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文学理论集取名，我想到“幼者本位”四个字，觉得这四个字最能体现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

我与儿童文学的结缘是一系列偶然小事累积而成的必然。

我的童年在安徽桐城一个贫穷如洗、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度过，虽然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缺衣少食，但在夏夜的稻场和冬夜的火堆旁，听了很多很多大人们反反复复说的狐鬼妖魔、神话传说、水浒三国……心里充满无限恐惧、期待、好奇和幻想。

初中时意外得到一本残缺不全的张天翼童话《宝葫芦的秘密》，日思夜梦有一个王葆那样神奇的如意宝葫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1978年我考进桐城中学，在文科班是学习尖子。1980年高考时，我标新立异的作文没有得到阅卷老师的欣赏，总分虽然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线，但没有被中国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的四所重点大学录取，服从分配被分到安徽劳动大学（前身为安徽革命大学、安徽五七大学）中文系。村支书在杀猪请客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祝贺送行时，动情地要求我大学毕业不忘农家贫苦出身，一定要报答父老乡亲，回乡务农——劳动大学到哪儿都是要种田的。

失意的我提前一周搭乘便车，辗转四天来到皖南宣城县东50公里的小山沟叶家湾。这里的安徽劳动大学没有围墙，校园里到处是牛粪羊粪，校舍外满山的树林和满坡的茶园，早晚大喇叭里经常通知：“同学们请注意，后山发现大灰狼……”当时学校师生正在不断上访，要求将学校搬迁到省城合肥。

在这所原生态的大学校园里，有一座刚刚落成的现代化图书馆，外形酷似人民大会堂，山峦苍松环绕，湖塘相映成趣，又像座纪念堂，让劳大人引以为豪。在这座知识宝库里，我偶然看到了《宝葫芦的秘密》，从图书馆借阅卡片上第一次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个类别，于是我按目录索引，将图书馆里所有以“儿童文学”命名和有关的藏书，全部借来看完（这种一扫而光、狼吞虎咽的看书习惯，我一直保留着，无论在浙江师大读研究生，还是在工作中研究一个课题，我都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获得充分的资料，这对我开阔视野、占有资源、言必有据十分有用）。孩提时听到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都找到了源头，这是一个充满神奇和童心跳跃的世界，填补了我久已饥渴的心灵，享受重返童年的快乐，吸引我进入儿童文学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顺着张天翼这条路，打开儿童文学通道，我很快结识了安徒生、格林、王尔德、普希金的童话，了解到高尔基、盖达尔、马雅可夫斯基、比安基为代表的前苏联儿童文学，关注于鲁迅、冰心、张天翼、金近的儿童文学活动，特别是了解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蒋风教授在全国第一家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第一次发现了“儿童文学的秘密”，发现了一个独立的“儿童文学王国”。

有所发现的我，按捺不住兴奋，冒昧给蒋风教授写信自荐，表达报考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心愿。蒋风教授很快回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待大学毕业时再报考，同时给我寄来他的《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全盘接受了蒋风教授的观点。这本书和后来五院校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韦苇教授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我都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汲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成为我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认识，以及儿童文学活动的学术指南。我后来能幸运地成为蒋风教授、韦苇教授共同指导的儿童文学研究生，感到终身荣幸。两位教授不仅是我的学术之父，更是我的事业之父、人生之父。虽然毕业快20年没有回到母校去拜望恩师，但学生没有一刻不在挂念恩师，不在关注恩师的消息。今年蒋风老师86岁高龄，韦苇老师77岁高龄，师父师母相濡以沫，家庭非常和美，身体非常健康，思维非常敏捷，仍在著书立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借此机会祝愿两位老人健康、快乐、幸福，特别要向我的两位师母致敬，她们是两位成功男人后面最伟大的女性。

