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慨道：“我在美国十年，何尝不知民主的好，但中国不行，民众没有教育。要干，只能君主立宪。”

梁敦彦祖籍广东顺德，但也可以说是香港人。香港1842年开埠之前，仅仅是个小渔村，满打满算，没有几个人。居民大多是开埠从四方来的，其中的一个就是梁敦彦，他父亲当时在香港经商，把他送进了香港的一所书院读书。正好赶上容闳替曾国藩办理幼童留美事宜，满天下找不到乐意去美国读书的人家。徐润这些买办，在自己的家乡凑了一些，不足之数只好在香港找了。于是，幸运就这样降临在了梁敦彦头上。

梁敦彦在美国十年，从一个香港少年变成了美国人。相对来说，他比那些内地来的同学，基础更好，因为在香港多少学了一点英文，思想也更开化。据说，就是因他带头剪了辫子，才惹得留学监督陈兰彬告了黑状，让朝廷把好端端的幼童留美事业给腰斩了。留学计划结束时，这些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大学毕业，别的人都还没完成学业，有的人还在读中学。梁敦彦当时在耶鲁大学，学的是法律，还差一年毕业，也只好回国。尽管当年的中国，根本没有几个留学生，但这些稀罕的宝贝，还是给发到下面，从基层做起，好些人做了水师兵舰上的水手。梁敦彦还算幸运，被发到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做了英文教习，同为教习，但比老外待遇差一截。干了没多久，便借父丧开溜，回到广州不回单位了。

梁敦彦在广州，无事可做，荷包渐瘪，一天正在街上溜达，听到有人喊他梁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在天津电报学堂的学生。这位学生现在在两广总督张之洞麾下做电报房的头儿。于是，梁敦彦就屈尊在昔日的学生手下，干起了电报事业。不久，就被张之洞发现，拉入其幕中，然后一步步升了上去。到了1907年，已经被任命为驻外公使。在赴任前，接受皇帝召见。西太后一见，一下子发现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先生相貌堂堂，而且对答如流，博学得很。这下子，不用走了，留下在御前公干，给西太后娘儿俩讲课，做顾问。活儿也不能白干，赏头品顶戴，然后升外务部右丞，再升右侍郎，实际负责主持外务部工作。前后不过两个月工夫，梁敦彦就成了朝廷的重臣。转眼到了宣统朝，摄政王载沣当家，但按照西太后留下的懿旨，梁敦彦升任外务部尚书。成立责任内阁，一共才四个汉人大臣，就有梁敦彦一个，任外务大臣。耶鲁大学也凑趣，给这位当年没有毕业的学生，补发了毕业证，还赏了荣誉博士学位。

当年众多留美幼童，多半被袁世凯收在帐下。袁世凯一倒，大家都受牵连，唯有梁敦彦是张之洞的人，所以虽然改朝换代，他反而春风得意。在清朝覆灭之际，他是当年留美幼童中，官位最高的一个。

进入民国之后，袁世凯待他也不薄，让他做了当年最肥的交通总长。可惜，这个位置竞争太激烈。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过去长期在铁路上干，视之为禁脔。所以，梁敦彦没干多久，就去职他去，再次成为闲人。因此，在梁的记忆中，最受重用的时刻，恰是清末的时光。而待他有知遇之恩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人人讨厌的西太后。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1917年张勋复辟，这个留美十年的洋学生，住洋房，最早有私家车和私人游艇的人，会“从逆”做了复辟小朝廷的外务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当年被派了“伪职”的人多了，一半以上什么都没干，但梁敦彦可是真的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地为张勋打开外交僵局，成为小朝廷中最活跃的人物。复辟失败，张勋被拖进了荷兰使馆，他也在里面，一并成为国民政府的通缉犯，几个月后才解除通缉，从此再也没有重返政坛，直到1924年去世。

晚年，人们问及复辟之事。他感慨道：“我在美国十年，何尝不知民主的好，但中国不行，民众没有教育。要干，只能君主立宪。”在他眼里，张勋复辟的小朝廷，恰是他君主立宪理想的一种寄托。这种寄托，只能放在清室上面。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人，当时还真的不少。但是，发动复辟的张勋，也是这样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