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死的人，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
三十八岁，正是生命之火放射强光的时候啊！
几个月过去了。她的死，已在这座小城人们的心头淡忘了。本来，生前，她在这座二十八、九万人口的小城里，也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地方。可是我，却忘不了她，心里时不时跳出来一个个问号：她为什么会死？她为什么要死？她的死说明着什么？凶手呢？是她自己吗？如果不是，那谁又是残害这个本该放射强光的生命的凶手呢？……
面对这一长串问号，我只能苦笑。
我总想从她的死中寻找到一点什么。
我想从这个知识女子的死中，寻找到一点什么呢？
一
“嘭嘭嘭……”
又是敲门声。
自然，又有人来找我了。
此刻，我正伏在案前写我的那部《美仙湾》，一颗心沉醉在那个令我迷恋的江边小城里。我多么需要宁静，宁静！连市委的常委会、书记们的碰头会，我都统统告假。可是，却偏偏经常有人找我。人，孤独的时候，渴望旁人的声音，盼望有人敲门。那将给他们带去安慰，带去生气。然而，此时此刻的我……唉，唉唉！
“嘭嘭嘭！”
敲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听得出，这准是熟人、好友。不能闭门不见。我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开了。
果然，来的是我当年做新闻干事时，常在一起打扑克、“钻桌子”的“哥们”——如今市委宣传部那位小个子副部长。他走进门来，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很认真地对我说：
“你，能不能挤点时间见见她？”
“谁？”
“一个女人。”
“女人？”
我的心警觉地跳了跳。
“嗯。市广播电台新来的一位女编辑。”
“莫不又是闹离婚的？又是告她的丈夫是当今的陈士美的？”
我来到这座小城半年多，已接触好几桩离婚案了。有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的事一沾上手，就难得脱身。何况眼下我正在写我的《美仙湾》，不容杂事干扰。于是，我表情冷漠地回答我的朋友：
“你看我，不正在……”
我用手指了指摊在面前的稿纸，代替了下面的话。
“不一定马上。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有必要吗？”
“有。”副部长很正经地点点头，“说不定，这又是你的另一部作品呢！”
“噢！”
我抬起了头，眼睛突然亮了。
“那天，她问我：听说那位作家市委书记，正在写长篇小说，你晓得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吗？我的妈！她一句话把我问住了。一部长篇，三、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我想了想，买了一个关子，说：写一个漂亮的寡妇。她听了叹一口气，说：他为什么老写寡妇？《山道弯弯》写的是寡妇，这一部又是寡妇。我反驳：为什么不能多写几个寡妇呢？她淡然一笑，世界上恐怕更多的是有丈夫的寡妇。他为什么不写写那些有丈夫的寡妇呢？”
我栗然。心，在颤抖着！颤抖着！
就凭她“有丈夫的寡妇”这句话，我应该见见她。我想见见她。她那句话的后面，不知有多少多少话啊！
二
两个月后。
我完成了《美仙湾》。恰巧这时，市电台准备给本市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块园地，开辟一个文学节目。电台编辑部要我去为这个节目说几句开场白，打打开场锣鼓。作为作家，作为市委副书记，我不便推辞。
我去了。
路上，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一位女编辑。长篇写完了，心腾出来了，我应该去见见她，听听她那句话后面的许多许多的话了。
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几张熟面孔之外，有一张生面孔。我心里想，这大概是她了。她，修长、匀称的身材。略长的脸庞，显得端庄、秀丽，透出几分聪颖、灵秀之气。衣着朴素、整洁，不华，不丽，也不俗。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知识妇女的稳健、成熟、含蓄的美感。
“你是新来的？”
她很有分寸地点点头，笑笑。
“你是不是托副部长捎话给我，要见一见我？”
她又很有分寸地笑笑。
“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谈吧。我一定认真听着。”
“……”