回想追随蒋风、韦苇教授研读儿童文学的求学时光，我感到非常幸福。20年来，在为生活、为工作奔波的同时，我也始终没有忘记导师对于我的儿童文学教诲与期待。我坚持儿童文学立论基石的“幼者本位”观，就是继承蒋风导师的“儿童本位说”和韦苇导师的“儿童的被发现”。我所有的儿童文学活动也因此可以概括为不断“发现儿童”和坚定鼓吹“幼者本位”（不是照搬“儿童本位”）。我的这本儿童文学文集取名《幼者本位》，也是我交给两位恩师的一份作业，记录我对儿童问题及儿童文学的不断思考。

蒋风导师关于“儿童本位说”的学术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学概论》和儿童文学史论著作《蒋风儿童文学论文选》（接力出版社，2005年）里，将儿童文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实践相结合，以“儿童本位说”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大厦奠基。

蒋风认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诞生于五四运动，这是历史的遇合，其中儿童观的进步是中国儿童文学走上自觉阶段的最直接原因。在中国，妇女和儿童历来受封建毒害和封建压迫最深，对封建旧儿童观的认识和批判，鲁迅、周作人兄弟最彻底，对西方先进儿童观的介绍和倡导，也是鲁迅、周作人兄弟最给力，从而开风气之先，确立了五四时期的社会儿童观，基本内容是：把儿童看做一个独立的人，承认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意志和自由，保障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应有的各种权利。正是这种进步儿童观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准备了思想前提。因为文学是人学，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当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文学，当然应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儿童本位正是五四时期进步儿童观的一个标志。没有儿童观的进步，也就很难想象儿童文学走向自觉。（参见蒋风、韩进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绪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第一次接触到“儿童的被发现”，是韦苇导师在《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童的被发现》，其经典论述特别引人注目。韦苇认为：虽然自从有了人类那时起，儿童这个生机勃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粗粗推算起来，人类曾经有2500多年没有发现儿童。世界的先民对儿童有过这样两种认识：一种把儿童看成是成人的预备，一种是把儿童看成缩小的成人。社会没有发现儿童，儿童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给予精神上、文化上的特殊重视。直到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世界图解》，才表明儿童开始被当做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来对待、来重视。但儿童问题被比较充分、系统地讨论，还是在此100多年后，卢梭在《爱弥尔》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随着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儿童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这里，已经可以说：儿童被发现了！

“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来自翻译的被字句式，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蕴。陈伯吹在《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序》中说得极好：“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提法，对儿童工作者（不只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在教育方面）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文艺舞台上列队，儿童文学这个角色总排不上。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把儿童看做缩小的成人，无视他们独立的人格，那么，当然在文学天地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了。《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对这一点作了历史的引经据典的叙述，强有力地支持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发奋工作的信心，是极有积极意义的。

蒋风、韦苇两位专家对于中外儿童文学发生的论述，共同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被写入《不列颠百科全书》“儿童文学”词条中的名言，儿童文学的自觉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我曾经认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推销他的“儿童中心说”有直接而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郁炳隆、唐再兴主编，《儿童文学理论基础》，10—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我很长一段时间，习惯用“儿童本位”这个词，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以为有没有杜威来华讲学不是很重要，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走上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时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力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从而催生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在“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让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文学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有意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作了如下大胆描述：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作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始点往五四时期前移了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儿童中心说”，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意回避杜威“儿童中心说”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关系。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还其固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遵循了一条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的历史必然。2009年，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之际，我特意以“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为题，认真写道：

中国儿童文学比西方整整晚一个世纪，根本原因是中国到了19世纪才开始“发现儿童”。在欧洲，15世纪“发现了人”，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硕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与儿童”，造成了“女子研究”和“儿童学”两门学科。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和儿童的解放三大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把儿童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前途、民族未来联系起来，给儿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开始关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人的文学”和“儿童文学”一脉相承地成为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这篇文章里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完成自觉的历程，与六位先驱者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宣传阵地、传播文明火种、创办《新青年》（1915年）杂志的陈**，倡导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中国“儿童学”第一人的周作人，以及送来“儿童中心说”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其童话被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典范作品的安徒生。其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直接启蒙、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从鲁迅的《人之历史》（1907）、《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3年）、《狂人日记》（1918年）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从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人的文学》（1918年）、《祖先崇拜》（1919年）到《儿童的文学》（1920年），可以清晰看出，鲁迅、周作人在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对“儿童问题”的思考，都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入手，在人类进化论视野里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的存在；继而从“人之发展”视角关注到儿童由“人类童年”到“人的童年”的双重属性，将儿童从“小国民”的神坛上还原为生命个体的“小儿”，重视儿童期对于“人之发展”的意义；同时借用儿童学的新观念，解析儿童问题，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有别于成人，有其内外两方面的需求，儿童期生活对生命个体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儿童的文学》），将“儿童的发现”视作“人的发现”的内容和深化，将“儿童的文学”视作“人的文学”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里，以“儿童本位”思想，提倡“儿童的”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宣言书”，其“儿童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儿童的”提法上。“儿童的”所指有三层含义：

