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高语罕与芜湖五中郑太朴、宣城四师章伯钧同船启程赴德国。随后，朱德夫妇、孙炳文、史叔隐、房师亮等也乘下一趟船到德国。

在德国时，高语罕他们最初住在哥廷根。高语罕回忆：“住哥廷根时，我和朱德他们相处很近，每逢礼拜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老郑、小房、朱德夫妇和我。”

国共两党合作前后，高语罕介绍朱德、孙炳文、章伯钧、史叔隐等先后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史叔隐是个感情极易冲动的人，他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他们每星期三举行党小组会，学习、讨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

高语罕对朱德的印象是：“朱德不轻易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有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的很少，但他只要明了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

1924年夏天，高语罕五中的学生蒋光慈（读书时名蒋光赤）回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高语罕此时已移居德国法兰克福，同最早翻译《马克思传》的李季住在一起。他鼓励蒋光慈出版诗集《新梦》，并为之作序：“《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光赤本富于情感，在研究社会科学之余，高歌革命，我劝他结集出版，特作序。”

后来，高语罕又移居柏林，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发愿“把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及亲身参与的革命中的逸事，叙述出来，名曰《如此这般录》，共分三集：《百花亭畔》、《病中》和《青年军始末记》”。

年底，高语罕完成了《百花亭畔》，他在序中说：“这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在革命的氛围气与革命的战场中生长出来的，我们所亲见亲闻同亲自参加的革命演剧，实有许多可泣可歌的伟大的悲剧；也有许多可笑可恶可恨并且笑得你肚子痛恶得你心里作呕恨得你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的悲剧与滑稽剧。这剧中的角色，有许多成了英雄，有许多作了烈士，也有许多成了伟人。”

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3月15日，黄埔军校原教育长邓演达因与校长***不合，来到德国。在给妻子郑立真信中说：“打算后日早到德京柏林去找那个姓高的朋友，定夺一切事情。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即可以详细决定。”

高语罕介绍邓演达租住在柏林市西区夏乐天堡。他们成立了政治讨论会，热衷研究魏玛共和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5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并规定8月15日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留德法同学国民党支部推荐高语罕回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临行前，邓演达替高语罕写介绍信给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因为邓演达出国期间，廖仲恺屡次催促他回国效力，邓演达没有答应，转而推荐了高语罕。高语罕取道经里加、莫斯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乘轮船回上海。

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三个月举行。高语罕遂到到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任职，并在宣传委员会下属的上海大学任教，等待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