣传是对民众的，对统治者来讲，最能动其心的，是利害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动不动哭哭啼啼，智商不高的刘备，能办成这件事么？
所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盼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更盼望有一个大贤大能的丞相。对于管仲、乐毅、张良、萧何这类兴国立业，励志图强，外御内安，邦富民康的治臣贤相，后人所给予的褒美礼赞之词，甚于他们辅佐的那些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弱一点，孬一点，弱智一点，窝囊一点，只要不是昏君，哪怕当个摆设都行。但没有一个治理天下、为民造福的贤能之相，那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堪设想了。秦二世若非赵高，唐玄宗若非李林甫，宋徽宗若非蔡京，明熹宗若非魏宗贤的话，也许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当皇帝的人，挨个儿数一数，称得上圣明者很少，而昏庸者，荒淫者，暴虐者，好大喜功者，作践百姓者却很多很多。因此这些主子种种程度不同的恶，若没有一个辅宰佐弼加以抑制的话，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必是老百姓来承担。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良相，常常起到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调节器作用。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能者多，除一些开国之君，称得上英主外，其余治国有方的，真是屈指可数。实际治理国家的还是丞相，哪怕皇帝把他的心思只用在三宫六院上，倒也是小民之福了。
楚、汉相争之际，鸿沟划界，刘邦欲归，若非张良劝止，天下属项属刘，又当别论了。刘备若非诸葛亮，新野、樊城一败，走投苍梧吴臣，也就穷途末路了。所以，相之举足轻重，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远见卓识，应变才干，构成了贤与能的高度统一。作为一个相，光贤不能，不行；光能不贤，也不行。孔明就是这样一位大贤大能的辅弼之臣。
所以，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没有"丞相"这个内阁重职呢？但泛提"丞相"二字，人们想到的准是诸葛亮。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这两个字的在某种程度上的专属意义。
尤其对长期在李林甫、蔡京、魏忠贤治下的中国人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的"寻"，不也意味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声吗？
三国周郎赤壁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
但赤壁到底在哪里，其说不一。苏东坡那首脍炙人口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黄州，据考古家说，倒不是进行那场大战的场所。无论是真是假，这首词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赤壁之战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把号称八十三万人马的曹操打败的。而《三国演义》中，把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司令头衔，加在诸葛亮身上，实际是一种掠他人之美的行为。这不是诸葛亮的错，是后来一心想美化他的作家们的错。
公元208年，取得荆州的曹操，大军压江，志在必得，根本未把对手周瑜看在眼里，但想不到这位官渡大捷的英雄，却在赤壁碰壁。大人物常常瞧不上小人物，但偏偏栽倒在小人物手里，是使历史上许多盖世英雄为之蒙羞的故事。《资治通鉴》引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述《汉晋春秋》时，距赤壁之战也就不过百多年，应该说，他的这番评断，对于曹操的败因的分析，接近于历史真实。
曹操从公元184年讨伐黄巾起家，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不是没有失败过，但进军洛阳以后，到统一中原，北征乌桓，便基本上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了。尤其是在他军事成就的顶峰之作，官渡大捷以后，又取得了荆襄战役的空前大胜，把刘备撵得个屁滚尿流，紧接着，他就要发动这场在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
这场战争的失败，败在曹操被胜利冲昏头脑上，一个太骄傲的人，便忘乎所以；而忘乎所以，也就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清醒认识。天平一倾斜，便只看到于自己有利的方面，自然也就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招致失败的结局。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横槊赋诗，踌躇满志，气势非凡，不可一世，这也是所有翘尾巴的人，很容易涌上来的德行。曹操是文人，难免文人风流，如此得意，自然情不自禁，加之马屁精一捧，就摇头晃脑地做起诗来。诗，也许不难做，仗，就不怎么好打了。于是，这位枭雄栽了个大跟头。
败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兵员疫疠，不习水战，降卒贰心，火烧连营。若从决策者主帅个人察究的话，习凿齿所说的"骄"，是赤壁失利的根本因素。因此，凡骄傲自矜，倚胜恃功，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者，无有不败的。西楚霸王如何？不也刎别乌江？所以，在决策中，如何摒除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和自身性格弱点的障碍，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成了影响事业成败的关键。曹操这一败的后果，"俯仰之顷"，三分局面就定下来，他一生中再也休想渡过长江，而成全了一个"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周公瑾。
赤壁之战，东吴是主体，刘备不过是盟军罢了。实际上，周瑜是三军统帅，诸葛亮连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也不是。但经小说家铺陈演义之后，主次位置竟颠倒调换过来。诸葛亮成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高瞻远瞩，英明正确的统帅，借箭借风，料事如神，这当然是后人的发挥创造了。其实在《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正面战场上，并无蜀军一兵一卒，他指挥谁去？当时孔明先生，充其量也就是一名军事观察员，或联络参谋而已。
公元210年（赤壁之战刚过去两年），周瑜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由此可知，他对于刘备，乃至对关、张，都不敢掉以轻心的。独对诸葛亮的作用，只字未曾提及，也许在赤壁，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还不够资格与比他长六岁的周瑜，来共同指挥这场战役。
但《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却从此成为气量狭窄、毫不容人的典型，这实在是可怕的扭曲。史实中的周瑜"性度恢宏"，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而且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不愧为苏东坡笔下的"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在宋代，评价三国时，人们并不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他说"三国周郎赤壁"而不说孔明赤壁。但经后来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两人一则为神，一则为小肚鸡肠的小人了。
曹操在荆襄之役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吴。因为，战争是解决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的最后手段。所以，曹操和孙权的这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实力的较量。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应战，他确是被曹操声势浩大的八十三万兵马吓住了。
犹如角力，力气大的，总是要占优势，这也是共识。但实力强的一方，未必就是最后的胜者。周瑜看到了这点，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以生命为代价的最大赌博，是伴随着时代进化演变的魔方游戏。它是个不停地产生误区，又不停地制造机遇的庞大迷宫。所以，周瑜敢于以东吴较少的兵力，再加之与刘备结盟的支持，握有和曹操一决雌雄的信心和决心。
敌我双方都存在着太多的彼此未知之数，和无法准确把握的变化和可能性。因此，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因素，变生不测，打乱部署。措手不及，一错百错有之；棋高一着，全盘皆活者有之。也有不少以为势所必然的事情，却有意外的结果，于是，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有之；得胜之师，全军覆灭有之。这些，是战场上屡见不鲜的。善战者便在这误区与机遇，偶然与必然的不停变化之中，扬长克短，把握时机，趋利避害，应变图胜。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骄傲的曹操，败在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手下。
仗是周瑜打的，但功劳全算在诸葛亮身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小说中发生过吗？最后连曹操也不得不狡猾地间接承认："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也认为他的对手是周瑜，而没有孔明的份。只有大都督周瑜，才是指挥赤壁之战的主帅。
可历史上的许多糊涂账，要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曹操的用人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椹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幹、阮瑀，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都抱着《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抱着"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喀嚓"一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多凭不正当手段而独霸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有了这句名言，周瑜从此不仅在文学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喻户晓的，无丝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其实，社会的进步是建筑在公平的竞争上的，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有，我要比你更有。在同一条跑道上，不是靠使绊子扳倒别人，夺得第一，而是靠光明磊落的竞争，走在前面，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而纪录也只有在这样你追我赶的局面下，才能打破。如果"既生瑜，何生亮"，只你老哥一个，你会是永远的冠军，但纪录也永远停滞在那儿了。
说穿了，嫉妒，是弱者的行为，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