一是人类学意义。周作人说，我对儿童的兴趣，最初“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由此得知“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于是沿着这条路径一拐弯便又一直引申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明白了“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儿童即是“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程序。（《苦口甘口·我的杂学》）这是周作人从人类学得来的结论。

二是儿童学意义。周作人说，“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的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儿童的文学》）

三是文学意义。周作人肯定“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提醒人们思考“怎么样能够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坚持从“儿童的”与“文学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强调“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将“儿童的”文学划分为“幼儿前期文学”、“幼儿后期文学”、“少年期文学”三大层次。（《儿童的文学》）

尽管鲁迅、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追求与理想日渐分歧，但兄弟两人在五四初期确是遥相呼应、合力同心，共同倡导并确立了那个时代的“幼者本位”思想，为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芽、开花、结果、生长，培育了“适宜的土壤”。周氏兄弟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尊重。

长久以来，有一种否定周作人文学贡献的思潮，这一思潮近年来也蔓延到鲁迅身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的地位被质疑，鲁迅的文章从教科书中被大量删除，似乎鲁迅精神已经过时。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会随人而异，社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随时而变，虽然鲁迅离开我们75年了，作为关心儿童和关注儿童文学的我，仿佛觉得鲁迅先生离我越来越近，尤其是他在20世纪初叶《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声，不时在耳边响起；他那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高大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他发自内心的“对于一切幼者的爱”并“自觉牺牲于后起新人”的伟大精神，始终鞭策着我们；他以“幼者本位”为核心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儿童发展观、儿童文学观，对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儿童、重新发现儿童、建设儿童文学有着十分迫切而现实的意义。

我对探询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兴趣始终没有改变，对还原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生动景观的愿景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对研究五四前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儿童文学活动的课题始终没有停止，因而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也毫无疑问受鲁迅、周作人“幼者本位”的思想影响最大，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我写得最多、下工夫最深、最为看重的学术活动，也是认识我这本儿童文学文集的价值所在。

回到一百年前，从晚清西学渐进、近代辛亥革命、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入手，企图一步步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灰垢，将寻找到的诸多“丢失的碎片”，渐渐黏合成“发展的链条”，终于发现鲁迅、周作人兄弟倡导的“幼者本位”思想是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拐点、起点、制高点。“幼者本位”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历史概念”，应该放到它诞生的那个“历史原点”去考察，应该用发展的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去评判。当然，如果抛开历史渊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辨析，在今人看来，“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的两个观念。一般幼者用来指称比儿童还要小的孩子，与“幼儿”相近；有时幼者用来指称与成人相对的未成年人，包括幼儿、儿童、少年，与年轻人、晚辈、下一代相近；也可以说，儿童是有明确指向的群概念，幼者是相对模糊的类概念，运用中，又有语境语感、习惯爱好等不同选择。

我这里所说的“幼者本位”自然有我自己的理解。幼者本位是一种文学观点，是我对儿童、儿童文学及儿童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站在幼者的立场，代幼者立言，把属于幼者的文学还给幼者，营造幼者可以逍遥的心灵乐园；幼者本位是一种社会主张，是我提倡并希望社会能认同“幼者优先”原则，幼吾幼以及他人之幼，养成“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观；幼者本位是一种人类理想，是我梦想颠覆祖先崇拜、长者本位的人类发展观，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带着“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以未来为目标，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和谐美好。

是为序。

2010年4月28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