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骂曹
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从肉体上的摧破，是最彻底的消灭法了。
他先后杀掉好几位很有代表性的文人，那个祢衡，虽然不是他亲手处置的，但也是被他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这个击鼓骂他的文学新秀砍了头，账当然得算在他的名下。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因为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若非独夫民贼，一般的统治者，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
其实，曹操算得上是个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崔、孔、杨三位，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都赞他"东临碣石有遗篇"。但是，作家要收拾起作家来，自古以来，是不大温柔的。尤其是拥有一定权柄的作家，那生杀予夺的无情，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一旦处理什么事情，那嫉妒之心介入其中，就必然有扩大化和过头过火的弊端了。而文人的嫉妒，特别那些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的作家，则尤以为甚。下起刀子来，也必然是更心毒手辣的。
要用今天的医学观点看，汉末的这位文学新秀祢正平的表现，是有一点狂躁型精神方面病症的，这也是自负其才，而不得如其所愿的郁闷结果。他怀揣一张名片，来到许昌，以求闻达。大概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这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新秀作家，脱帽致敬的。
这也是稍为有了一点成就的文人，马上就会自我膨胀，压根儿没有办法医治的毛病。在当今的文学界中，一下子把自己封成世界级的中国首席作家，印出帖子，到处广告，贻笑大方者，也是有的。
然而，直到祢衡这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名字的烫金也磨掉了，也无人买他的账。一是他看不上人，二是人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所以，他心理就不甚平衡，狂病也益发地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扩大势力，他的对立面自然也在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一直是跟曹操唱对台戏的，也算是对立营垒里的一个领袖人物，经常聚着一帮人，抨时议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可以引导舆论的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
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位二十四岁的新秀，吹得天花乱坠，捧到了天上去，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躁狂，这一捧，更是谵妄起来。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做《骂杀与捧杀》，那意思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还真是一点不错，我们不亲眼目睹一些新秀作家，很快地红起来，很快地暗下去吗？就是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每天发烧38度，再也写不出来了的缘故。那几年，很有那么几个评论把头之类，老是频频宣布不朽之作诞生，传世之作出现，这种虚假的桂冠，惯坏了，也坑苦了一些年轻作者。
如果不是孔融的煽动蛊惑，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眼中无人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那种纯粹的文人丝毫不懂政治的悲剧了。
骂是骂得淋漓尽致，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但是，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也是干脆利落的，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轻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一样的，于是心气相通。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年轻作家，搅进这种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但曹操杀了这三位文人，在历史上背骂名，抹了个大白脸，也是活该的了。
不过，若是从曹操借词杀掉孔融、杨修，决不宽贷，而却将祢衡送到刘表处，纵之不问看来。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说明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曹操，区别对待的方式。
其实，按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还会在乎杀掉一个祢衡的臭名吗？但他放了他一马。无论孔融，无论杨修，都要比祢衡声望高多了，是当时众望所归，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也毫不在乎舆论，说杀就杀了吗？所以，对于杀祢衡的"借刀"说，也还有存疑之处。曹操是兴之所至，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如以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倒是该杀的，但没想到曹操把他礼送出境了。"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挟持而行；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一个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会把写过《鹦鹉赋》的祢衡，多么看重吗？这种傻狂之辈，顶多言不及义，玩一点新潮，搞一点性文学，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一笑了之。但孔融、杨修，他并没有看成是腐儒，是半点也不客气地亲自收拾的。这时，他就是政治家的曹操，半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孔融虽然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好像很潇洒的样子，其实聚在他身边的人，曹操明白，绝不是在那儿作文学沙龙式的清谈，而是政治上反对自己的裴多菲俱乐部，他自然是不会容忍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杨修，则卷得更深，不仅在文学上，和他的儿子曹植密不可分，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的地步，而且在政治上也搅在一起，特别是介入了宫廷里面最敏感的继承接班的斗争。因此，文学家的曹操，也许可以把他们两个视作文友；政治家的曹操，那么对不起，就是危险的政敌，不除掉那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
