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评论家黄国柱来说，这两年是他评论创作的丰收年，继评论集《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之后，又接连有《北国的辉煌》（白山出版社出版）和《苍凉的历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同时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文章散见于一些重要报刊。对他的累累硕果，对他在军事文学评论园地躬耕不辍的精神，我表示由衷的祝贺和叹羡。然而，对国柱的评论有较新较深的认识，则是在认真读了他的几部论著，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那部《苍凉的历史》之后。
这部书看来是零散的作品的汇集，但自始至终却有一种精神是贯穿全书的，那便是作者对属于自己的风格特色的不懈的追求和执著的探索。“我以为批评的目的仍在于建树。”（《文学的困顿和生机》）这既是作者为文的宣言，也是国柱在多年来的评论实践中孜孜以求的。谈到国柱的评论，老作家徐怀中有段话说得颇有见地：“他能够依据创作现状和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坦诚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对创作还是对评论自身，他都敢于提出一些深入剖析和批评性的意见，体现了一个评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这样来评价国柱的为文，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要对国柱追求的评论品格加以诠释的话，我以为两个字便足以概括：“真诚”。提倡说真话，倡导真诚的文艺批评，不仅表现在他诸如《期待更真切的批评》一类“直接呼唤”的随笔文论中，更多的则表现在他评论作家作品的实践中。他认为，无论社会人际关系多么复杂，“批评的正常化首先需要的是一种真诚”。“没有真诚，就没有平等可言”。真诚的批评，“最终表现的是一种人格、一种坦诚、一种智慧、一种追求、一种气度和胆识。”正是出于这种坦诚的胸怀，国柱在评论实践中力图超越文人间的恩恩怨怨，不论是长者、前辈，还是熟人朋友，他都以一种科学的严肃态度，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摒弃那种无原则的吹捧和奉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历史的幽默》中对一些作家直言不讳的批评。众所周知，以写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见长的老作家黎汝清，在《皖南事变》一书的后记中写了数万言的“历史考证”，并且以“本来是一潭清水，为什么搅浑了”作为《后记》的题目。这样一来，皖南事变的专家们群起而辩之，引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到底怎么看待这场论争？怎么看待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作为评论家的黄国柱，没有淡忘自己的责任，没有因为作者是自己尊敬的长辈而唯唯诺诺，吞吞吐吐。他在文章中旁征博引，纵论古今，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真实的看法。他在文中有段话非常直接了当，不妨引以为证：“窃以为，历史之于文学，不过和现实生活一样，素材而已。作家写起来，多少应该有一点‘神聊’、‘神侃’的劲儿。当然这不是说作家写历史可以不负责任，胡编乱造，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是说，应该有一种潇洒，超脱，尤其不必去‘考证’。如果考证，不妨去做历史论文，投给《历史研究》杂志，千万不要用作品去‘考证’。只须在现实政治可以忍受的基础上去写一种历史的风韵和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恐怕就可以了。”（《历史的幽默》）这段通俗晓畅又颇带哲理色彩的充满真诚之情的议论，我以为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作者以善意的规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想只要不是存有某些偏见的读者，都会从中得以启迪的。
国柱这种“讲真话，发自己的声音”的品格，还表现在他对文学评论界诸多热点问题的评价上，表现在他对那些出名的不出名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上。从小圈子利益出发，无原则地吹捧和奉迎，他认为那有悖于一个艺术家的良心，是对艺术的亵渎。“论时弊不留面子”，也是他为文的准则。这在《“历史真实”驳议》、《苍凉的历史》、《从对〈红高粱〉的褒贬说起》、《也谈人性描写的问题》等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鲜明的佐证。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评论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批评对象的价值决定批评的价值，高层次的批评素不以“低层次”的创作为评论对象。所以，那些受群众青睐的通俗文学，历来为批评家们所不屑一顾。仿佛评论通俗文学便是低就了民众。面对评论家们自命清高的状态，作者发出了真诚的呼唤，率先提出了一种让人为之一新的观点：“我们的批评界如果不摆脱这种莫名其妙的‘清高’，不把广大读者的兴趣，阅读的‘热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就难以从困顿中解脱出来。”（《文学批评的困顿和生机》）这种见解，不论对于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此外，在诸如“关于历史的神韵问题”、“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家的使命感问题”、“悲剧意识问题”、“军事文学的理想境界问题”，等等，作者都提出了体现其个性品格的真知灼见。这种蕴含着真挚之情的见解，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创作界，得到的是更多的赞同，他的评论从而也引来更多的人们的热情关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相信他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权威评论。
