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来到这座又熟悉、又陌生的小城，两个多月了。
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给独身居住在这座小城的我带来的，不是欢乐。
我漫无目的地走上街头。
公共汽车站。混乱。拥挤。喊叫声一片。
我的心突地一动，向一辆公共汽车扑去。凭着我四十岁汉子的一身力气，终于挤上去了。我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挤上车，也说不出自己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这辆车要往哪里开。也许，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了刺激自己这颗寂寞的心一半是想带一双作家的眼睛，上车去观察生活，观察人。
车厢颠簸着。
一个微弱的念头，从遥远的记忆中飘了过来。不知哪一个夜晚还是白天，听妻子说过，她有一个表姐，很苦。三十岁死了丈夫，拖着四个崽女。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如今，总算苦出了头。两个孩子大学毕了业，老三也读大学了。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城里当中学教师。她，跟老大住在一起。我突然意识到，妻子那位苦命的表姐，不就居住在自己来深入生活，来兼任市委副书记的这座小城吗？她儿子好象就在市三中任教。这辆车，往哪里开呢？一打听，正好是开往三中方向。
我决心去看看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妻子的苦命表姐。
到站了。走下车来，我犯难了：我不仅没有见过这位表姐，而且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她儿子的名，我就更不知道了，只依稀记得，听妻子说过，她死去的丈夫姓张。她儿子是在中学教政治的。
走进校园，一打问，学校里教政治的老师中，果然有一位姓张的，而且是个年轻人。
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小张把妈妈喊回来了，说是来了一位“姨爹”。她妈在学校的食堂里洗钵子，做临时工。
我怔住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如此矮小、单瘦的女人！身高，不过一米五，体重，最多四十公斤。就是她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了？就是她，这么一个相貌平庸的母亲，为国家送出了三个大学生？
“你，读了多少书？”
真想不到，这竟是自己和这位表姐见面的第一句话。
“三年。”
“表姐夫死了多久了？”
“十三年。”
我默默地立在她面前，长久地没有开声。心在怦怦地跳。我真想知道，这个只念过三年小学的女子，是如何一个一个地培养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我真想知道，这个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任何依靠的弱女子，这十三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真想知道……
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涌上我的脑际。
“我，想采访采访你。”
“采访我？”
“嗯，你。”
“我又不是模范、标兵、先进，又不是改革者、知名人士，有什么好采访的呀！”
“谈谈你这十三年吧。”
“这有什么好讲的。讲起来，都是眼泪。”
“不！你应该还有欢乐，还有欣慰，还有笑声！”
我沉默了好一会，这样纠正她。
二
她有一副好歌喉。故乡的山水，妈妈的乳汁，养育了她一个好嗓子。四方八里，乡亲们都知道她的山歌唱得好。做姑娘的时候，她是乡村业余剧团、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台柱子”；后来，嫁人了，当了妈妈，她仍然是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主角”。
那一年，她带着四岁的老满，正在公社文艺宣传队里演“阿庆嫂”，唱《沙家浜》的时候，突然收到丈夫单位发来的电报，告她丈夫病危，催她速去。
她领着孩子们匆匆赶到时，丈夫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她的沉重打击，她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厂里安排她到丈夫工作的职工医院做临时工。他们母子五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她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一点微薄的收入，养活着这五张吃“黑粮”的嘴。她盼着，有一天，厂里能帮她母子解决户口；她盼着，有一天，厂里能给她安排个正式工作。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真诚地关心她，同情她。那年月，粮店里买粮搭红薯米等杂粮。她们把这些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统统给了她。她默默地收下，从内心感激这些好心人。
有那么一个男人，比别人显得更关心她，爱护她，同情她。他常常带着温暖的笑容出现在她面前。有时，说几句知寒知暖的话语；有时，动用他掌握的一点点可怜的权力，给她一点这样那样的方便。她又感激，又不安。
他又来到她的面前。
“你们的户口，我正在帮你们办。户口一解决，工作问题就好说了。”
“多谢了！”
他，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医院里的一个极普遍及普通的人员。他能为她解决难度这样大的问题吗？然而，在她的眼里，在这个乡间女子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官”，是一个能够帮她解决大问题的“官”。
她寄希望于他。
然而，一个女人应有的警惕性，一个女人的敏锐心，却又常常使她生出几分惧怕。一种莫名其妙的惧怕。
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子，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她又开始唱歌了。做工的时候，她轻轻地哼着“刘海哥，我的夫”、“洪湖水，浪打浪”，或者来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有时，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捧起歌本，教孩子们唱一支新歌……
“你来一下。”
那天，这个男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事？”
“嗯。”
“什么事？”
“当然是好事罗！”
莫不是自己和孩子们的户口问题批下来了？那可真要好好谢谢他啊！她赶忙放下歌本，怀着美好的希望，跟着他去了。
这是一间保管室。
房里，堆满了供住院病人用的被褥、棉絮、席子什么的。这里，是他的“领地”。当她跟着他走进房间后，他随手将门关上了。
“什么好事，快告诉我呀！”
她催他。心嘭嘭的，很不踏实。
他不说话，双目圆瞪地望着她。
一种更大的不安和惧怕，迅速袭上她的心头。
“你……”
“我，我真想、真想听你唱一支歌。”
“就这么个事呀？”
她的心跳得更急了。
