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的语境里说“家具”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我并不知道我们家有多穷，但我们家经常搬家。一搬家，我们家的贫穷就纤毫毕见了。

最早发现我们家秘密的是一个农民，他在码头上。当我们一家五口从船上上岸之后，那个农民望着水里的船，脸上带上了不解的表情，他说：“这个家怎么没什么东西？”

我们家真的“没什么东西”，如果一定要说家具的话，其实就是几床铺板。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我们住的都是公房，桌子和凳子这些大件也都是公物。剩下来的，就是几个箱子。对了，还有炉子，还有锅，还有澡桶，还有脸盆，还有油瓶，还有盐罐，还有十几个碗和十几双筷子。我们家的家当就是这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确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它确保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们都是无产阶级。

我现在要说的是手电筒。严格地说，手电筒不能算是家具，但我要强调的是，手电筒在我们家的确是一件最为要紧的家具。我还要强调，在手电筒这个问题上，我的父亲是慷慨的，偏执的，坏了一个就再买一个——因为眼睛不好，父亲在夜晚离不开他的手电筒。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手电筒。我在许多小说里描写过手电筒，是它让我的童年与少年变得非同一般。

手电筒最为迷人的地方当然是它的光。依照常识，光和热紧密相连，它们是一码事。可是，手电筒最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让光和热分离开来了，手电筒的光没有温度。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光居然可以放在手里把玩了。我喜欢把手电筒捂在掌心里，一打开，我的手指头就半透明了，通红通红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和见了血一样惊悚。可是，一点也不疼。

手电筒的光不仅是光、热分离的，它还有一个特点，是聚集的。在遇到手电筒之前，我见到的都是自然光，它们是分散的：阳光是这样，灯光是这样，炉膛里的火光也是这样。是手电筒让光有了组织性，不是成为光的棍子，就是成为光的喇叭。是的，组织性就是棍子，组织性就是喇叭。当手电筒的光变成一根棍子之后，它笔直笔直的，从村子的这一头一直可以照到村子的那一头。手电筒一关，村子在眨眼之间就回到了先前的幽暗。

我喜欢遐想的习惯就是手电筒带给我的。在漆黑的夜里，用手电筒探照夜空是我最爱干的一件事。这时的光不再是棍子，而是柱子。光柱子顶天立地，它在黑色的夜空里摇晃，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反而找不到任何一颗星星。但少年的心就此变得浩瀚。

探照夜空是一件充满了希望的事情，你能够得到的却一定是绝望。你什么都找不到，光也是有局限的，意识到这一点是一件让人很沮丧的事情。

我很快就得到了大人的告诫：手电筒是不能往天空上照的。我问为什么，答案吓了我一跳——浪费电。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告诫我的人用粉笔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用粉笔在地上画一条线，粉笔的消耗并不大，但是，如果你用粉笔“从我们村一直画到北京”，粉笔很快就被耗光了。

我听懂了。在我们村，“北京”其实不是什么首都，它最真实的意义是远。如果说，一个男人的老婆“在北京”，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一个光棍。“在北京”，它和“在月亮上”没有任何区别。“北京”在我们想象力的最顶端，一过了“北京”，想象力只能走回头路。

天哪，我手电筒里的光都去了“北京”了，它们在天安门的上空熠熠生辉。虽然我没有看见，但这样巨大的消耗哪里是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可以承受得了的？我很后悔。作为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我说不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话，但是我知道，懂得多总是好的。在愚昧的时代，我用走向愚昧的方式告别愚昧。

愚昧是什么？愚昧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愚昧是一种当时令人绝望而事后让人发笑的知识。所以，老黑格尔说，人类都是“微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然而，大部分时候，我选择相信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愚昧不可战胜。

我再也不会用手电筒照耀夜空了。就在知道了“真理”并掌握了“真相”的当天晚上，我灰溜溜地回家了。我做错了事，不敢声张。我不敢把我做错了的事情告诉我的父亲，如果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一定会给我解释清楚的。可我胆怯了。现在回想起来，胆怯其实正是愚昧最大的温床。伏尔泰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是的，勇敢地。“使用理性”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的勇气。理性与勇气从来都是孪生兄弟，甚至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面与背面。

因为贫穷，我没法像模像样地描述我家的家具，我只能描写我的手电筒。我没有跑题，写下这一章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