她没有说。为难地看看我，又看看周围的同事。
“不方便？”
“怎么说呢？……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可以。”我理解她。我爽快地应允。“不过，今天不行，有好几件事等着我马上去办。”
“那就在你方便的时候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三
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时候。
这一天，市人大会议正在进行。下午，听大会报告。作家，自由职业者，生活散漫惯了的，受不了这种端端正正坐着听报告的“正规化”约束，尤其是坐在主席台上，接受那睽睽众目的扫射。会议开始不久，我便借小解而溜号了。
三楼。
电台编辑部办公室。她正伏在案前看稿。与她相邻的几张办公桌前，空空如也。整个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他们呢？”
“都到大会采访去了。”
“全体出动，留你值班？”
她含蓄地笑笑，点点头。
所谓“全体”，也不过三、四个人。小城市的小电台，可怜！
“那你就谈吧。我这次是专门来听的。”
“就在这里谈？”
“行。”
她还没有开始谈，接二连三地进来几位通讯员送稿。她一一热情地接待。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工作。她对工作是极其负责的。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到哪里？”
她领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隔壁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摆了一张乒乓球台子。这大概是电台工作人员的娱乐室。工间休息的时候，打乒乓球的地方。她把乒乓球台前的条凳抹干净，又给我和她自己泡了一杯茶。一切就绪，该开口谈了。
却迟迟没有开口。
“你看我，你没有来的时候，我直想跟你谈，好多好多的话硬想吐出来。你来了，我却不知从哪里谈起了。”
她歉意地笑笑。
“随便扯吧。”
她沉默了片刻。渐渐地，眼眶发红了。
啊，她在酝酿情绪。
我静静地等着。
终于，她说起来了：“我，想先谈谈我的父母。”
“好呀！”
……
她是本地人，出生在资江边一个美丽的小镇上。而她母亲，却是一位安徽女子。这千里的姻缘，是一根什么线牵起来的呢？
生活里，常常充满戏剧性。
安徽女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投身了革命，在大别山根据地一家红军医院里当护士。部队转移的时候，她留下来安置走不动的伤病员。阴差阳错，她脱离了队伍。后来，与一个从白军中逃出来的湖南人相识了。生活，不知是悲是喜地为他们做了戏剧性的安排，这一对一“红”一“白”的男女，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
不久，这个安徽女子，跟着这个湖南汉子，回到了资江边的这座小镇。然后，把她和她的兄弟，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转眼，故乡的水土，母亲的乳汁，把她养育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的少女。而且，她走出了小镇，考进了县城那家在湘中山区颇有名气的中等师范学校。这里，汇集了一群从山乡各地来的俊美姑娘。在这俊美的姑娘群中，她又是最惹人瞩目的。曾有人悄悄地赠她以“校花”的誉称。然而，眼下正是那个悲怆的年代！“白”汉子的父亲和“红”女子母亲，变成了两座无形的大山——伪军、叛徒，沉沉地压在这个该唱、该笑、该舞、该蹈的少女的身上。人们给她投去冷漠、鄙夷的目光。她滚烫烫的心，落进了冰海里……
她悄悄地躲进了生活的偏僻角落里，尽量避开所有人的日光。然而，却有那么一双眼睛老盯着她，给她送去几许慰藉、几许温暖。这是她的同学，一个并不英俊潇洒的男生。她心里喜欢他，却不敢接近他。他是红色保险箱里的人，自己不应该去碰他啊！
她把爱埋在心头，离开了生活、读了两年的师范，来到了一个小镇子上的小学校里，当上了一名教师。
不久，她结识了他，武汉某大学的一个标标致致的学生。她那爽朗的性格，她那丰富细腻的感情，她那花儿朵儿般的美貌，使漂亮的大学生倾倒了。她呢，愈和他接触，愈觉得他象一砣磁铁，对自己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使她如此倾心于他？她说不出。爱情，这个奇异的魔方，谁能解得透彻？谁能说得清楚？世界上有什么标准的爱情公式吗？什么男人加什么女人，就会有最美满、最甜蜜的爱情？这其中的许多的许多，怕只能各自去意会，不可能公开地言传。
他们也“挂筒”了。什么原因？不用问，她心里清楚。
