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近些年出版的反映党和军队历史的军事文学作品，由此，引起我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些思考。

我以为，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长篇报告文学为主体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军事文学的宝库，成为新时期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也不应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我们辉煌无比的革命历史比，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要求比，总觉得未臻人意。因此，繁荣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仍然是摆在军内外作家面前的共同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烛照一个民族的过去，同时又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审视更好地把握一个民族的未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的。珍视历史，并把它尽可能地广为传扬，以证明这个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还要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做法。正是基于此，历史便成为作家们关注和表现的母题。这一点，对于一个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以弘扬民族精神，表现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历史文学，对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人民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崇高的目标而奋发努力，永远具有其它方式和手段所不可替代的现实的功利作用。或许正因为如此，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在建国之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代军事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诸如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以及峻青、王愿坚等各呈异彩的短篇小说；还有代表戏剧与电影方面军事文学突出成就的《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钢铁战士》等作品，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潮，影响了我国一两代青年的成长进步。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及其在促进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是我们军事文学发展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进入新时期以来，一些曾经有过战争经历的作家们再度涉足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用。诸如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东方》、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的《淮海大战》以及一大批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打破了因十年动乱所一度形成的军事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生机凋敝的局面。这些作品以新锐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的艺术风貌，刷新了人们的耳目，给军事文学园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的指出，与五六十年代我国军事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比，与新时期其它题材的文学的长足发展比，这个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整个文学领域还只能算是弱项。这主要表现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少，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可以称得上是“名著”的鸿篇巨制则更少。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大潮中，革命历史题材甚至一度置于被遗忘的角落。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作家这方面看，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该写的已经写了，现在已经没啥内容可写的了。实际上，这是对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的一种偏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同苏联作个横向的比较。从1941年到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仅仅打了三年，然而，反映这一战争的军事文学作品却一直绵延不衰，成为苏联军事文学的主体，至今每年都有多部长篇巨著问世。曾产生过《青年近卫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载入世界文学史的优秀篇章。比起苏联卫国战争来，我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要辉煌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我们有28年的革命战争史。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的丰富性；英雄的历史，决定了文学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就是一首伟大的史诗。我们的长征，堪称人类征战史上的伟大壮举；我们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及三大战役，也是可以同苏联卫国战争的任何一次战役相提并论的。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创作却一直不尽人意。我们的革命历史其本身所具有的迷人的魅力，连西方的作家们也为之惊羡，甚而倾倒，美国那位白发皓首的老作家索尔兹伯里，来中国采访后写出了世界畅销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这个本来可以产生史诗作品的大题材，在一个外国老翁的手里放射出了光彩。中国的革命历史，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含量丰富的矿床，还有许许多多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开掘。即使是那些已经被人写过的题材，只要我们去努力开掘，提炼，同样能有新的发现，能得到灿烂的黄金。

在对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也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战争的经历，让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写革命历史文学，自然难以写出具有轰动效应的鸿篇巨著。其实，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一种偏见。有过战争经历的人写战争，参加过长征的人写长征，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经历或者后来的人就无法写，那是完全错误的。历史是后人写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多是后人写的。司马迁著《史记》，上起轩辕皇帝，下至两汉时期，其中不少篇章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司马迁却并没有经历过他笔下的那些战争。《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光照古今的军事文学巨著，作者与他所写的战争年代相距更远。拿破仑进攻俄国是1812年，那年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他写《战争与和平》，是那场战争过去52年以后的事了。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些人自然不能写这些作品了。当然，让没有直接生活体验的人写好革命历史，也难免会遇到个人生活的局限性与历史的无比丰富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然离不开对历史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一个人不可能经历或体验感受所有的东西，要善于从多方面了解革命历史的无比丰富性，不断加深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即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也同样有个站在高处再认识的问题。只有感觉了的东西，才能较深刻地认识它；只有深刻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只有在对生活的不断开掘中，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更好地体察生活的内涵，捕捉你要描写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东西，写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优秀篇章。