那个文学新秀祢衡，被他们鼓动起来，结果掉了脑袋的教训，若是引起孔融、杨修的足够警觉，也许情况会好一些。刘备最后不是靠韬晦，逃出了曹操的手心了么？但这两位终究是文人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和祢正平一样，殊途同归。说了归齐，文人与政客斗法，输赢的格局早就定了的，一定要较量，唯有头破血流了。所以，儒就怕腐，要是一腐，也就真没什么招了。
穿上龙袍的丑角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
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
《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
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动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
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
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作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
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讨伐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
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
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屁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
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操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操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
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难兄难弟
《三国演义》一开头，如果没有二袁，也就是袁绍和袁术，恐怕就不很热闹了。这一双难兄难弟，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人物。大概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类宝贝，出点洋相，闹点笑话，否则，老百姓也无谈资，一部历史书就显得太沉闷了。
一出戏，没有丑角，是很冷清的。因此，历史呼唤英雄的同时，也会招徕许多跳梁的小丑，二袁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由于董卓这个大军阀，从西凉来到东都洛阳，废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一下子改变了游戏规则，众诸侯不干了，便联合起来反董。这其中，除了曹操有政治头脑和策略远见外，其他十八镇参与会盟的牧守，主要因为摆不平，气愤董卓一人把整桌筵席全吃了，连残羹剩饭也不赏一口，才带兵来会盟的。
接着，群龙无首也不行，经曹操提议，那时用不着选举，也无须乎差额，连举手表决也没有，这可实在省事，免伤很多口舌和脑筋。袁绍走马上任，当了这次讨卓联军的总司令，径抵虎牢关挑战。
袁绍不费事地就当上盟主，不是他武艺高强，不是他谋略英明，而是曹操的一句话。他说："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于是众皆曰："非本初不可。"实际上是沾了他老子娘的光，靠爹吃饭，当上一把手。
要说这次讨卓，积极性最高涨的是曹操，革命性最坚决的是曹操，组织才能、领导水平，最出色的也是曹操。实际上，他是灵魂，他是思想库，他是统帅人物。可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官品也低，于是犯了一个可说是不得已的错误，把盟主位置拱手让给了袁绍。当然也可以认为曹操是为了团结的目的，为了讨卓的大方向，才这样做的。但事实上曹操有他的心理弱势，因为，门第出身，尊卑贵贱，是构成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维护封建统治的不成文的精神支柱。曹操深知，当时他要是自荐为盟主的话，祖父还是中常侍，还是宦官的他，众诸侯未必会齐声曰"非孟德不可"了。
所以，在十八镇会盟讨卓的动员大会上，他只有高风亮节地推荐袁绍。但他哪里知道，"父是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是站不住脚的。马铃薯若不引种更新，结出的果实，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俗话所说，黄鼠狼下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这种物种退化现象，对于养尊处优的豪门望族，皇亲国戚，政要显贵，将帅高官，往往表现更明显，蜕变和萎化，会来得更快一些。就看刘备的公子，乐不思蜀的阿斗先生；司马懿的侄孙，饥馑之年让老百姓去吃肉饼的惠帝，其实未出三代，几乎形同白痴，这才有古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感叹吧！
结果推上去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首领，把轰轰烈烈的局面，弄成虎头蛇尾的下场。等到曹操终于明白"竖子不足与谋"，自己单干，去追董卓，那当然要大败于荥阳了。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袁术两兄弟，一对高干子弟，不过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在那里食采封邑，衣冠盛事，其实不过尸位素餐罢了。但这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了了之辈，却都有一份很良好的自我感觉，良好到令人惊讶的麻木程度。
会盟的主席台上，最不好受的莫过于刘玄德了，这位祖上是皇族，如今已是一个编筐织席的手工业者，根本找不到一点自我感觉。颐指气使的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其实，刘备也满可以回敬他："你算什么东西呢？老子早先比你阔多了！你现在仗着你爹娘的神气，一旦你神气不起来，比我还不如呢！"
那位关云长老爷，要去和华雄较量。袁绍的弟弟，跳出来嚷嚷，还发了一顿脾气："让人家笑我们没有大将么，派一个弓箭手出场？"这个更加草包的草包，上阵打仗的样子，才叫可笑。双刀不是握在手中，而是悬在腕上，不伦不类，洋相出足，评注《三国演义》的李卓吾老先生，批到此处，也说袁术是一副呆相。
而他哥哥，一当上总司令，第一件事，就委任他为粮草联勤方面的总管。武大郎开店，物色比自己个头更矮的伙计，这一点不必讶异。过去如此，后来也未必不如此，其实是物种在退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行为。中国的封建落后保守封闭的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就是汰优存劣的结果。