有一次，在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她意外地碰上了从家里返武汉去的他。他来到她的面前，愧意地低着头，要替她去买车票，想向她作一点什么解释。她头一偏，拒绝了。她的这个举动，不全是恨，是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是莫名其妙的恨，莫名其妙的爱。
她任教的学校里的教导主任，是一位有着慈母心肠的老教师。她同情她，喜欢她。把自己的侄儿子领到了她的面前。
也是大学生，且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见面了，接触了。可是却不知怎的，她觉得他身上似乎缺少一点什么。缺少一点什么呢？她说不出。反正，她觉得他不象那个武汉某大学的学生，那样沉甸甸地落在她的心头，那样的推不开，赶不走，那样的相聚后不想分离，分离后使她禁不住地想他、念他，甚至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些非念来……而他却使她扬不起那种热情，那种女人对男人的热情……
这也许是人类学中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到小镇的学校里来看她。他走时，她出于对远道来的北京大学生的一种适度的礼节，也出于对慈母般的学校教导主任的尊敬，她告假送他。
他们搭乘帆船，溯资水而上，来到了古老的县城。到县城后，她准备与男友告辞，当天赶同学校去。热情的大学生挽留她，邀她陪他逛逛县城。她不好意思推辞，留下了。那年月，小小的县城里的住宿也很紧张。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旅店里登记上。服务员出于对北京来的大学生的敬重，把一间保管室腾了出来，架了一个铺。他们在这间保管室里坐了一夜……
“哧哧……”
听她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莫名其妙地笑了。
“真的，我们只是坐了一夜。”我突然责备自己刚才那极不慎重的一笑。那年月的年轻人，是极严肃的，极规矩的。她这话，我信，我完全信。然而，心里却又涌出一个奇怪的念头，竟脱口问道：
“如果坐在身边的不是他呢？”
“谁？”
“要是那位武汉的大学生呢？”
她把头低下了。然而，她却又是十分明朗地回答我：
“那，我不会拒绝。如果他有什么要求的话。”
“唔……”
我长嘘一口气，似乎在这中间悟到了一点什么。
这时，有人走进了这间文娱室，我们的谈话暂时中断了。
四
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四十出头的年纪。矮个黑脸。
我望了他一眼，留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厚道、忠实、可以信赖。这自然只是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感觉。至于女人会对他产生什么感觉，我无从知晓。
他碎步走到她面前，细声细气地说：
“我准备到长沙出差。”
“你去吧！”
她说。一种缺乏修养的领导者对下属下达指示的口吻。
我自然猜到了，此公是谁。
他从身上掏出一把钞票，全是一些面值一元、几角的碎钞。然后，转身想走。她这才意识到，应该把我介绍给他：
“这是市委谭书记。”
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
接着，我们握握手。
他走了。
“你看，就是他，这么个样！”
“你，是不是对他管得太严了一点？”
老实说，看了他刚才的这场“表演”，我非常同情他。
“这是他装的。他故意要装出这么一个熊样子。我就是讨厌他这样！”
我在心里问：你，到底喜欢他有一副什么样子呢？
“你、是不是嫌他的长相……”
“不，我不是那种浅薄的女人！”
“……”
我没有再插话了。她又接着前面的话头说起来。
她说，有一天，北京那位大学生的父亲来到她的学校，请她到他家里去，说是已为他们备办好了喜酒。这太突然了，而且，当时她心里并没有下这个决心！她不去。然而，这位在公社当干部的大学生的父亲，求她：亲戚们都来了，你就是不同意马上结婚，也要给我一点面子，回去一下，不然……她体谅这位为儿子的婚事操心的老人，去了。其实，这时候，做公社干部的父亲，已把他们的结婚证扯回来了……
下面她说些什么话，我没有听进去了。心，开了小差。我在思考：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许多古老的习俗。多少多少年以来，多少多少家庭，不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先结婚，后恋爱，这是我们民族婚恋的一大特点。用这样近于赌博的形式联结起来的婚姻，不也有许多收获到了甜蜜的爱情之果？自然，也酿成了许多的人间悲剧。至于谁将采摘到蜜果，谁将是喝一杯苦涩的酒，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如何，看他们的造化如何了。
