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难以置信，我人生的第一座房子又高又大又宽敞。它是庙。可以说，我是在庙里头开启我的人生的。

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来到杨家庄小学了。杨家庄穷，没有校舍，怎么办呢？村子里头把庙挪出来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做法，反正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了，庙宇已经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做学校吧。

因为年幼，我得承认，我对庙宇的记忆已相当模糊。但是，模糊是相对于局部和细节而言的，开阔和高大不在遗忘的范畴之内，这个我还记得。

有一点我要显摆一下，那就是我的记忆力。我记事很早。工作之后，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闲着无聊的时候，我们会追忆一些往事。可这样的对话时常不愉快。我的父亲说我吹牛，说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早的事情。但是，我母亲的记忆时常站在我这边，父亲只好选择沉默来对抗他的健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杨家庄小学总共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三个年级是不分班的，同学们都端坐在庙堂的正中央，每个年级一排，享用同一块黑板。这就叫“复式班”了。我记忆里的母亲十分繁忙，她一会儿教一年级的语文，一会儿教二年级的算术，一会儿又教三年级的唱歌。我不知道那时的每节课是不是四十五分钟，如果是，平摊到每一个年级，或者说，每一个班，每一节课其实只有可怜的十五分钟。这样的课堂对任课老师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来自“组织教学”，乱哪。我的母亲相当厉害，说白了，个个都怕她。如果是今天，“个个都怕”的老师未必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在当时，一个教师没有绝对的权威绝对是不行的。我曾亲眼看见许多软弱的男教师被乡下的孩子气哭了。我不敢说我的母亲有多了不起，但是，她绝对是称职的乡村教师，直到今天，她的学生都是做了爷爷奶奶的人了，一个个都还念叨她的好。

我母亲能成为称职的乡村教师有一个过硬的先决条件，她的嗓子好，脆，亮，还不容易沙哑。她的课有精气神。孩子们在她的课堂上很容易集中注意力。想想也是，那么恢宏的一座庙，没有一副脆亮的嗓子可是不行的，屋梁上的麻雀都能把你的嗓子盖过去。

庙既然成了学校，庙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我的家——可这个家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只占了庙的一个小角落，似乎是西北角。那里永远是黑咕隆咚的。到了夜晚，情形反过来了，只有这个小小的角落是亮的，其余的部分则一片漆黑。是的，一盏淡黄色的小豆灯怎么可能照亮整个庙堂呢？不可能的。小豆灯勉强可以照亮我们家的餐桌和床头，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的家是在野外，还没有星光。四周黑洞洞的。那种无边的黑，那种缥缈的黑，那种高耸的黑。无风，无雨，亦无声。对一个刚刚开始建立记忆的孩子来说，这大概不会是什么可喜的画面。

但你也不能说庙宇就一定是森严，不是这样。庙里头到处都是麻雀。每天早晨，在我的母亲还没有打开庙门之前，庙顶上的麻雀就已经醒了，它们叽叽喳喳。伴随着雪亮的庙门轰然大开，叽叽喳喳的鸣叫倾巢而出，庙里头即刻就安静下来了，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是鸟叫。准确地说，是麻雀的聒噪。每天早上，我都是被无穷无尽的鸟叫吵醒的。

记忆说到底是美妙的。1983年，我第一次离开兴化，就在扬州，我再一次踏进了庙门，著名的平山堂。几乎就在踏进大雄宝殿的同时，有关庙宇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恢复了。那些粗大的木料和淡淡的香火气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的心即刻就静了，无缘无故——用佛家的说法，其实是有缘的，其实是有因的。

因在十九年前，果在十九年后。因果啊因果，它是漫长的，绝不是春华秋实这般仓促。

我不是佛家子弟，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庙。只要一踏进庙宇的大门，我很容易心旷神怡。香火的气味会拉大我呼吸的幅度，我的吐很深，我的纳一样很深。我对深呼吸有一种迷恋，人体是通的，两头都够得着。

很遗憾，我至今都没有研习过佛学，但是，这从来也不影响我双手合十。我是逢庙必拜的，所谓拜，其实就是告诉自己静心，提醒自己虔诚。哪怕只有几分钟的光景，那也是大安宁。

在庙里头我始终都有幸福感，又高，又大，又宽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