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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的艺术 宝钗这个人

先从香菱学诗谈起。

香菱有点儿呆,但挺可爱,她想学做诗,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很类似今天的文学青年。但那时没有作家班或函授之类给予学习机会,所以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便向她的主子提出来,要薛宝钗教她做诗。

薛宝钗的诗写得蛮好,至少与林黛玉不相上下。她俩在文学观点上的唯一区别,一个把诗当作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把诗当作目的,“冷月葬诗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则是毫无疑义的女作家,应该说是一流的。当时,大观园里的众姐妹,除了“一夜北风起”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以及理论基础知识。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虽有一份邸报,但仅抄发官方文告,不办副刊。不过,这也好,省得她们犯错误。乾嘉之际,文字狱也怪吓人的。

香菱学诗,来得有些突然。即使巨匠如曹雪芹,也难免白璧微瑕,好象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但大概他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不会多识几个字的。不过,曹雪芹是文学巨人,即或如此,尽管谈诗论文,还是使读者身临其境,若睹其人,看出薛、林二位文学观点的歧异,和她俩人生悲剧的呼应,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了。

香菱虽呆,还不至于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说不上是门户之争,派别之争,她还是找到宝钗张嘴,因为她是她的主子。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截然不同。后来香菱登门拜师,林黛玉欣然允诺,连讲课费都不要,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薛宝钗非常讲究生存哲学,认为香菱的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照会各方,以求关照,学诗大可缓一缓。不过,她也不特别压制,表现得很宽容,按说她完全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放在今天,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

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

我也不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文人相轻”的老传统,那种嫉贤妒能,独领风骚,只许自己活,不准别人活等等文人的诸多恶习,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能讲薛宝钗无动于衷。

她说话了:“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这种嗔怪本身,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要学,应该向她学;要教,也该由她教。这话冲林黛玉而发,大概不错。

香菱写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够呆的,竟先送交这位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宝钗只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至于怎么不好?应是怎么个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词。而且针对黛玉:“看她是怎么说?”看起来,不算十分与人为善。至少,这是让人难堪的沉默。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银非水”脱稿,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第一,说题目要改一改,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第二,她说:“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一下子把写诗的人,教诗的人,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似乎是在开玩笑。看来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较劲。幸好大观园里不成立诗人协会,否则,主席这职位谁来担任,还颇费踌躇呢!

不过,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角力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不发表评论,声严色厉;也不划地为牢,泾渭分明。而在其它方面,对不起,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虚观打蘸,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贾母眼熟,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宝钗说史湘云,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探春说宝姐姐有心。接着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是有点神经质的。不过,薛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退让了。

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使林黛玉着实得意,这在她眼中看来,均势明显失衡,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让他们领教了她的厉害。

由此可见,力量失去均衡,便会不平;不平则鸣,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在《红楼梦》里这个三角爱情游戏中,她深知自己在贾宝玉心目中真正的位置。有一次在怡红院,她亲耳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尽管薛宝钗不可能研究弗洛依德,但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无论如何给她心灵造成巨大的震荡。在她和林黛玉未获得贾宝玉爱情这场争斗中,她明显地处于弱势,唯其如此,所以她很计较。

相反,薛宝钗在文学方面,倒不怕示弱,这就因为她实在并不弱的缘故。

在元妃省亲大典上,每人奉旨一匾一咏,这很有点诗歌大奖赛的意味。评比的结果是:“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所及。”这是元妃说的话,明显地带有官方色彩,所以薛宝钗是钦定的不亚于林黛玉的一等奖获得者。随后不久端午节贵妃赏的节礼,宝钗所获规格高出黛玉一头,这使黛玉恼火不已,实际上等于娘娘对金玉良缘投了赞成票。不过,也应看到宝钗的应制诗“芳园筑向”是挺能邀好的,所以元妃排名次,薛先林后,倾向性很明显。一般地讲,旧时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哪怕露骨的吹捧,也会讨得皇上的欢心。否则,哪有如此多的御用文人呢?这正是薛宝钗的聪明了,她把文学当作手段,知道统治者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就喂他什么。投其所好,不但是生存之道,而且还可以达到邀赏受宠,排除异己的目的。结果,宝钗到底谋得了宝二奶奶的位置。虽然,这份胜利多少有点儿凄惨,因为宝玉的政策是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所以宝钗其实也等于咽下一枚苦果,但无论如何也要比为文学而文学的黛玉的命运好得多。

黛玉教香菱写作,第一,缺乏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不那么谦虚。不错,你是一流女作家,但口气似乎不必如此拿大:“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还教得起你。”第二,诗是一门学问,自有其自身的规律、章法,林黛玉特别强调了“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样,她的学生得出结论:“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这种反传统的做法,若是贾政知道了,准说误人子弟的。他连自己的儿子学《诗经》都反对,遑论其它。第三,过于娇宠文学新秀,香菱不过刚入门径,林黛玉便说:“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宝钗就不同了,她和史湘云夜拟菊花题时,说得再清楚不过:“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接着话峰一转:“一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一下子面孔板起,满口道德文章。

林黛玉是不会说出这番卫道的话,但宝钗这个人说归说,做归做,正确的话是要说的,可并不妨碍她想做什么。第二天,那首“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螃蟹咏,很流露一番不满现实的意思。以致宝玉道:“骂得痛快!”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歹毒了些。”妙就妙在宝钗能够自如地、并行不悖地说那样的话和做这样的诗。黛玉办不到,所以她只能最终败局。

不过,众人还是肯定薛宝钗的才华。虽然这次菊花诗会,头奖让林黛玉夺走了,但别忘了,第一届海棠诗会,薛宝钗可是金牌得主。所以,她在文学成就上,用不着和林黛玉争,两强相遇,势均力敌,用不着紧张,这才表现出宽容。但在贾宝玉爱情的天平上,她晓得自己的份量不及林黛玉,所以就不得不步步为营了。

应该看出,薛宝钗虽然以文学为手段,但她绝不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那类“空头文学家”,也不是***描写过的“头重脚轻根基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角色。

虽然,有时她挺让人讨厌。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众人看了,都称奇妙”,独她却说:“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因为后两首涉及到《牡丹亭》、《西厢记》,在当时大概被认为是黄色的书籍。马上正经起来,而且赶紧撇清,其实她比谁都看得多看得早。宝钗有学问,文学自不用说,看她在指点惜春作画时,很使人怀疑她是否在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过。同时,无论怎样不喜欢她这个人,她拿出来的诗,都是站得住脚的。

宝钗的诗,风格不一,体裁多样,有辛辣讽喻的螃蟹咏,有含蓄浑厚的海棠诗,有伤感甚至颓废情调的“恩爱夫妻不过冬”,也有很具新潮意味的“东风卷得均匀”的柳絮词。因此,应了一句俗话,她不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不是吹出来或唬出来的主,不是假借权力,倚仗靠山,狗屁也写不出的主。她胸有成竹,决非草包,拿得出作品,经得住褒贬,所以在文学上,她和林黛玉不叽叽喳喳,说短论长,而且一派大家气象。

这大概是大观园文坛难得平和的一个原因吧?

19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