有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少，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有的作家缺少文艺创作上的严肃态度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综观这几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远远高于小说及其它文学体裁之上。像《志愿军战俘纪事》、《南京大屠杀》、《霜重色愈浓》、《元帅外交家》等，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但是，像这样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反，在纪实文学大潮中，那些内容平平、艺术上没啥特色可言的作品居多。有些作家为迎合读者口味，急功近利，专门寻找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热门题材，然后去简单地描述事件的过程，而不注重在艺术上的执著追求和探索。这样的作品，往往只重视历史的外在形态和认识价值，而放弃了对其内在精神的开掘，忽视了对人的思想历程的展现。于是，作品自然便陷入一般化的境地。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上，便出现了写历史事件一般过程的作品多，深入历史、深入时代，特别是深入人的灵魂的作品少的情况。文学是人学，人是历史的主体，站在历史中心的应该是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着重在于刻划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欢离合。这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的。在这方面，我以为《战争与和平》应永远值得我们借鉴。托尔斯泰如果只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两军对垒，而不将安德列等家族的命运贯穿其中，那他就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及其时代精神。坚持从写人出发，把人作为作家注视的中心，应该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正路。比较起来，历史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怎么注意普通人的命运，而文学则关注任何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人。简单地描摹事件或介绍过程，要比写人来得容易些。然而，带点某些文学色彩的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真正的革命历史文学。因为前者给人的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而后者给人的恰恰是文学作品必备的审美和鉴赏趣味。

或许有人会说，历史题材的作品要关注人，一般的事件还可以，写大作品、大题材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它是辩证统一的，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认识。军委有关领导在一次关于创作问题的讲话中，曾鼓励军队作家们要树立雄心壮志，要有大气魄，敢写大作品，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这无疑是对部队作家们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个“大作品”、“大题材”，我以为它理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题材在革命历史上是重大的；二是在文学艺术上也同样是重大的。在实际创作实践中，我们有些同志常常犯有这样的弊病，把一段历史过程当成题材，在事件与题材之间划了等号。重大事件或战役战斗既然是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它理应在创作中得以反映。然而事件可以成为题材，并不等于就是题材。因为如果不注意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只着眼事件本身的意义，只简单叙述一般过程，即使事件本身是重大的，题材也确实是大题材，但也很难写出真正有强大感染力的“大作品”。这也正是以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有些作品能轰动一时，却不能传之久远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强调艺术上是重大的同时，也决不否认题材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制约，否认题材有大小差别。革命历史生活有许多丰富的侧面，题材也确有大小不同。创作人员应该从历史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去观察和反映生活，努力去发现那些在生活里重大，在文学上也同样是重大的东西，去表现革命战争的巨大的历史规模和宏伟气势，表现历史固有的广阔性。写大作品，写大题材，许多老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老作家魏巍的《东方》，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说是重大题材，但作家并没有一般地叙述战争过程，而是着力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最可爱的人”和军人哺育者的形象，写出了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所特有的精神风貌。这应该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大作品。肖克将军历经半个世纪完成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题材不算小，写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但作者着眼的仍然是战争中的人，塑造了一群真实可爱的红军战士的形象。即使是直接描写大事件、大场面的作品（如“三大战役”），也同样要写人，写人的思想历程及内在精神。只有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才有可能写出不朽之作。

此外，即使掌握了写大题材的丰富史料，也未必就能写出有影响的“大作品”，这除了作家本身的艺术造诣之外，还有一个怎样对待革命历史的态度问题。在这方面，前些年我们确实是有教训的。一段时间内，在有些所谓写实的作品中，我们所崇尚的阳刚、壮美、崇高的悲剧精神，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表现，相反，一些昭示历史前途和人民意愿的东西反成了被奚落和嘲笑的对象。有的作品热衷于写我们党的失误，写我们军队历史上的悲剧，若论题材有些的确是重大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对历史的严谨的科学态度，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往往夸大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名为对历史反思，其实是单纯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效益，视历史为儿戏，以展览疮疤为时髦。像这类格调不高、文风浅露浮躁的作品，不仅损害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损害了读者的审美能力，将读者的阅读心理导向猎奇窥秘，助长庸俗浅薄的阅读趣味。特别是对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其危害更明显，还以为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从而影响对我们事业的信心。所以，歌颂什么，暴露什么，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是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在我们党和军队漫长的革命历史上，我们既有“过五关”的经验，同时又有“走麦城”的教训，我们强调写正面为主，不是说对“走麦城”的东西，对历史上的失误不能触及、不能反映，关键是在创作中把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区别开来。即便是写失误，也要着眼于给读者以启示，使人看见光明，增强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把握好了这个尺度，再加上我们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在艺术上进行执著的追求和探索，那么就一定能写出具有一定力度和深度、具有鲜明个性和民族特征的优秀作品，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我们也一定会有较大的突破。

（原载《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