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蒋风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以下简称《史》，河北少儿出版社1987年6月版）一书，是一项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空白的工程。该书中由韦苇、王泉根两同志执笔的第一编“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对发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概貌作了翔实清晰的描述，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这一部分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如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活动”，俞平伯的儿童诗，王统照的儿童小说，黎锦晖的儿童剧等，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坚信中国儿童文学从刚刚起步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四肢健全、充满生命活力的少年，就有一个群星璀璨的儿童文学世界。这极大地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的阐述上，对过去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周作人和他的儿童文学观作了大胆而慎重的涉及。说其大胆，是因其道人之所不敢道，即敢于肯定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过积极的贡献，尽管他后来成为汉奸，还被中国法院判了十年徒刑。说其慎重，即是肯定得还很犹豫，还很保留，似乎周作人只不过是中国儿童文学启蒙运动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参加者，即便如此，肯定之后又立刻加以许多否定，诸如说他的立场还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个人主义的，理论武器还是人道主义的，如是云云。这是心有余悸，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因此，我们说，这种重视还是很不够的。在《史》中，周作人始终是以陪衬的人物出现的。除在第一编的第10页比较集中而又非常简单地介绍了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外，在4、7、8、9、12、14、15、16、18、21等页也提到周作人的名字，但却不愿给周作人一个专节的篇幅，而与周作人一起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又都能荣耀史册，成为始祖。用这种顺笔带过的简单办法对待周作人这样一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仅是很不适当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切实关心儿童问题，热情提倡儿童文学的屈指可数的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舒芜同志说得好：“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应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周作人首先是以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在儿童文学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里摇旗呐喊，拓荒耕耘的。早在1913年，他就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1914年写了《古童话释义》，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研究童话的专门论文；同年又写了《儿歌之研究》，这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儿歌的著作。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人的文学》（1918）的同时，又写了热情鼓吹儿童文学的文章《读安徒生童话〈十之九〉》（1918）。到了1920年，他亲自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讲演，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儿童文学”这一专词。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儿童的书》（1923）、《关于儿童的书》（1923）、《儿童剧》（1923）、《童话的讨论》（1924年与赵景深关于童话的通信）、《神话辩护》（1925）、《科学小说》（1925）、《读〈各省童谣集〉》（1927）和《吕坤的〈演小儿语〉》（1927）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著作明显地昭示了他进步的儿童观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进步的儿童文学观。他的关于儿童、儿童文学的见解，比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更全面、更系统，也更理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漠视，儿童的身心备受摧残。周作人对此有着清楚深刻的认识：“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了这种封建的儿童观虐杀儿童的罪恶：中国儿童的命运只是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桎梏束缚下，演着一出“家庭与教育的悲剧”。为此，他指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便他生活满足丰富。”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也应该是“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并强调指出，这才是“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这在祖宗罪孽深重的国家，确实不愧为智者之言，仁者之言。正是这种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教育儿童的进步的儿童观，使周作人不仅重视儿童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同时更注重他们精神上的需求。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文学漠视儿童的精神食粮的现象，周作人慨叹道：“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他提出“儿童同成人一样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他对五四初期的儿童文学现状是十分不满的：“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价值”，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他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全是用古人来讲大道理”，使之“成为三百篇的续编”。对此，他提出：“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并称这种要求乃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为此，他热切地呼吁新文学的志士仁人应当“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收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他认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征，对3至6岁，6至10岁，10至15岁三个时期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不同需要作了分析，对儿童文学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强调儿童文学只是儿童“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这种以儿童为本位，迎合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的观点，无疑是对“父为子纲”等陈腐落后的封建旧道德旧教育及其旧儿童观的有力声讨与抨击，在初期的反封建战斗中，着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提高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地位，加速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儿童文学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周作人还对儿童文学最古老、最基本的体裁——童话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在一系列关于童话的论文中，他考证了童话这名词是从日本引进来的，而童话这一样式的内容，我国就古已有之，指出：“童话的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用童话者，当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1922年，他与赵景深以书信形式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就童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扩大了童话的影响，还纠正了当时文坛对童话的一些错误见解，以致“在新文化启蒙时期的几年，所见之童话，大致皆如孙毓修，周作人的概念所规范”。为给孩子们以适宜的食粮，周作人竭力推荐安徒生的童话：“今欧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笔者注）为最工”，“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他对陈家麟、陈家镫在1917年用文言翻译安徒生童话《十之九》时，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色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的现象，专门撰文作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在是安徒生在中国的一大悲剧。为恢复安徒生童话的本来面目，周作人特地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1914年译），重译为《皇帝的新装》。也正是因为周作人等人的努力，中国才自此有了“真正的翻译的西洋童话”。周作人还根据日本坪内逍遥与美国斯庚那的原作编译了六部童话剧：《老鼠会议》《乡鼠和城鼠》《青蛙教授的讲演》《乡间的老鼠和京城的老鼠》《公鸡与母鸡》《卖纱帽的与猴子》等。这些童话剧情节有趣，故事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的演出和欣赏。与此同时，他还重视对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工作，热心为他人收集的童话作序以推荐。对曹鸣奇收集的民间童话《狐外婆的故事》，周作人写了《关于〈狐外婆〉》，并指出：如果把这类“很有趣味”的故事选录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可以成为一部很愉快的书”。在《〈两条腿〉序》中，他正确评价《两条腿》是一部“佳作”，“讲得好”，“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于公正的批评中，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作者以鼓励。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对童话所作的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史，狭义地说，就是童话史”。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正由于以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们及时研讨童话，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又努力发掘本民族传统的“民间童话”，这两方面工作的结合，才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无疑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卓有成效的拓荒者，其功绩不可磨灭。