她为什么运气不好呢？她和他，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能够互相理解，应该有共同的语言，应该美满幸福，应该……是不是这个工科大学生，这个工程师，把心全用在事业上了，没有分一点给妻子？是不是过于看重他的“机械原理”，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感情？这个文科大学生（她后来在文科大学函授学习，并取得毕业文凭），这个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者、崇拜者，是不是感情过于丰富了，对丈夫过于苛求了？……
目光，心灵的窗口，许多的男人，是从女人的目光中，窥见到女人的心灵的。同样，许多的女人，也是从男人的目光中，窥见到男人的心灵的。有体验者说，如果是一对心心相印的幸福的男女，那么，女人看男人时的目光中，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的东西。这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拴着你的心。这是一座无形的桥，连结着男人和女人的心灵。他们是一对不幸的男女。她从来没有从丈夫的目光中捕捉到那种特别的东西，那种能给自己以慰藉、能给自己以温暖、能使自己迷恋的东西。自然，她丈夫就更为可怜、可悲了，没有得到她的——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甜蜜。渐渐地，他们虽然同住一套房，却各居一室了。一年一年地过，一年一年地熬……
“听说，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是有学识的人，下点功夫培养培养对他的感情吧。”
我笨拙地开导她。
“做过这种努力。可是，越培养似乎越糟。”
“眼光，要投向现实的世界。为了孩子，你们应该……”
“我也这么想。”
“听人说，女人心里，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属于她爱恋的男人；一个世界，则属于她心爱的孩子。你，就把心多放一点到孩子身上吧！”
“你怎么这样说！有些东西，孩子们怎么能够代替！”
这个颇有修养的人，突然动气了，语气很冲地对着我。埋怨我对她一点也不理解。
也许，我的确不理解她；也许，我理解了，却心里有难处，不便照直说。我们的民族，是把帮盖新屋、不去拆烂屋而奉为美德的。我只能劝他们和好，我只能劝她维护好这个家庭。我难道能当面鼓励她离婚？
不能啊，不能！
我进一步劝她：“你要知道，不被妻子所爱的丈夫，也是痛苦的！你要设法解除他这种痛苦。”
“这是永远不可能了。也许，他心里也痛苦。可是他却愿意忍受这种痛苦。就是不松口，不同意离婚。”
“你呢？”
“我？”
“嗯。提出过离婚吗？”
“没有公开上过法院，找过领导。今天，我是把你看做作家，才谈的。我渴望离婚，却又不敢闹大……那太可怕了。刚才你不也持反对态度吗？来到这座小城，我碰到了读中专时的那位男同学。有时，他到我家里来坐一坐，男家的一些亲戚，就不三不四地说开了。唉！看来，我只有走那条路了。”
“什么路？”
“许多女人走过的路。”
我身子一抖，一种隐隐的恐惧感袭上心头。
从电台走出来，市人大的会议散了。在招待所门口，碰到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我对他们说，电台新来的那位女编辑情绪不正常，心里的包袱很重，有轻生的念头，主要是婚姻不美满。你们要多做做工作，实在不行，是不是让他们离婚算了？
“她呀！知道，知道。我们和她谈过多次。她也经常对我们这样说。可是，她自己并没有提出书面报告，要求离婚。其实，男人是名牌大学生，工程师，有哪一点不好呀？”
是啊，有这样一位有学识、有事业心的丈夫，她应该知足了，应该满意了，应该安份了！然而，她……
人们不理解她，她不被人们所理解！
五
我因事短时间离开小城，回到了长沙。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催我速去市广播电台。面对电文，我莫名其妙。这份电报是谁发的？市电台怎么能直接“通知”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回去？
我给市委宣传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我当年的“牌友”，那位小个子副部长。我问他，市电台有什么事要我去？他说，没有什么事呀！他是有发言权的。在部里，他分管新闻、文化。电台，是他管辖的单位之一。
