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分一合，学问实在是深奥，不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暂分有合，暂合有分，而且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或明合暗分，各怀鬼胎；或暗合明分，秋波频传；或边合边分，打打拉拉；或合合分分，狗扯羊皮。合时勾肩搭背，分时不共戴天，亲时如胶似漆，仇时食肉寝皮。友时同穿裤子，敌时挖祖刨坟，昨天拥抱，今朝翻脸，席上干杯，桌下踢脚，历史之所以好看，全在分合二字做尽了文章。

其实分合之道，国与国如此，人与人又何尝不如此？文学这圈子，也是不能例外的，我们读过的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那些派别，团契，不也忽而观点一致，忽而分道扬镖，忽而情同连理，忽而反目成仇嘛！我们见过的一些曾经密切过的文友，原来如何像穿一条裤子的亲近，后来龃龉了，见面时竟形同陌路之人，头都不点一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的，军事的，乃至工商界、文化界的具有集团性质的联合体，不管打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神圣招牌，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振振有词，通常是为了应付一种对抗局面才形成的，实质无非合纵联横四字。当强敌压境，形势严峻，存亡危机，朝不保夕时，内部倒也能各自收敛，相安无事，共同御侮，精诚团结。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双方保持平衡，形成相安局面，或许略占优势，有一个小可的局面，中国人当中那些爱“闹”的人，便不消停了。这种“闹”，当然也不仅中国有，外国也难例外，不过咱们中国的“闹”，干这种内讧的勾当，要更为来劲一点。只要稍稍太平一点，便习惯性地要不安于位，要自我膨胀，要染指权力，要争夺利益，于是蠢蠢欲动，飞短流长，伸手攘拳，制造分裂。尤其那些无大作为，无大志向，入伙本为分红而来者，更善于在内部制造地震，煽起动乱。更有一些小卒子、小喽罗，添油加醋，起哄架秧，蛊惑煽动，更是不遗余力。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这些惯于进行内部狗咬狗游戏者的形象描写。

东汉末年，董卓被何进一纸公文，从西凉调来关中，这个杀人如麻的大军阀先行废立，把大权独揽在手里，实行恐怖统治，一下子改变了诸侯间相对平衡的局面，于是在曹操的策划下，各路兵马实现了暂时的联合，歃血为盟，会师讨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还未跟董卓正式交锋，为一块玉玺，会盟内部先勾心斗角起来，未合就先分了。因为内部有了袁绍、袁术这对难兄难弟，再加之逞匹夫之勇的孙坚，和其他野心家们，不窝里斗才怪咧！所谓联盟里，只要有了这些“闹”，互相攻讦，自相残杀的事情，便免不了要发生的。

结果，只有曹操单枪匹马与董卓战斗，荥阳一战，差点把曹操的小命送掉。所以，他也撂挑子回山东去了，这次联盟也就垮台了。他的“竖子不足与谋”的名言，表明了他内心的一种觉醒，是对这些“闹”们的绝望，与其勉强的合，还不如彻底的分。合是暂时的、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还是靠不住的；而分是长远的，绝对的。所以，这个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枭雄，一生不跟谁结盟。有时也许喊几声精诚团结的口号，其实那也是策略上的需要罢了。他还把他的女儿，嫁给汉献帝呢。这该说是合成了一家人似的亲密了吧？其实，他防这个傀儡皇帝，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警惕。

董卓面对虎视耽耽的山东诸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迁都长安，丢下一块骨头，放弃烧成焦土的洛阳，让他们去争夺厮杀。此时各路诸侯中，以袁绍雄据冀、青、并三州，实力最强；曹操次之，占兖、豫二州，有急起直追之势；其余韩遂、马腾占凉州，袁术、孙策占扬州，刘表在荆州，刘璋在益州，公孙瓒在幽州，陶谦在徐州，则更次之；刘关张三兄弟这时候只是个小脚色，连立脚之地也没有，寄人篱下，势单力薄。但这些诸侯，哪一个也非安分之辈。这些大“闹”小“闹”们，由于政治野心的膨胀，军事力量的增强，没地盘的要找地盘，有地盘的要扩展地盘，必然要膨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于是，袁绍，韩馥，公孙瓒，孙坚，刘表，就打了个不亦乐乎。

综观东汉末年的动乱，是很能说明这个分合之道的，一个统一政权的瓦解以后，必然是一个分封割据的，同时也是互斗厮杀的局面。原先本一体，现箕豆相燃，往往更残忍，更剧烈，更迁延时日。流血的创口，久久也不能愈合。前共产党苏联的分崩离析，前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战乱频仍，就是最能说明这种合不易合，分更难分的一个持久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明白分合之道，那么文坛时下的热“闹”何来，也就略略知其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