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成语，叫做“功亏一篑”。就是说，本来一件可以完成得很漂亮的事情，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于是砸了锅。正如下棋，一着不稳，满盘皆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教训。

如果失败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那还可以叹一声“非战之罪也”，但很多不该失败的失败，往往由于决策者自身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原因而造成，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在感情上、性格上的难以理解的偏执，导致功败垂成，饮恨不已的结局，那就只好让人骂一声“活该”了。

在《三国演义》中，那个策划了连环计的司徒王允，应该说，就是个这么一位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本来可以力挽狂澜，重振汉室，但由于他的偏执，倒给汉朝送了终。

当他单用一个貂蝉，同时拴住一狼一虎，令他们火并，设计除掉大军阀董卓时，显示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虽然这是危险的游戏，要拿脑袋作赌注的，但他玩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表现了此公不仅深明大义，忠于汉室，而且精于韬略，极善谋划。在他的精心调度和貂蝉的最佳配合下，完全利用时间差，造成董、吕的矛盾冲突。这个连环计，稍一不慎，两曹对案，便要穿帮泄底，到那时，无论董卓、吕布，是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但在王司徒苦心积虑、不露痕迹的安排下，不惮一兵一卒，作了十数路诸侯未能作成的事，看出他是个极有心机的人物。

此时的王允，确实是朝野公认的非凡人物。

天怒人怨的董卓，终于伏诛。“暴卓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置卓脐中燃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资治通鉴》卷六十）。食人民血肉者，得到这样一个点天灯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作为老百姓，表达这种愤怒的感情，自是正常而且应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作为决策人，王允除卓有功，位居尚书，参预朝政，就不能只求泄愤，应从全局考虑，若像老百姓那样，恨不得对董卓食肉寝皮，以图解恨地凭感情用事，那必然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果然如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对那个曾经屈事董卓的大知识分子蔡邕，不依不饶，定要抓起来治罪。甚至大家要求利用他的才学，给一个修《汉书》的机会，王允也坚决不准。“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资治通鉴》卷六十），想不到一个明白人，转瞬之间，会僵化到不可圆转的程度，真是太感情用事了。他的政策是，凡随董卓者，俱属杀无赦之列，蔡邕只好死在狱中拉倒。

这样一来，朝野各阶层对他难免离心离德，起码也是敬而远之。当然，对读书人怎么摆布，通常，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逆来顺受，谅也不会给他造成什么威胁。但是，对于董卓手下的李、郭、樊、张这些拥兵自守的武装力量，也采取了绝对不肯饶恕的态度，甚至他们派人到长安求赦，这个王允也断然拒绝。他万万不曾想到，这种感情上的偏执，实际等于给自己挖了坟墓。

本来，他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联络诸侯，稳定大局，巩固政权，徐图进展，但是，也许他对于牺牲貂蝉这样一位情有独钟的美人，造成了心灵巨大的创伤，这种不可遏止的报复情结，遂酿成汉代不可收拾之灾祸。他灭了一个董卓，结果，出来四个更野蛮凶恶的董卓，最后，他只有一死了之了，再无别的办法。

这就是偏执的悲剧了，其实，恶党固不可宥，遗孽亦不可留，但是大树倒，猢狲散，慢慢收拾是来得及的。大赦天下，独不赦李、郭、张、樊，为渊驱鱼，促其生变，乃王允所作出的最错误的决策；其次，对于蔡邕附卓，不问情由，必收狱论死，也不免太过份了些，于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以为然。唆使李郭等杀进长安的贾诩，这位谋士所以出这个主意，站到王允的对立面去，能与他的偏执做法毫无关连么？

一旦把很浓的感情因素，搀杂进决策中，失去应有的冷静，就要犯错误了。

回想一下历朝历代的许多失误，除了天灾，更多的还是人祸，如果决策人物能够摒弃主观感情上的好恶喜怒，更尊重客观规律，也许可以减少许多悲剧的发生。最怕统治者患了那种偏执狂，错了不认错，错了还说对，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那必然给老百姓带来深重苦难。

话说回来，即使普通人，过份的偏执，恐怕也并非为人处世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