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修订法律大臣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新律修订亟应储备裁判人才，宜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课程比照大学堂奏定学科，酌量损益。”〔47〕《请在各省课吏馆内添设仕学速成科讲习法律片》称：

请在各省已办之课吏馆内添造讲堂，专设仕学速成科，自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年在四十以内者，均令入学肄业，本地绅士，亦准附学听讲，课程参照大学堂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及日本现设之政法速成科，以六个月为一学期，三学期毕业，每一学期后由督抚率同教习面试一次，毕业后由督抚将学员职名、考试分数，造册咨送京师政务处、学务处、吏部、刑部，以备察核。〔48〕

由此可见，其时清廷已经启动了自办法律教育的工作，且沿袭了赴日习法的路径，颇多速成的内容。对于法律学堂直隶于修律大臣的动议，学务大臣孙家鼐并未直接反对，同年七月初三日（1905年8月3日）其回奏称：

臣等查奏定章程，大学堂政治专科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备详中西法制，原系储备佐理新政之用，惟须俟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学生升入。现在预备甫设，专科尚未有人，伍廷芳等所请专设法律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自应准如所请，即由该大臣等详拟章程，奏明办理。学员就部属考取，是照仕学馆办法，多加授课钟点，缩减毕业年限，是照速成科办法，毕业后应请简派大臣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验，列定等第，分别年限，比照《仕学馆奖励章程》酌量办理……

查各省课吏馆业经遍设，尚无专习法律一门，近日直隶议设政法学堂，所列科目颇为详备，与该大臣等所拟办法相合，于造就已仕人才佐理地方政治深有裨益。拟请饬下政务处通行各省，并查取《直隶政法学堂章程》，参酌地方情形认真办理，随时咨报政务处、学务大臣、吏部、刑部存案备核。〔49〕

只是其强调开办法律学堂是权宜之计，为维持教育行政体系的一元化，待京师大学堂法律门成立后，应将该校立刻并入大学堂，接受学部的管辖：“惟此项学员原为大学堂政法专科未备急需用人而设，将来专科毕业人才日出，届时酌议归并，以节经费而符定章。”〔50〕据修律大臣拟定的《京师法律学堂章程》，法律学堂“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材，期收速效。所定课程，斟酌繁简，按期讲授，以冀学员循序渐进，届时毕业”〔51〕。“全堂事宜由修律大臣督同监督、提调各员……核实办理”。〔52〕

1906年法律学堂成立，次年改名为京师法律学堂。沈家本任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53〕他后来在给冈田朝太郎《法学通论讲义》所作序言中提道：

余恭膺简命，偕新会伍秩庸侍郎修订法律，并参用欧美科条，开馆编纂。伍侍郎曰：“法律成而无讲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阂，非专设学堂培养人才不可”。余与馆中同人，佥韪其议。于是奏请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奉旨俞允。择地庇材，克日兴废。而教习无其人，则讲学乃托空言也，乃赴东瀛，访求知名之士。群推冈田博士朝太郎为巨擘，重聘来华；松冈科长义正司裁判者十五年，经验家也，亦应聘而至。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学。学员凡数百人，昕夕讲贯，旬经三学期矣。吾中国法律之学，其将由是而昌明乎！〔54〕

曾在京师法律学堂学习的吴朋寿开列了该学堂的各类人员名单：

管理京师法律学堂大臣：沈家本、伍廷芳

教务提调：曹汝霖、董康

文案提调：许受衡、王仪通

庶务提调：周绍昌

教员：吉同钧、姚大荣、朱汝珍、钱承志、陈威、陆宗舆、稽镜、汪有龄、江庸、张孝移、高种、熊垓、廉隅、汪曦芝、薛锡成、马德润、吕烈煌、何廷式

日本教员：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小河滋次郎、松冈义正、岩井尊文

监学：吴尚廉、熙桢、张元节、林冶喆〔55〕

李贵连教授《20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续）》文中所引《京师法律学堂第一次同学录》中开列的职员名单〔56〕与此稍有差异：（1）管理大臣仅有沈家本，而无伍廷芳；（2）王仪通作王仪道；（3）监学中无林冶喆；（4）有“管理员”一项，为章震福（藏书楼管理员）；（5）教员中，朱汝珍、陈威、陆宗舆、稽镜、高种、熊垓、廉隅、汪曦芝、薛锡成、马德润、吕烈煌、何廷式未见提及，另只有“张孝”而无“张孝移”，似有脱漏。日籍教员中也少了小河滋次郎、志田钾太郎、岩井尊文。据实藤惠秀1937年在中岛半次郎1909年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日本在华教习分布表，日籍教员还包括中村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