所以，封建的门阀等级余荫世袭制度，就是袁绍、袁术这对兄弟登上高位的保证。虽然这出闹剧，是很久远的故事了；但有时候，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也未必不会被人重新祭起亡幡，借尸还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样的语言，不也热闹过几天吗！这大概也是历史书能够被人津津有味地看得下去的缘故吧？
豺狼董卓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从野蛮向文明逐渐过渡的过程。
野蛮渐渐少下去，文明渐渐多起来，这是个总趋势。但也保不齐，野蛮又猖獗起来，实行灭绝文明的大倒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短暂的，或相当长时期的野蛮占主导地位的回潮，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挖掘出来的兵马俑，很大程度得益于深埋在地宫里的缘故。如果秦始皇当时把这些显示其"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力量象征，全摆在地面上的话，那么就和"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的阿房宫命运差不多，就难逃"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命运了。
烧，也就是焚，是野蛮施于文明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段之一。项羽一看刘邦占了上风，就本着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的同归于尽的野蛮心理，一把火把阿房宫烧了个精光。幸亏兵马俑埋在地下，否则，也片甲不留了。
火，对于人类来讲，功效非凡。要是一直茹毛饮血的话，也许至今与其他动物无甚区别。自从原始人掌握了火种以后，便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走上了进化发展的道路。所以在西方神话中，把火种的取得，归功于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他甘愿忍受重罚，忍受鹰的啄食，也要把火偷到人世间来。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虽然并未因此而犯了什么天条，受到处分，但也好像没有什么纪念他的节日，凭吊他的庙宇之类。
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怀着敬畏之心，供奉那红面孔的火神爷，对取火的燧人氏倒一般对待。这很可以了解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燧人氏的火，不过烧饭煮菜，而火神爷的火，却是要烧掉房屋烧死人的，所以谁厉害，就拍谁的马屁，就对谁磕头如捣蒜，就对谁山呼万岁。于是，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恶煞，耍起野蛮来，也学这一条，当火神爷。一个烧字，统统化为灰烬。这大概是普罗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绝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他们二位盗来或取来的火，竟还有这样可怕的功能。
秦始皇焚书，用火；项羽焦土阿房，用火；而汉末的董卓毁灭洛阳这个城市时，也用火。同样是放火，文化层次愈低，野蛮本性愈甚者，也烧得愈无选择，悉皆付之一炬。秦始皇焚书，至少他还有一份理智，医学农林的书他还是不烧的。项羽把阿房宫烧得瓦砾不存，但长安都城无恙。而董卓焚洛阳，就是要从地图上消灭这个城市了。他最野蛮，所以他最凶恶，不加区别，一律烧光。
史称：董卓"豺狼也"，是个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的军阀，他的兵士部曲，也多以仇视中原的西凉羌胡充任，上下交征恶，这才把洛阳烧得如此彻底的。所以，野蛮的精神基础，是建筑在整体愚昧上，正因为这种愚昧，才对文化、文明、知识、科学的产生憎恨恐惧之心。再加上专制严酷的高压统治，和物质生活的贫穷匮乏，社会的封闭与不开化，以及思想禁锢，和神人双重迷信的泛滥，野蛮越出理智的常轨，必酿成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历史大倒退。
而作为这股野蛮力量的前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充满报复狂的不可理喻的心理变态者。烧杀抢掠，就成他们宣泄的手段，董卓迫不及待地进军洛阳，来了就抢，抢完了杀，杀完了烧。关中连绵数百里，两汉经营数百年，全被董卓这样一个疯子毁了。
因此，火虽然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大概也是中国人敬畏火神菩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戏文三国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刘备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
灭绝人性的款待
中国人之善良和平，谦恭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数得着的。但某个皇帝，某个军阀，或某个什么也不是，手中有杀人之权柄，一旦暴虐起来，那份残忍之心，也着实可怕。古代在刑法中，有一条凌迟罪，那简直比医科大学里的解剖课还麻烦。行刑的时候，刽子手要将犯人一刀一刀地割切，用刀必须达到三千多次，还要保证罪犯不能马上毙命，所以，凌迟一个罪犯，常常要两天工夫。这种处决的方式，已失去任何惩罚的意义，而是人类最丑恶的变态心理的残酷发泄而已。
在中国旧小说中，有许多血淋淋残忍的描写。《水浒传》里那十字坡孙二娘开的黑店，如何将人肢解，肥的当馅，瘦的当臊，著书人一点也不觉得多么不妥地津津乐道。武松为张团练所害，返转来进行报复，不但将仇人的脑袋砍掉，连无辜的家属，使女，也一并杀死，著书人描写时，可谓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等到李逵劫法场去救宋江，挥开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许多看热闹的群众，也成了刀下之鬼。扬州说书中，光这一段屠杀无辜的场面，能说上好几天。这种以血腥为乐，以杀戮为快的残忍心理，很足以表现人类潜意识中的恶本质的。
《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充满了血腥气。而那个猎户刘安，杀了自己的妻子，挂在厨房里，将她臂上的肉割下来，炒出几盘菜肴来，供刘备食用，则是尤为令人发指的残忍。这是刘备被吕布赶出了小沛，匹马逃难，且投曹操途中发生的事情。因为途次绝粮，夜宿一个猎户家求食，此人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作者以平淡的笔墨，写这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动，实在是很可怕的。
因仇立意杀妻者，有之，无心误伤杀妻者，也有之。像刘安这样把妻子当成一只羊，一口猪，杀了待客，还说是狼肉，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少见的。虽然，在此之前，杀了亲生儿子，烹制成一道菜呈给君王者，在此之后，杀了自己的爱妾与部下将士共餐者，这种人性泯灭的事，也并不乏见。无论如何，只是因为寻不着野味，而把老婆宰了拿她的肉来顶替，除非此人丧心病狂，是疯子，实在是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接受的。
