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叫“士”。

士，讲究清高，“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士农工商，排行榜，他放在第一位，说明对士的尊敬。《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哪怕犯罪，士由于其学问人品，也享有特权。譬如不绑不捆，不拉不拽，即或是死罪，也不押解到荒郊野外砍头。

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的象徵。有的，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掉脑袋。“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着实弘扬中国人的志气的。要无这些人增光的话，历史也太暗淡了。

但是，五千年来，有的时候，有的士，说起来挺像回事的；之乎哉也，子曰诗云，正人君子，道德文章，他自己也觉得挺像回事的。然而，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也是屡见不鲜的。更多的士，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末灵帝时，侍郎蔡邕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他就是那位以《胡茄十八拍》闻名的女诗人蔡琰的父亲。蔡琰好文辞，精音律，看来确系蔡邕家学渊源。蔡邕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成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重，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他还深通音韵，所制作的一把焦尾琴，史称千古一绝；辞文则更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愤慨之声，发自肺腑。倘不丧命，修撰汉史者，非他莫属；在朝廷中，也是个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为此获祸于宦官，流放朔方，亡命在外十多年。

就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拥兵窃国，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的士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的时候，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所以说，聪明和胡涂，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个人身上，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越是大知识分子，也越是难免“大智若愚”的状态了。

按说，蔡邕不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不会不明白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但是，董卓托人捎话过去：“我是会杀人的，你不来作我的官，我不但杀你，还要杀你的一家！”在军阀的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蹇”。生死关头，士常常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之计，也许还不能称之胡涂。但蔡邕当真的做起官来，为董卓划策进言，很难说是他的聪明，还是真正的胡涂了。

其实用蔡邕，是董卓听信他女婿李儒的建议，这个狗头军师要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本来不过是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像司徒王允，虽照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或者像后来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到了洛阳以后，《后汉书》说董卓“三日之间，周迁三台”地提拔重用，这让他受宠若惊。

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的时候，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这实在是绝不能原谅的胡涂了。被捕以后，他竟然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明知自己错，但振振有辞，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大概连最后一点聪明，也丧失了，于是被缢死狱中。

好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一旦感情用事，便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理智。蔡邕肯定是无可救药的彻底胡涂了，所以明知董卓死有余辜，才定要这样感情冲动一下的。不过，他不像有些聪明人（这样的士是屡见不鲜的），躲得远远地，赶紧划清界限；或者，杀回马枪，检举揭发以立功赎罪；或者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党，求自己解脱；或者，标榜先见之明，早就是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勇士等等，拿他人的血，来洗净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脸一点也不红的招摇过市。

假如前提不是董卓的话，这种士的不够聪明或者实在胡涂之处，似乎也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