周作人还在儿童诗、儿童歌谣、儿童剧、儿童小说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做过许多切实的工作。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然而，遗憾的是，《史》中却没有给周作人一个应该有的与他的功绩相应的位置。也许有人说，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理论基础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同时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的影响。试问，在封建的、缺乏人性的旧中国，在浮泛而非实在的旧社会里，人道主义和“儿童中心说”作为反对这种封建的吃人的旧制度，把儿童从成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中解放出来的武器，又有多大的错处？不能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是反动和虚伪的。且不说资本主义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价值与作用也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它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只能起着麻痹人民的反动作用。而“儿童中心说”更是20世纪社会文明的最主要的标志，这自不待说，即是实用主义也绝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迎合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借以欺骗人民大众，麻痹他们的斗志”，“传播改良主义的一种思想武器”，“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已”。因此，对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历史不是业已证明：周作人的理论不正是以这种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的温暖，这种对于儿童的尊重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力，不仅影响了整个一个五四时期，而且延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左右了儿童文学理论界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一种有影响的理论，《史》中却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书编者的严重失误，甚至是错误！

说其“错误”，是有所参照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为什么独独拒周作人于“门”外？这不只是编排体例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白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当然这可以看做是鲁迅先生的自谦和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可是，人们却愿意搜尽《鲁迅全集》，辑成那薄薄的一本《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蒋风编），在《史》中也还有分前后两个时期的专节——《鲁迅早期的儿童文学活动》（第28—38页）和《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第126—149页）。周作人有那么多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还有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3月版），“对儿童、妇女问题一生注意，反复论述，至老不倦，确无超过周作人者，鲁迅也不及”（舒芜语），却为何在《史》中没有一席地位呢？周作人身上，有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如果说，一代两代青年人忘记了周作人，那是周作人自取之咎的话，那么，《史》中对周作人的否定，也未尝不可说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体现，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忘掉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历史功绩。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初期方面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否则，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儿童文学观在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正确的评判，就不可能对现代儿童文学三十年，特别是发生期儿童文学的性质、特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对鲁迅的“幼者本位说”，郭沫若的儿童文学观给以正确的理解，其影响甚至还可能涉及对陈伯吹“童心说”的再认识。

我们之所以这样甚或过激地“抬高”周作人，还因为正确评价周作人另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周作人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的。了解周作人，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其次，周作人是不能同那些甘心卖国的人做同一看法的。他的附逆，是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这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都令人痛心。因此，我觉得，即使在今天，我们不但要悼惜周作人，还应该历史辩证地肯定他，实事求是地评判他。

[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