上帝在伊甸园里，赋予亚当、夏娃那种男女情爱的本能，正是人类于摇篮中就有的最基本的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子孙繁衍，才有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姑且撇开这些不言，作为人，一个生命载体，有她几乎是本能的求生欲望，只是为了贵客盘中的一道菜，就给杀了。而视他的妻子，如同栏中圈养的猪羊鸡鸭的这个丈夫，做出这种绝对是反人类的罪行，姑且把他当作神经上的不正常。但写书的人写了，不以为荒谬绝伦，评书的人评了，漠然不动感情，真是令人骇异。
毛宗岗评到这里，曰："刘备以妻子为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只是有一点点不以为然的意思。李卓吾在回目后曰："刘安杀妻，固非中道，犹胜吕布因妻而杀身者也。"虽然有否定之意，但觉得他杀妻杀对了，至少比吕布强。这位在当时属于思想解放一流的李贽先生，竟不抗议一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和愚昧中，是无法植根的。
另一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李渔，可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此公是特别钟情女性的。所以他从创作这个角度，发表议论："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处，不知言之太过，反成惨毒。文字不可太过，于此可见。"
愚昧和残暴是一对孪生子，只要有愚昧，就有非人的暴行。时至二十世纪末的文明世界，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的种种恶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难道就会完全绝迹了吗？
汉献帝和衣带诏
在《三国演义》里，汉献帝是一个当得不很开心的皇帝。他先是被董卓当作手中的一张王牌，后来，又成了李催郭汜争来夺去的一份本钱，结果，是曹操掌握得牢牢的绝对是被摆布的一个傀儡。
所以，他不能忍受这种高级囚徒的生活，被曹操挟制得喘不过大气来，就策划一次反曹的行动。但他实在没有力量，也不知道谁可靠，谁不可靠。就给国舅董承写了封血书，不好公开交给他，藏在衣带里，连衣服一块赐给他，要他以这封信为号召，地下秘密串连，组织力量，举事起义，推翻曹操。后来未能成功，被曹操的特务系统发现，于是，杀了许多人，汉献帝更加不自由了。
在历史上，这种失去皇冠的帝王，重新坐回到他的龙椅上，叫做复辟。有的皇帝，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九五之尊，但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玩偶，为摆脱这种被人操纵的命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所进行的种种作为，也是一种复辟行为。
同在这部《三国演义》里，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无独有偶，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这实在太巧合了。不但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一样，连具体做法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由此证明，衣带诏是皇帝自己搞复辟的一种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当这种皇帝，真不值得羡慕，还不如当老百姓。
到了如此田地的皇帝，任人俯仰，其自由的程度，通常都是和囚犯的境遇相差无几的。其所能依赖凭借的政治基础、军事力量，大半是远水不救近火的。由于生活在荆棘之中，周围除公开身份的名为御前官员，实际是除监督皇帝行动的耳目外，更有秘密身份的暗探，作为后宫的阉人奴婢之类环视左右，窥探一切。所以，皇帝落到这步田地，充其量是一个享受高级待遇的囚犯罢了，在牢笼里搞复辟，成功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
法国路易十八所以能成事，居然搞出来一个复辟王朝，并不是他的功劳。虽然他日夜都在梦想，夺回他哥哥路易十六于断头台丢掉的王位。要不是有实力的反拿破仑的联军获胜后，在政治上希望法国恢复旧有的君主制，从国外把他找回来，他也不可能梦想成真。所以，惟有靠这类实力派的重温旧梦的复辟，倒往往能奏一时之效的。不过，几乎也是规律的，凡这类复辟一旦成功，旧的王朝卷土重来，君临天下，重建旧秩序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于是，凡逆历史潮流的任何复辟，寿命总是长不了的。而复辟者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的，想回到昨天去重温旧梦的人，他们感情上的依恋和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但对于已经生活在今天，并且向往着明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沉重的梦，已经不可能再有吸引力。
皇帝的复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逊位，还有张勋复辟的丑剧发生，这便是真正的授人笑柄了。皇帝早是明日黄花，帝国也已烟消云散，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逆潮流而动呢？因为遗老遗少，仍沉醉于昨日王朝的梦中不醒，拖着小辫子的失意政客，还幻想找回早日的辉煌，身无片甲的没落军头，怀着江山易色、江河日下的恐惧，曾经被御用过的无耻文人，对于新生事物的难以遏制的切齿痛恨，和那些也被御用过的贵妇名媛，继续眷着黄金岁月的风流。所以，这班人一遇机会，便像鲁迅先生讲过的沉渣泛起那样，来一通闹剧。这种游戏式的复辟，在历史上，是从来也不曾绝迹过的。
凡搞复辟，都不可避免地要倒退，打出来的昨天多么多么好的旗帜，是飘扬不多久的。汉献帝可怜的复辟，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结果，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他所代表的汉王朝，已经衰朽枯竭，土崩瓦解，无法与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行一搏了。时代如滚滚江河，流向的选择很明显，只有向前，不会倒退。
凄风苦雨，寒螀霜草，既老且病，时光不再的人，除了沉湎在旧日灰暗的回忆里，做复辟的梦，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所以，一个社会，一个朝代，一个阶层，一个政治集团，哪怕具体到一个人，如果任何时间，任何事情，总是朝后看，总是想着昨天，总是回忆着过去岁月，总是以陈年的目光不能适应现实的话，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此公，倘不是生理上的衰老，十之八九，便是心理上的病态了。
刘备的突围
