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尝百草，算是开了一个坏头。

其实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独创性的民族，都是在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单单在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全世界的人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国人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变出种种花样的吃。

这是神农氏带的头，他老人家就敢什么都尝一尝。

我对这位先祖，恭敬之余，也有些微词。因为这个基础，他一开始没有打好，尝百草的这个“草”字，一下子把中国人的食谱框死了。于是乎，灰灰菜，曲麻叶，榆树皮，橡子面，以及艾蒿、蕨根、地瓜蔓、罗卡缨，就和五千年来的中国人这张嘴分不开了。要是神农氏当年尝的是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加州牛肉面的话，也许今天，洋人就赚不了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所以，我每当读到老饕们写的令人流哈拉子的文章，如何制作老边饺子，如何来吃手扒羊肉，如何清蒸西湖醋鱼，如何品尝游龙戏凤……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们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写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大概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在中国，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谁敢侈谈自己从未经历或大或小的饥饿呢？所以，他们能够写得这样津津有味，馋诞欲滴，也许，某种程度上是下丘脑那主管摄食的神经，饥饿反射的结果吧？这也合乎“饱暖思淫欲”和“饥饿出文学”的古来之言了。试想，一个人从肥牛海鲜火锅餐厅喝了茅台，又揣了茅台，被人架着，醉醺醺地出来，钻进汽车，除了吐出些令人恶心的东西外，肯定是写不出任何作品的。

喝了还要拿，吃了还要带，这种吃心理，真值得研究。

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洋的人，写的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中国人的访问记之类文章，要点不外乎一，赞叹外国人的“小气”，二，批评中国人的糜费。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

中国人劝酒，一个音节，“干”，或两个音节，“干杯”，英语里的这个意思，“cheers”，是三个音节。从这极微小处看，中国人讲究的是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能少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以大快朵颐为主。外国人就不同了，一入座，主人敲敲玻璃酒杯，开始讲起，不让你站起来的两条腿和擎着酒杯的一只手发酸，是不会住口，跟你“cheers”的。

我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依愚之见，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发表长篇祝酒词的，要数现在正开枪开炮，打得热闹的格鲁吉亚了。而且每位在座的陪客，都要当仁不让地致一通祝酒词；而且热情洋溢的程度，保险一位赛过一位；而且翻译过来，其内容着实精彩纷呈，绝非时下某些文坛小瘪三那种干巴巴的大批判文章，所能望其项背的。

幸而，他们的饭菜和口味，还未完全欧美化，否则这一通精神食粮，真是叫人吃不消的。

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是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地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江河吃到海洋，大有不吃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真是厉害，越不让吃什么，越吃，明着不能吃，暗着吃。越珍稀的动物，越吃，不趁着有的时候吃，绝种了还有屁可吃。于是乎，越值钱的越吃，越难弄的越吃，越精贵的越吃，越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越吃，越是普通老百姓吃不着的越吃，越是能吃得比别人高一头的，哪怕不好吃，也越要吃。

这种吃心理，很耐人寻味的。

我知道，报章上不晓得披露过多少回关于公费吃喝的文字，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将这一大糜费，归罪于吃饭人的觉悟不高，对于公帑的不花白不花，不吃白不吃的败家子作风。所以还有红头文件，明令规定四菜一汤，和工作餐不得越过若干元的标准，以遏制这股吃喝之风。

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窃以为这是一种民族吃心理的表现，不完全是属于道德范围，靠一纸命令或提高思想认识，就能解决的痼疾。

吃心理和饮食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本能，后者是一种修养。本能来自先天，是基因决定了的。修养则是后天的薰陶，是逐渐形成的。但这两者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前面说的喝了茅台，还要揣走一瓶茅台的那位明公，这种被北京人称之谓“跌份”的举止，就是吃心理支配下，而失去了应有的雍容大度。而这种最起码的修养，也正是中国饮食文化中，颇为看重的一面。中国人远自先秦时期，就认为饮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孔夫子对于这方面的讲究，就更具体而微了。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食胜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他还说过：“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这固然是指君臣之间的饮食礼仪，但若对照那位揣酒的上级，和那位把酒揣进他口袋里的下属，这种狗盗鼠窃行为，就让人产生一种下三烂的印象。其实，至于吗？百把块钱的一瓶酒，值得如此屈尊纡贵么？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吃心理上，那是一种潜意识，是本性的流露，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就是由于我们的祖先神农氏尝百草开头以来，所养成的吃心理。试想，打三皇五帝始起，历朝历世，积五千年之久，总是以蔬食为主，总是缺乏或严重缺乏相交递地吃不上蛋白质和脂肪，总是“长铗归来乎，食无肉”，总是像笑话里所说，“豆腐是命，见了肉便不要命”地大啖特啖，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下来，于是在构成中国人的基因里，就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吃心理。

