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正当文坛上写名人轶事、秘幕珍闻之风日盛的时候，人民日报文艺部独树一帜，发起两千字的“金马”人物特写征文活动，要让“金马”在马年奔驰于《大地》。老实说，当时我是用疑虑的目光去看它的：大家都在唯“孔方兄”是瞻，你不识时务地去搞什么不得超过两千字的“金马”人物，响应者能有几？然而，结果却出乎我之所料。春去秋来，《大地》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天。当我读这次活动成果的一部分《“金马”人物选萃》时，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耸立在我面前的，是一道“当代人”的艺术画廊，一道当代英雄人物的艺术画廊。目视着他们一个个普通而又高大的形象，蓦然之间，我对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似乎有了一分新的理解。

我感觉，《“金马”人物选萃》在弘扬一种精神，那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最可宝贵的也是最需要的无私奉献精神。比起某些纪实性的长篇大作来，《“金马”》中的人物，可以说都是平凡小辈，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普通人。他们岗位平凡，似乎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那种不计报酬、埋头苦干的可贵品德，却是我们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他们闪光的灵魂和鞠躬尽瘁的行动，无不在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你看，那个名叫郝小淑的女护士（《夜，静悄悄》），是那样酷爱她的职业，为了她慈悲的心肠，母亲去世，她没赶上见最后一面，父亲死在她所在的医院里，临咽气的时候，她却又不在身边，她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圣洁的事业；那个12年如一日趁工余捡垃圾的“垃圾大王”李虎林（《老李头》），单是马粪就捡了50多万公斤，都无偿地送到了郊区农村；那位名叫姜秀玲的粮站女工（《形象》），人称“活雷锋”。她10年时间趁工余抖了10万条面袋，抖出2500多公斤面粉，全部上交国家，没要一文报酬；那个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做好事的李润虎（《站在人生之巅的士兵》），最高的祈望是不走在名人之列，做共和国大厦的一块基石；西南农学院那位白发盖顶的85岁教授侯光炯，11个春节连续在川西乡村度过，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改造那块贫瘠的土壤的。他几乎把工资、稿酬全部献给了他钟情的土地……这一个个性别、年龄、工作、地位各不相同的当代人，显得那样普通、平凡，却又使人觉得那样亲切、可敬。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透明的灵魂。正是从他们这些普通人的身上，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鲁迅曾说：“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鲁迅全集10卷273页）可以说，我们的事业正是因为有李虎林、姜秀玲、李润虎这样千万个甘做“一木一石”的人物，才有了共和国的宏伟大厦，祖国建设才有了万马奔腾的蓬勃气势。对“金马”精神的讴歌，从某种意义，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礼赞。

《“金马”人物选萃》又是在倡导一种文风，那就是深入实际、不尚空谈和短、新、活的文风。前几年，有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写作不必深入生活，创作是一种分泌”。有人就公开说过，“写战争，干嘛非要熟悉战争环境不可，按照你想象中的战争写去好了。”也有人说“如果当时我没见过我作品中的×××，或许写得更漂亮些。”受这种“新”观念的驱使，创作崇尚自我，厚“感觉”而薄“观察”成为时尚。受这种倾向的影响而产生的个人化、玄化的作品，在群众中自然知音难觅。“金马”人物的写作实践证明，那些真正为群众喜爱，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好作品，没有深入的采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金马”人物的作者大都来自生活的底层，对生活有着现实的深刻体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带着田野的谷香、工厂机器的轰鸣和海防哨所的涛声，带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侯光炯、老李头、姜秀玲等，这一个个感人的人物形象，没有深入生活的实际感受，光靠“感觉”恐怕是感觉不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马”人物的写作实践，为倡导深入实际的新风，为发现和培养一支有责任感的创作新军提供了条件。

短文难做，用不足2000字的短文写好一个真实的人物或许更难。人们有种习惯认识似乎只有那些大块头的文章才能引起轰动效应。报刊上刹长风的文章见了不少，可真正见于实践的并不太多。这次“金马”人物写作活动，可以说在这方面带了好头。实践证明，作为一次写短文的尝试，这次活动也是卓有成效的，其中不少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决不亚于那些洋洋万言的长篇大作。据笔者所知，《“金马”人物选萃》，已先后被十几所大中学校列为辅助教材。其中有些作品还被改编为广播剧、电视剧。更有不少报刊将这本书作为写短文的范本向工作人员推荐。这都充分说明，文不在长短，关键看你的作品是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我们热切期待，“金马”精神不仅作为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操得以弘扬，更希望它作为一种新的文风得到认同和推广。

（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