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艰难，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鸿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天堑可赖，三代经营，励精图治。只有刘备，东窜西突，无所依傍，茕茕独立，形单影只。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靠刘表，托孙权，寻求庇护，赖以立足，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一国。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所以，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又当着晋朝的官，吃晋朝的粮，不得不在奉命撰著的《三国志》里，承认魏为正统。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就把刘玄德成了正统，其实，这才是历史的颠倒。
西蜀不但在国力上，弱于吴和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舆论造势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
刘备的才智，算是个庸人，不过，在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上，却也有不弱的表演。
吕布败后，他本以为可在徐州安身，谁知曹操不放心他，被挟带到了许都，一切仰仗于曹操，他除了俯首称臣，小心侍候，别无他途。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是一种磨砺。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吃掉，又要发展自己，以待来日。有求于他人的荫庇时，韬光养晦，保持最低姿态；利用列强彼此矛盾时，挑拨离间，可又不露痕迹。胯下之辱，称臣不二，闻雷失筷，卧薪尝胆，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谚语说道："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倒是准确地描绘了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由于根基薄弱，实力不足，地盘有限，资历、声望、影响、权威还不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只有在苟安中徐图奋进，在迂回间寻觅生机，因为本钱不大，只有寻找空隙，努力把握机遇，争取脱颖而出，这才能一展宏图大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两强对立冲突，不共戴天，是矛盾；双方信誓旦旦，拥抱接吻，也不等于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强与强，固然是矛盾，强与弱，又何尝不是矛盾？因为弱方要强起来，强方又不甘于弱下去。于是即使在实力并不平衡的两方之间，也存在着强对于弱的蚕食，弱对于强的反抗。强无时无刻不在抑制着弱的发展，弱也须臾不忘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期有朝一日真正强大，除非愿意在强方的卵翼下，永远作二等公民，才无进取之心。这样，为了未来长远的打算，韬晦，是最好的保护色，韬晦，是一种弱者的行为，韬晦，是最典型的藏身之计。
最初，刘备起事，只不过想摆脱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的平凡命运。早些时，他们哥儿三个，只求能够站在公孙瓒后面，当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就心满意足了。后来，被当作诸侯间的小角色，哪怕敬叨末座，也很知足。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时，兴奋得马上坐不住了，得意地问道："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李渔评到这里，批了六个字，"自负语，肮脏语。"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可见，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给自己定位，还没有意识到在历史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他的顿悟，是从他被汉献帝尊呼为皇叔那刻开始的，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前景，他的能量，已不是琢县楼桑村里的一个没落户了。而后又被董承邀他参加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反曹操的神圣同盟，在衣带诏上署上左将军刘备时，他明白，他是应该有大作为的人，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很有参与最高权力角逐的兴趣了。可当时他被曹操笼络在许都，在那位奸雄的手掌心里握着，他必须用韬晦来保存自己，然后想尽办法，脱离曹操的羁縻。虽然，那是一个镀金的牢笼，关在里面，也不是滋味，所以，远走高飞，便是他的当务之急了。
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觉醒，虽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中，但不甘雌伏的刘备，必须骗得他的信任，才能逃脱魔掌。所以，在菜园子里挥锄灌溉，表演那份胸无大志的样子，虽然曹操一个劲地测验他，他在装孙子方面，倒也是个不错的演员。
但刘玄德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韬晦者，所以，他一方面以学圃为障眼术，一方面急急寻找机会，早日摆脱曹操的羁縻。空隙总是有的，正好袁术要弃淮南，欲归河北袁绍，他借了这个口实，去攻打那个想当皇帝的蠢货，就逃出许都了。
韬晦是一门学问，在历史上，最成功的韬晦者，莫过于越王勾践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如愿以偿，这才是真正的韬晦大师。刘备的韬晦，应该说是够水准，但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当曹操"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和他谈论天下英雄时，刘备一个劲地装傻卖呆，多少有些失度。后来惊雷失筷时的掩饰，也多少有些牵强。做戏总以不愠不火为佳，太表演了就要让观众出戏。幸亏曹操当时踌躇满志，傲踞自负，竟没有察觉刘备的叵测之心。说到底，曹操其实并不太在乎他的。虽然许他为英雄，那不过是酒酣耳热时的顺手人情罢了。他在许都时，有人建议把刘备干掉，可曹操说："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后来他借机跑了，部下要把他抓回来，曹操一挥手说："我既遗之，何可复悔？"根本不把刘备太当回事的。如果曹操十分忌刻刘备的话，他的韬晦表演，也未必能够成功。正如文坛上个别在那儿"灌园种菜"的人物一样，有时也掩饰不住那不甘寂寞的心，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看见只当不看见地不当回事罢了。
弱者仰鼻息于强者，寄人篱下，那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败露之险。所以，刘备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大的错误，才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在三分天下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败在曹操手下，而弱小的刘备最后雄踞西川，扼守巴蜀，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