翻开史书，“岁大饥”，“人相食”，屡屡可见，所以，“路有饿殍”，“面有菜色”，也就应该认为是过得去的了。

所以，曹雪芹于北京西郊，能够安贫乐道地著作《红楼梦》，就几根老韭菜下粥，然后呵开冻墨，守着盏孤灯写下去，也着实让吾辈钦敬，而这位老人家唯一安慰辘辘饥肠的，就是大写特写吃螃蟹，吃鹿肉，山珍海味，水陆毕陈，哪怕吃个茄子，吃个荷叶羹，也要变着法儿，折腾得比吃荤腥还要费事费钱。我一直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吃心理的情不自禁的表露呢？

可以理解的，在往事如烟的记忆里，吃糠咽菜，比起无米之炊，那算是赖以糊口，很足以自慰的日子了。但是，一年到头，通过肠胃消化系统的，都是些绿色纤维，了无营养，那种匮乏更促使这种吃心理的往穷凶极恶发展。因为曹雪芹只能有这么一位，他能把这种心理升华为一段美丽文字，而别人，在这种吃心理的支配下，便是用疯狂的补偿精神来吃。一逮到机会，便拼命地吃，不要命地吃，欲海难填地吃。筹觥交错，杯盘狼藉，东倒西歪，满嘴流油。这就是慷公家之慨，脸不红，心不跳，花人民之钱，手不抖，眼不眨的，用公款来泄欲的大小官员之类的下作心理。

但也不仅于此，即或居家过日子，其实花自己的钞票，也会有这种不吃则不吃，一吃则必大吃的求得这一时补偿的人。一年到头，也许不见荤腥，到了春节，哪怕借钱，也要大鱼大肉，吃得跑肚拉稀，滑肠为止。平素菜里舍不得搁油，三十晚上的饺子，必定咕通咕通地往馅里倒油，不汪到盆外誓不罢手，细想想，这岂不是很不可理喻的么？

若仅止于此，这种中国人的吃心理，也许只表现出一个“贪”字，犹有可以理解之处，是极度匮乏的后果。如果，从我们对于吃的刁钻古怪，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所表现出令世人惊异的施虐性，便是除了“贪”之外，要再加上残忍的“残”了。

一条鲜活的太湖鲤鱼，宰而不使其死，开肠剖肚刮鳞，手持其头，始终不松手，氽入沸滚的油中，待熟，便加料烹调，端上桌来。此时，那鱼尚未死，眼能转动，口能翕合。据说，洋人，尤其洋太太，多不敢下筷，但在座的中国人则喜形于色，磨拳擦掌，杀向这条鱼去。

我并非鱼道主义者，我也知道我吃的每条鱼，都必然有这样一个宰杀过程。但一定要如此弄来吃，其中是否有施虐的吃心理作祟？值得怀疑。唯其不得吃，吃不着，盼望太久，失望太久，空着肚子等待得则更久，自然，这种报复心理，便化作慢慢的消遣。看见猫好不容易逮住一只耗子以后，是怎样吃掉它的吗？放心，且要好好折腾一番，过过这份吃瘾呢！

那条在餐桌上眨眼的太湖鲤鱼，是上了电视的。还有一种活吃猴脑的说法，就更残酷了。将一只活猴，夹紧在一张特制的餐桌中间的圆洞里，不管它在桌子底下如何叽哩哇啦的叫唤，食客们持专用工具，击碎其脑壳，用匙舀那白花花的脑浆，就什么佐料吃下去。如果确有其事，那血淋淋的场面，用意似不在吃，而是一种潜意识的发泄。

还有，弄一块炉板，将欲吃的活物放在上面，用文火徐徐焙烤，并不急着要它死，而是要它口渴难忍，给它酱油喝，给它醋喝，使五香作料的味道，由其脏腑渗入肉中，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保证原汁原味了。但是，这套生吃活烤的全过程，最后吃到肚子里去的一个环节，倒不成其为主要目的了，相反，施虐的每个步骤，则是就餐者的最大乐趣所在。

那些吃得快活，吃得满足，吃得汗流浃背，痛快淋漓，吃得手舞足蹈，胡说八道的吃主们，此时此刻，便进入了吃便是一切，吃便是生命的无我也无他的状态之中。我就觉得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改变了更早的原始时期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老是糠菜半年粮，肚子里没一点油水，无法不生出这种吃心理来，似乎人为了这张嘴活着外，便别无其它了。

但愿经过一段现如今丰衣足食的岁月，相信所谓“衣食足，知荣辱”此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之后，祛除一些人的病态的吃心理，真正体现我们从先秦开始的饮食文明，那才是值得自豪的。

19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