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最高领导机关,下设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高语罕参加了特别宣委,旋即赴汉口任《民国日报》总主笔。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抨击***,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5月2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高语罕为二十军党代表,接替刚离去的朱德。6月中旬,国民革命军讨伐段祺瑞奉军凯旋武汉后,高语罕被聘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校长、四川特别委员会委员。
7月下旬,在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时,高语罕坚决反对推迟起义时间。为此,高语罕和***、叶挺、贺龙、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密谋,史称“小划子”会议。南昌起义后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后来他奉***之命赴香港,争取第二方面军军长张发奎。起义失败后,他在澳门向中共中央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
1929年,高语罕同陈**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由他介绍入党的学生蒋光慈、阿英、李克农等所在的中共春野支部将他开除出党。
离开政治舞台退往书斋后,高语罕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政治信念,抱定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他编译了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康德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和费希特《知识论》、《费希特的辩证法》等著作。抗战前,他参与编写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中的《三朝野记》和《崇祯长编》,辑录各种史料16种。他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宣传唯物史观,著有《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他始终关心青年,著有《牺牲者》、《死后》、《语体文作法》、《国文作法》、《中学作文法》、《文章评选》、《作文与人生》、《青年书信》、《青年女子书信》、《现代情书》、《读者顾问集》、《红楼梦宝藏六讲》等。他怀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撰写《百花亭畔》、《广州纪游》、《烽火归来》、《人蜀前后》、《九死一生记》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1935年冬天,他采访九七老人马相伯对时局的看法,整理《一日一谈》,宣传抗战思想,在天津《益世报》逐日连载,时间长达3个月。1936年,他在《申报》(港版)工作并时常发表社论。抗战开始,他从香港回国,积极投身抗战,常在沪渝蓉等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时论,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如他在1945年10月7日《新民报》社论中说:“吾人敢正告国人曰:团结谈判希望不大,内战似难避免。即勉强妥协,其为时也亦必至暂。斯言虽苦,却将成为历史真理!”这为后来的事变所证实。
晚年,他同相交三十余年的陈**等住在重庆江津。在陈**去世后发表《参与陈**先生葬仪感言》和《独秀,你死了!》等文章,不断撰述评价陈**:“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高语罕随《新民报》社一起搬迁到南京。
1947年春天,高语罕患胃癌卧床不起,由原芜湖二农学生、时任《建国日报》主编王光华送进中央医院。4月23日晨,高语罕在中央医院病逝。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黄埔军校同事陈立夫立即赶去吊唁并发起组织追悼会。国民党元老、原上海大学同事于右任为高语罕题写了墓碑。时人评价高语罕:“毕生知己陈**,身后萧条一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