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携民渡江的刘备
有一句专门针对《三国演义》的民谚，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意思是说，年轻人火气壮，爱抗争，好犯上，喜动武，看了梁山泊英雄的造反行径以后，对于本来就有的逆反心理，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样，《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计谋的书，是一本动心眼，玩权术的书，会使经历了人事沧桑的老年人，心术变得更坏，成为老奸巨猾的人。
其实不然，《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些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合纵连横，忽敌忽友，虚实不定，瞒天欺世的政治矛盾，军事交锋，人际关系的纠葛，世事的分合，倒是像一本生活教科书那样，使我们学会为人处世中谨慎感情的学问。
感情是可贵的，但若是看不透人世的本质，滥用感情，反而会被感情所误。
刘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自从他讨黄巾起事以后，先投公孙瓒，一看没有戏，掉转屁股走去。后依陶谦，结果把人家的地盘占了。靠吕布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围，但在曹操捉住了吕布以后，他不咸不淡的一句话，促使曹操下决心把吕布杀掉。曹操把他引见了汉献帝，得了一个皇叔的身份，刚刚在相府小亭里，煮酒论英雄，一转眼间，杀了车胄，叛了曹操，走出牢笼。把袁术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袁术本人也饿渴得吐血斗余而死。而后，刘备居然又去向袁术之兄袁绍求助。而那个袁绍竟也不顾手足之情，答允出兵救援刘备。刘备若非心如铁石，绝对不动任何感情的话，他也早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鬼了。
直到他后来投靠刘表，以至荆州变色，入蜀以后，造成刘璋失势，虽然也假惺惺地仁义过，还挥洒几滴老泪，但从他这数十年的经历看，一切冠冕堂皇的表态，信誓旦旦的语言，称臣纳贡的虔诚，不共戴天的仇恨，都不是看得那么认真的。在他眼里，应该的，变成不应该，可能的，化为不可能，相反，倒行逆施，心安理得，悖谬逻辑，竟是真理。这一切，统统以其切身利益，来决定是非黑白。刘备能够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方，说明他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位枭雄。不过，他不像曹操那样赤裸裸地杀伐无情罢了。
所以，对政治家来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一切以维护和扩充自我利益为准绳，感情是次而又次之的。尤其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更是划分敌友界限的最高标准。
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各派力量总是要在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下，不停地分化瓦解和不停地重新组合。合纵也好，连横也好，任何歃血同盟或是签字画押的联合协议，都属于短期行为的暂时团结。谁也不能保证墨迹未干，而双方已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条约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同样，昨天在疆场上厮杀的仇敌，今天拥抱在一起，亲密得难解难分，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早晨还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呢，到了傍晚，杯酒言欢，尽释前嫌，俨然像双胞胎，联成一体，进入无差别境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若是有太多的感情牵惹，那就伏下败亡的根苗了。
但刘备这个人，所以不如曹操那样成其大事，就在于他还未能把握那个奸雄的"宁我负人，人莫负我"的自私到家的哲学。所以，有时候，难免感情用事，倒把自己害苦了的。撤离江陵时，舍不得抛下数十万乡亲，一定要携民渡江，结果以惨败告终。关羽被吕蒙杀掉，为手足之情，竟倾全蜀之兵，不听劝阻，出川与东吴决战，最后，损兵折将，再回不去蜀中，在白帝城长逝了。
所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旧有的文化心理，以及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之道，显然只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要是当真，这个政治家可能有感召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会由于他的迂腐而丧失殆尽的。
看透这一切，举眼望古往今来的分合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成大事者，无不把感情因素压缩到最小最小的程度。政治家如此，其实，非政治家又何尝不如此呢？
若一个人，不懂得谨慎感情，或感情泛滥，或过于感情用事，那他肯定会为这份多情烦恼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呢！
孔融之死
孔融，是汉末的大名士。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孔融属于后者。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这位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曹操说了算，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这位大名士，有资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几？"因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汉末知识分子的政治领袖，是任过北海太守，为一方诸侯的人物。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
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简直太光荣了，这和阿q与赵太爷攀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后来从北海到许都，任将作大匠，也就是建筑工程部长，这位大名士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资本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当时，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不敢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过于自信，对时局估计错误，小看了曹操。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是一股抗衡力量。结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