我隐隐约约地想到了她。我担心，是不是部长或局长那次听我讲了以后，找她谈话了？谈话时，方式方法是不是欠妥？
第二天，我匆匆赶回了这座小城。
刚到办公室，宣传部的小个子副部长就告诉我：女编辑呷了闹（毒）药，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我决意马上去医院看她。部长劝我：你先回你的住处洗个澡吧，一身汗落水流的。现在她昏死过去了，反正不省人事。等会清醒了，再去看吧。我认为部长的话有理，便先回住处洗澡去了。
我盼着她尽快地摆脱昏迷，清醒过来。
哪知，我澡还没有洗完，副部长就在楼下喊了。他告诉我：女编辑没有抢救过来，永远不会醒来了……
她去了，摆脱这一切的烦恼，去了。
其实，她是极爱生活的，是留恋这个世界的！
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幅亲手作的画。那是一株小草。并在画旁写下了短短几句话，托出了一个母亲热爱儿女的深长的情意，和寄于儿女的崇高的愿望。她希望女儿做一株小草，给这个世界添一丁儿绿色，不要去做那鲜艳耀日的花朵，招惹众人的目光……她将自己穿过的和没有穿过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是不是想留给心爱的女儿？她的手很巧，能用单调的纱线，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图案的装饰物，想把自己的生活装扮得更美好，然而，这些美丽的装饰物，她没有自己受用，一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
她给组织上写了一份遗书。遗书说，她丈夫是一个老实的人，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她选择了这么一条路，不能怪他，也不怨组织，不怨别人，只怨……
怨谁呢？她是留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了。也许她根本就说不确切，说不清楚。是啊，谁又能说得很准确，很清楚呢？
我那份电报的“谜”，也揭晓了。人们在邮电局查到，她死的前一天，发出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我，一份发给作家王蒙。当时，王蒙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她曾是《人民文学》的刊授学员。《人民文学》颁发给她的学员结业证上，端端正正地印着王蒙的名字……
她是多么地爱她的文学，爱她的事业！
她是多么地留恋这个世界，留恋这个时代！
然而，她还是丢下了她的事业，告别了这个世界，悄悄地远去了。
据说，她死得极惨。
一个知识妇女，自杀时，却显得很没有知识了。她服的毒药，使医院里抢救都没有法子。其实，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之所以采用这样野蛮的、愚蠢的死法，可以想见，她临死前的那些时候，精神错乱到了什么程度！
我到广播电视局研究如何处理她的后事的会议上坐了坐，和她的丈夫握了握手，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出来。我漫无目的地乱跑，似乎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个女编辑死的答案……
她，是不是觉得，离婚，比死还难？
她，是不是感到，活着，比死还痛苦？
那么，为什么会使她觉得离婚比死还难呢？为什么会使她感到活着比死还痛苦呢？我实在无法回答自己。
我来到了这里，资江河心中的那个大砂洲。
沉沉的脚板，踩在这长的、短的、圆的、扁的卵石上。脚下那格支格支的响声，提醒我注意这些平日不被人注目的卵石。它们出自何处？它们生自何年？它们被洪水推到这里之前，闯过了多少险滩？每前进一步，它们相互撞击着，磨擦着，变成了这样一副圆滑模样。可以肯定地说，这里，原本是没有砂洲的。是洪水把这些卵石、砂土带到这里，一次堆一点，终于堆成了这么一块砂洲。如今，砂洲上长满了绿树。洪水，要想再把它们推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整个的人类的观念、意识的长河里，有没有这样的大砂洲？
我把目光投向这广阔的、卵石堆成的砂洲，投向那一块一块不同形状的卵石。似乎，我要寻找的答案，就埋在这卵石下面……
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念头：来一场凶猛的洪水吧！洪水是能够推走这个砂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