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原本就有恶的一面，能杀人如麻而不受惩罚，多半就会杀的。让滥权而且不受惩罚的人遵守法律程序，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即使上面有皇帝，有太后，都做不到。

有清一朝，对于死刑判决，还是相当谨慎的。全国每个被判死刑的人，都会挨到秋天，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这三法司中，挑选出最为精通法律，也最为清廉公正的八个人，组成秋审司，统一审理。最后把每个确定要杀的人的案情，做成一个简要的情况汇编报给皇帝，由皇帝最后裁决。皇帝还真敬业，仔细审阅。一般来说，皇帝每每会法外开恩，斩刑改为绞刑，绞刑变了斩监候。如果碰上罪犯恰好是单传，而又没有子嗣，还得放他一马，让他娶妻生子之后，才能行刑。而负责秋审的这八个人，官场上认为是不可能受贿误判的，所以，人称“八大圣人”。

但是，这种慎之又慎的死刑判决，只在平时有效，如果碰上战乱，或者别的非常时期，这一套就失灵了。战场上，军事指挥官灵活处置，把投敌者、畏敌不前者就地正法，还可以理解，但地方官也有这样的权限，就不可解了。反正只要出了乱子，无论是土匪攻城，还是民众造反，或者外敌入侵，杀人就成了家常便饭。被就地正法者，往往不限于军人，老百姓只要摊上了，脑袋说没，也就没了。19世纪50年代广东红巾军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简直杀人如麻。如麻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刑场上。刚刚回国的留美学生容闳亲眼所见，广州的刑场每日成百的人头落地。被杀的人，都是造反者吗？谁说得清。其实，即使都是造反者，该杀头的，也应该是少数带头的，哪里能这样排头砍去？

但是，这样的杀人，对于拿刀子的一方，是很过瘾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像叶名琛这样的杀人法，在湘淮军以及跟着湘淮军崛起的将领手下，相当流行。当年湘军的主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说过，一生快意事，就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曾国藩也有个外号，叫作曾剃头，不是剃人头发，而是剃脖子上的脑袋。李鸿章杀降，一声号令，已经投降了的上万太平军将士，就丢了脑袋，惹得洋枪队的统领英国人戈登勃然大怒，要跟李鸿章拼命。

战争结束之后，这些靠镇压起家的督抚，都成了方面大员。进入和平时期，按道理就该恢复和平年代的司法规矩，别的不讲，至少不能再乱杀人了。就地正法什么的，就该收收了。只要涉及人命，按传统王朝的规矩，都是天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走司法程序，一级一级审上去，最后把决定权交给皇帝。恢复司法程序，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关乎地方和中央谁在大事上最终说了算。

但是，已经上了瘾的督抚们，并不乐意那么痛快地放弃就地正法。尽管督抚们不乏文人学士，但此时个个都是军头，这种军法从事、杀伐立威的畅快淋漓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中过进士点过翰林的人，平时温文尔雅，但是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也变得视杀人如儿戏。做到福州船政大臣这种省部级大员了，船厂一小工，偷了一件洋人的汗衫，被抓住后，沈葆桢说，你偷洋人的东西，太不给中国人做脸！一声断喝：斩了！小工的脑袋就搬家了。如果按大清律，偷件衣服，顶天不过是打板子，而且还不会太多，一件汗衫能值几何？此公后来做两江总督，莅任三个月，杀人近百，以至于莠民绝迹。这样的杀法，几乎都是就地正法，来不及申报朝廷的。当时在江宁三牌楼，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按道理应该交县级地方官侦破，但沈葆桢却让他自己的营务处来办。这帮武人，胡乱断案，抓错了人，还把人就地正法。一直等到沈葆桢死后，地方当局因为偶然找到了真凶，这案子才翻过来。

沈葆桢如此，一班儿湘淮军大将都如此。和平年代照样照搬军法，动辄就地正法。一旦办成错案，连纠正都没有机会。后来还是西太后抓住几个错案，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王树汶案，拿若干二流的督抚开刀，撤了几个，这才将这个风气稍微刹了一点。

任是这样，晚清滥用军法的事情，从来就没有绝迹过。只是有的时候，换了一种形式，比如抓来人，让他们站站笼，关在站笼里的人，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几天下来，就自己死掉了。当年毓贤做山东曹州知府，每天府衙门前的站笼都是满满的，不用刀，照样可以杀人如麻。

人性原本就有恶的一面，能杀人如麻而不受惩罚，多半就会杀的。上了瘾，想要改也难。让滥权而且不受惩罚的人遵守法律程序，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即使上面有皇帝，有太后，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