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犯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悲剧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我们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话，值得深思。"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讳的，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而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伏了刑，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考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把他彻底搞臭了。
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
不论谁，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关羽成神小说之功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一部小说，能将其中一个人物塑造成万民心目中的一位尊神者，敬仰之，供奉之，祭祀之，膜拜之，只有这部《三国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要说文学的功能，影响最大，反映最佳，社会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此了。
造神，是中国人最爱玩的一种骗人游戏。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造各式各样的神来愚弄老百姓，还有的，造自己为神或者鼓吹个人迷信之类，让大家顶礼膜拜。但不论造得多么神乎其神，终究有倒牌子的一天，只有《三国演义》造出来的这个关帝，具有想象不到的长远生命力。
近二三百年间，中国人（包括海外华裔）信关帝，关圣，关公菩萨者，几乎与崇敬孔夫子的人数等量。凡有文庙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一座关帝庙。而一般人家的神龛上，供奉孔夫子的，远远没有供奉关羽的多。这种被万民景仰的程度，真使那些生前恨不能成为上帝，死后便被人轻易忘记者，在九泉下难以瞑目的。
十几年前，我到沙头角，看到那里每间店铺中，都供着关公菩萨，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很有新鲜感。近些年来，大陆地区，由南而北，关云长和他的青龙偃月刀，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很多城镇还建起关帝庙，香火鼎盛；饭店酒楼，一进门，必有关羽和周仓、关平的立像，驱邪降魔。《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能造出一位神明来，文学的力量确实不能低估。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公案，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但是，小说造神，只有这部《三国演义》当之无愧。小说的一个人物，能够跳出小说，变成一个远比小说中所刻画的那个形象，更高大，更名垂万世的神灵，不能不说是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字奇迹。
根据《三国志》这部官方的史书看，对关羽的评价，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从这段评价看，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也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荆州之失，导致蜀国的败弱，他是不能辞其咎的。所以，他连一个超凡的人都说不上，然而他却成了神，这里面，有很值得研究的中国人的造神现象。
人们为什么信神？主要是不信自己。为什么不信自己？是由于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并未摆脱奴隶制度那种人身依附的层层契约关系，和绝无人身安全可言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权专制制度。不知何罪，全家籍没入官，财产充公，妻子儿女，罚往宁古塔给披发人为奴。了然不知，被株连九族之内，送上法场，枭首示众。在"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凄惶状态下，无可求助的中国人，不仰赖于神祇的佑护，焉有他法？
于是关羽就成了这种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要比统治者或个人迷信，或造神运动所强加给老百姓的神，生命力要长远得多。
为什么关羽成神？一、因为书中把他写成是万人之敌，是仁义之师，是必胜之将，老百姓深知对付万恶的作威作福的统治者，还是青龙偃月刀最为管用。降魔压邪，扶善反恶，需要关羽这样有力量的神。二、在中国人的神鬼文化中，关羽是最具有人间色彩的神。在书中，他是"义"的化身，这个"义"，在老百姓看来，更多的是江湖义气的"义"。施之以恩，报之以德，款之以情，还之以义。这"义"，正是那些毫无安全感的小民们，所期求的相互之间的盟契基础。三、关羽的"义"，与正义、大义，不完全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利害观为标准的。无论你是谁，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只要一片真心，以诚相待过我，那你在危急中，我必能拔刀相助，豁出身家性命，虽万死而不辞来回报。这也正是人们不敬别的神，独敬关羽的缘故。
关羽之所以能从小说中跳出来成为老百姓的神，正是小说里充分描写了这种义薄云天的形象，符合了老百姓无援求助的心理。另外，关羽的忠诚信义，不事二主，也符合历代统治者驾驭臣民的需要，于是封号由汉献帝的"汉寿亭侯"，到刘备的"前将军"，到刘禅的"壮缪侯"，到宋徽宗的"忠惠公"，到元文宗的"武安王"，到明万历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帝圣君"，到清代顺治、乾隆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一级一级地上升，成了中国人最普遍信仰的神。
一是统治者需要这样忠贞不贰的神，二是老百姓觉得他不是那种敬而远之的神。由此，也可以了解《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永盛不衰的生命力的所在了。
善将将者方为帅
将，作为动词，是统帅的意思。三国时期的曹操，称得上是一个善将将的领袖人物。但电视剧《三国演义》承袭了原小说的"蜀汉正统论"，把曹操描画成一个奸雄，实在是有悖于历史的。这种编创意图，对于曹操的理解，基本上未能摆脱京剧舞台上的大白脸形象。张贤亮有一天从银川给我来电话，顺便谈到了这一点，他很不以为然，我也有相同看法。既然是现代人来处理这个历史题材，至少要比较客观一点，比封建时代宣扬的那种正统观念，应该有所超越才是。
中国影视界的编导们，仍处于照猫画虎的阶段，也就不必过高期许了。