国柱对于文艺评论独立品格的执著追求，还体现他始终不渝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文艺现象和评价作家作品方面。作为一个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年评论家，国柱善于将其与评论的实践相结合，因之其作品更具理性的光彩。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这几年评论界的一个让人为之担忧的畸形现象，即作为评论核心的哲学基础在部分人的心目中淡忘了，说得更严重一点，这个哲学基础甚至陷入了崩溃和塌陷的边缘。某些评论家谈优劣，论是非，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准则，不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而是凭感觉，看行情，讲交情，使评论处于一哄而上的状态。比如，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一旦走红，立即为评论家所注目，大家争相撰文，比着写吹捧文字。这样凭感觉写的“起哄”文章，自然是缺少理性的。相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被看作左，甚而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对此，我以为国柱的头脑是清醒的，不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样的文学热点，不论某些作家或作品处于怎样的走红地位，他决不盲目地去写阿谀奉迎之文，而是审慎地、冷静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分析和研究。读他的作品，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辩证色彩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不论是年度的宏观鸟瞰式评论，某种文学体裁的系统综述，还是对某个作家或作品单独评价，对某个文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探求，我们都可以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为文的严谨和认真，科学和中肯，一种鲜明而强烈的哲学意蕴。正如他自己所言：“批评的科学、中肯，即使对创作不是所谓‘指导’，也是一种冷静的劝告和真诚的交流。不论作家们怎样地不屑、小觑，批评家们仍需要一种庄严的自尊和科学的严谨。”（《文学批评的困顿和生机》）以这种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是一个成熟的文艺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对这一点，我以为国柱坚持的是好的，即使批评那些具有明显不足甚至谬误的作品，国柱也能坚持科学、中肯，（如《也谈人性描写问题》）坚持以理服人。
创造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特色，当然离不开对创作实践的热切关注。这几年，评论界面对新的困惑，不断强调加强评论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问题。到底怎么去加强？国柱没有驻足于理论的辨析和论争，而是以强烈的参与意识，热切关注着军事文学创作的实践，他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于当代军事文学发展的研究。这几年，军事文学前进的每一步，在他的笔下都可以听到那隆隆足音的回响。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作品，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还是，电影、戏剧、音乐，凡是属于军事题材的创作，他都满腔热情的予以关注。在他的笔下，既有对刘白羽、魏巍、李瑛、徐怀中、黎汝清等老一辈军事文学作家的深刻评价，也有对李存葆、王中才、莫言、李延国、朱苏进、江宛柳、乔良、简嘉、刘兆林、李占恒等一批当代军旅作家的作品分析，还有对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军旅文学“小人物”的关注和扶植。他以蓬勃的朝气和极大的热忱关注着军事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变化。正是他的这种主动性，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使他既能够写出为人称道的年度性述评文章，也能写出见解独到的宏观鸟瞰作品，还写出了不少作家作品的专论文章。他的这种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与那些不研究批评对象，脱离实践，自命清高，以“玩文学”、“玩评论”自诩的评论家，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此外，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对评论的独立品格追求，还表现在他个性鲜明的语言特色上。长期的评论实践，国柱培养了属于他自己的语言风格。面对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的批评家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用生造杜撰的名词术语招摇过市，用不断变幻的花样炫人耳目。殊不知，其结果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以为国柱是认真研究过群众的阅读心理的，他从未以华而不实的形式去取悦人，而是凭优美流畅的语言将抽象的评论写得专家学者爱读，普通群众爱看。这一点，我认为来自他高度的“读者观念”。或许因为他有过一段写诗的经历并对诗歌有过认真的研究，他的评论文字很讲究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有力且晓畅易懂，这较之时下流行的故作深奥状的生硬艰涩的某些文章来，我认为这正是国柱的长处。我并非提倡评论的散文化，抽象的评论毕竟不同于抒情色彩浓郁的散文，但怎样把评论写得既富有理性，又有文采，使群众爱看，这的确是需一番功夫的。国柱这两者的分寸把握是得当的。此外，他在评论中较多地运用了杂文的写法，语言的机智和幽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作品的可读性。他认为，评论文章的语言若脱离实际，故作高深，那无异于作茧自缚。我这样说，并非说他思想是封闭和保守的，他对于新事物、新学科具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时髦的新潮派，他更多的是出于职业需要予以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他并没有以此作为剖析文学现象的准则和依归。足踏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偷懒，不懈怠，扎扎实实地为繁荣军事文学做些有益的事，既是他为文的宣言，也已经为他多年的实践所证明。
（原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