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犹豫，该不该把《袜子》这一章写下来。要知道，如果把时光倒退到四十年前，在苏北的乡村，一个少年的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其嚣张与嘚瑟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少年开着他的保时捷去上学。好吧，且让我虚荣一回、嘚瑟一回，我要写“袜子”了。

穿袜子是一件大事。写穿袜子必然也是一件大事。依照常规，在描写大事之前，作者有义务交代一下大事的背景。

1957年，我的父亲成了“右派”。我要简单地说一说1957年，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年份——你得时刻留意你说的话。如果你有一句话没有说好，或者说，你有一句话让做领导的不高兴，那你就麻烦了，你会成为“坏人”。那个时候的“坏人”是很多的，所以，有关“坏人”的概念往往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呢？造。“右派”就这样成了崭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概念坏人”。

我的“右派”父亲终于被送到乡下去了。一同前往的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教师，她没有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她也许说了，但领导没有听见，这样一来她依然是一个左派。左派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她和右派做同样的工作，右派颗粒无收，而左派每个月可以领到二十四元人民币。二十四元人民币，放在今天都买不来一杯卡普奇诺。可就是这杯打了八折的卡普奇诺，它使我的母亲成了“大款”。你完全可以这么看——1964年，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富二代。太吓人了。

交代来交代去，我说的意思只有一个，即便是一个倒霉到底的“右派”家庭，在物质上，依然比那些“农家”要好一些。在任何时候我都要说，没有人比中国的农民更不幸。他们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无法言说他们的不幸。他们的不幸历史看不见，看见了也不记录。实在需要记录了，他们已经是尸体了，作为数据。

富二代必须有富二代的标志。在冬天，富二代的脚上有棉鞋。在棉鞋与裤脚之间，裸露出来的不是脚踝，而是纺织物。那个圆圆的纺织物就叫“袜子”。

我现在就来说说我的袜子。

我一共有两双袜子，尼龙的。按照我们家的生活节奏，我的母亲一个星期洗一次衣服。那可是一大家子的脏衣服，满满一桶。换句话说，我的袜子也是一个星期洗一次。可我是一个男孩，男孩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出脚汗。用不了一节课的时间，我的鞋里头差不多就湿了。到了晚上，鞋子里全是湿的，袜子当然也是湿的。父亲是很聪敏的一个人，他告诉我，每晚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袜子压在身子底下，这一来袜子就烘干了。

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穿上干爽的袜子。然而，脚汗就是脚汗，它不是水。在袜子被体温烘干之后，袜子上会留下脚汗的遗留物。它臭极了。它还能让袜子的底部变硬。在遇上新的脚汗之后，硬的部分慢慢就融化了，再一次变软，糨糊一样黏稠。它冰冷冰冷的，很难响应你的体温——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只有一两天会喜欢我的袜子，其余的五六天我都充满了恨。我痛恨袜子。它又冷又湿又臭。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袜子扔进炉膛，一把火烧了了事。老实说，我不想穿袜子。

但我的母亲不许我不穿袜子。我想我的母亲也有她的虚荣，这么说吧，在她的心目中，袜子就是领带，我“西装革履”的，没有“领带”怎么可以！

我附带着还要说一下棉鞋。以我家的经济状况来说，我不能要求我的母亲每年都给我做一双新棉鞋。虽然我是一个“富二代”，可我真的不能要求我的母亲每年都给我换一辆保时捷。那个太过分了。所以，每年冬天，尤其在春节之前，我都要被“小鞋”所折磨。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像穿拖鞋一般，耷拉着。可我的母亲是什么人？她怎么能容忍她的儿子耷拉着棉鞋？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点学好的样子都没有。”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把“两片瓦”的后半部撕开，这样一来脚就不疼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我的脚后跟始终裸露在外面，每一年的冬天都要生冻疮。

生冻疮是不该被同情的。在我们苏北的乡村，哪一个孩子的身上没有冻疮呢？没事的，开了春“自己就好了”。可是，你别忘了，我是“富二代”，我的脚上有袜子。每天睡觉的时候，我得把袜子从冻疮上撕开。那得慢慢地、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揭。绝对不能快。如果你想快，好吧，你的双脚将血流如注。

我倒也没那么怕疼，可是，一天疼那么一遍，个中的滋味也真的不好受。

母亲，我们村里最富有的“大款”，为了她的体面，我这个“富二代”真的没少受罪。现在，我的儿子也大了，他时常对我说起一些“富二代”的事。我告诉我的儿子：“不要羡慕。天下从来就没有两头都甜的甘蔗，一根都没有——你的老爸当年比别人多了两双袜子，可那两双袜子给你的老爸带来的几乎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