其实，曹操倒真是一位大英雄，***都赞他"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三国时期的大部分疆土，是他在统治着的。而在汉代最为头疼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扰边问题，在他的镇抚下，相对平静到晋代中叶。而曹操能够成就事业，和他的英武，他的抱负，他的决策，他的用人分不开的。第二十六回《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虽极写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之勇，报曹操厚遇之信，追刘备手足之义，辞行出走之光明磊落，也写了袁绍昏聩愚钝，反复无常，两杀刘备，拖下去斩首又拉上来赔罪的，近乎儿戏的悖谬。其实，写这两个人，正是反衬出曹操的非同寻常，他能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殷切，力挽关羽，而关羽真的为他卖命；刘备投奔在袁绍帐下，却心怀叵测，动不动就要拆他的台的。
仅从这一点看，在用人上，袁绍远逊于曹操，最终败于曹操，是必然的定局。
刘邦与项羽决一死战时，韩信是为他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刘邦坐稳江山后，不放心韩信，要动手收拾这员大将。韩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削掉军权，到刘邦的眼皮子底下来当寓公了。有一次，刘邦和这位失势的将军聊天，问他："像我这样的军事指挥水平，能统帅多少军队？"韩信回答："陛下至多只能统领十万人马！"刘邦问："那么你呢？"韩信说："臣，当然是多多而益善了！"刘邦哈哈大笑："你既然多多益善，为什么现在被我抓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所以我就被陛下擒拿住了。"
一个统帅，并不在将兵，而在将将。
关羽披挂上阵，先诛颜良，后杀文丑，报效立功，削弱了袁绍的强势，其实是曹操的功劳。他能驱使并不真心降他的一员大将，在战场上为他驰骋，可见他的驭将的本领。若是他像袁绍一样，动不动把刘备推下去斩首，来对待关羽的话，恐怕关羽未必自告奋勇，跃马上阵了。
袁绍能为幼子之病，形销骨立，痛不欲生，失去了绝好的战机。幕下良臣，如田丰，如沮授，只不过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忤触了他，一个被关进牢房，一个被弃置不用。而对刘备，忽而阶下囚，忽而座上客，若不是走投无路的话，刘备恐怕一天也不会在袁绍处呆下去的。这种离心离德、众叛亲离的人，鲜有不一败涂地的。
所以，作为一个统帅，发现人才，善用人才是至为关键之事。选贤与能，擢优任良，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韩信最初受萧何之荐，投奔刘邦时，也有过一次谈话："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贤属将，此恃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剜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淮阴侯这番话，是有深刻道理的。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如果曹操真不想放他走，他插翅也难飞出牢笼。如果曹操想造个人舆论，完全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他只是让张辽先行一步，然后十数骑匆匆赶上，不正表明曹操送行之诚意么？那个傻瓜蔡阳不服，定要去追杀时。曹操叱曰："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放走一个关羽，但树立了一个给麾下将领仿效的活榜样，他得到的肯定要比失去的多。
这不能不膺服这位善将将者的大手笔了。
骂不死人捧杀人
胜利，是好事，但躺在胜利上，吃老本，就不见得是好事了。假如，再有若干捧场的，米汤灌得晕晕乎乎，不知东西南北，怕离失败不会太远了。千里单骑，过关斩将，是关云长一生最得意之笔。与此同时，他的自负，他的傲慢，也播下了日后败走麦城，杀身成仁的种子。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他"刚而自矜"，是对他的准确评价。所以，"福者祸之先，利者害之始"，好事也能变为坏事，这两者存在着辩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自矜者，骄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一份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于自身些许成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吹嘘哄抬，拍马奉承，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目迷五色，不酒自醉，在那里作文豪状了。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之心。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吗；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冷子龇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高烧40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作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一路杀将过去，获得了盖世英名，因此，也有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不清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张飞杀关羽
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老实讲，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这样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就表演的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夺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讨伐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作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了。
关羽降曹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还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了。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人，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于是，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关进蚕室。从此，谁也不敢为这些败而不以一死来殉国的人多说一句话。
大是大非，当然是应该泾渭分明，否则还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呢？但是，若偏执到全凭意气用事，疑虑到不讲实事求是，狭隘到人皆为敌的程度，那么，《古城会》将以关老爷人头落地的结果告终。回顾历史，甚至不久以前的文革，这种不死于真正的敌人手里，而被自己人残害的悲剧，难道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