“还，还有，派出所说，户口问题，还要办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医院里的证明，证明身体不好呀！”
“……”
“这个，我帮你办。不过，你也要帮帮、帮帮我……”
“……”
她站立着。双腿在微微地抖动。
对面，这个平日十分关心、帮助、同情自己的男人，换了一副面孔，目光里，燃烧着挑逗的火焰；脸腮上，浮现出淫荡的笑容。
“你，没了男人；我，女人不在身边。我们都命苦啊！我为你出力，你、你……”
…………
她慌乱地回到了孩子们身边。老三，是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姑娘。这时，她见妈妈回来了，便捧着歌本，向妈妈扑来：
“妈，这支歌，我还没有学会。你再教教，再教教。”
“啪”的一下，老三手里的歌本，被她扫到了地下。她站到窗前，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她扬起头来，面对窗外浩瀚的苍空，放出了走了调的、溶进了她心中的火与怒、仇与恨的歌来：
我恨、我恨……
孩子们一个个怔怔地望着妈妈。
一句歌还没有唱完，她突然闭合嘴巴，扑下身子，将孩子一把搂到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妈，你怎么啦？”
“妈，你莫哭、莫哭。”
“妈，你莫哭了，我们听话，我们一定听话啊！”
“……”
三
她捍卫了自己，捍卫了一个女人的尊严！
那位不是干部的“干部”，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她，对这个弱女子，进行疯狂的报复。过去给她的“方便”，统统换做了“卡压”；过去对她的“同情”，全部变成了“仇恨”。她默默地忍受着命运给她的又一种打击，一步一步地艰难的朝前走着。
终于，这家她丈夫流过血和汗的医院，将她辞退了。她咬咬牙，领着孩子离开了这里，到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农户的房子，住了下来。为了生计，为了孩子，她到处找事揽活，到建筑工地和灰沙，挑红砖，运煤渣，担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换回很少很少一点钱。每月挣到三十几元，还要交给住户六元“房租”。三十元钱，五张吃“黑粮”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钱，在这个女人手里，是什么样的份量！
医院里好心的医生、护士们，依然悄悄地关心着她。每月从粮站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仍都送给了她。碰上过节，那位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中校医官而靠边站了的老院长（现已为共产党员、市政协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来到她住的那间拥挤的小房里，给她和孩子们提来两斤肉，留下几块钱。自己和这位靠边站的院长，无亲无故的，怎么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钱呢？她眼里闪着泪花，就是不伸出手来。
老院长用手轻轻地摸摸一个个孩子的头，将肉和钱往桌上一撂，无声无语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着。
有人在背后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厂里的书记，向她叩个头，求她帮你们娘娘崽崽解决一个落脚的“户口”，安排一个事做。
她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书记家的门。来开门的是一个富富态态的女人。这大概是书记夫人了。也许，这些年来，上门找书记的人多，使这位书记夫人大为伤脑筋。一见这类人进她家的门，她心里就烦，就火。
“你找谁？”
“书记在家吗？”
她颤颤抖抖地问。
“找书记，上办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归我管。”
“砰”的一声，门关了。
她在门边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门了。
这天，她终于找到了书记。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厂里干了十六、七年，没有功劳有苦劳……”
“什么鸡巴功劳苦劳！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家属如果都象你一样，要户口，要工作，行吗？”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里，换不过气来。那些年，我们党的形象，就是被这样一些人抹了灰。如今，这类人物也许下来了，也许仍在台上，正演另一出戏，扮演另外的时髦角色……
她踉踉跄跄地奔向那间小层，那间在农村租下的、住着她和四个孩子的小屋。脑子里，这些年来许多许多的美好愿望，全破灭了。看来，不能再想着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这一双手！
推开自家的那间小屋的门，四个孩子一齐迎了上来。
“妈，爷爷又来了。”
“爷爷？”
“还有奶奶。”
“奶奶？”
大孩子桂平，双手捧来了一块肉，还有一张五元钱的人民币……
她心头一闪亮，一下子全明白了：这爷爷是谁，这奶奶又是谁！
四
她下工回来了。
往日，孩子们一看到她进屋，就立即摸起饭碗，准备吃饭了。今天，一个个都伏在桌上做作业，谁也没有动身。这是怎么了？今天，难道他们的肚子还不饿？
“快吃饭呀！”
她催促孩子们了。
“妈，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快吃吧！”
十二岁的老大，显得很懂事，很“老练”地对妈妈说。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吃过了？”
“妈，你看，我们吃得饱饱的了！”
调皮的老满，才六岁，刚进学校启蒙。这时，他掀起衣服，故意把肚子鼓得大大的，亮给妈妈看。
她掀开锅盖，立时怔住了。
锅里，煮的红薯米全吃光了，唯独留下一团大米饭。大米和红薯米煮在一锅，不揽动，煮熟以后，大米饭在下面，红薯米则在上面。往日，是她吃红薯米，而把大米饭给孩子们一个分一点。今天……
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站在她的面前。老三是姑娘，老实，温顺。她怕妈妈发脾气，悄悄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来，轻轻地递给妈妈。于是，老二和老满，也掏出了一张小纸片，送到了她的面前。
这是他们的十二岁的哥哥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弟弟（妹妹）：妈妈辛苦，要担担子，要流很多很多汗，把大米饭留给妈妈，我们吃红薯米。我们比比，看哪个做得最好。哥哥。
她望着孩子，眼眶潮湿了。
她没有去动锅里的大米饭，端着空碗，坐在孩子们面前。良久，她才开声，说：
“伢妹子们，娘没本事，没能耐。娘可盼着你们有本事，有能耐啊！娘累死也一定送你们上学，你们可要崭劲学习，用功读书啊！”
四个小脑袋，一齐在娘面前点动着。
每天晚上，一盏电灯下，一张小小圆桌边，埋着四个小脑袋。他们在这里做作业，温功课。他们的妈妈，那个弱小的女子，则坐在一旁，为孩子们补着衣服，或者纳着鞋底，为老大或老二做上一双新鞋……
五
每个正常的男女，心的深处，都有一个供奉爱神的神龛。她呢？她的身上，不也奔腾着一腔青春的热血吗？
命运，给了她那么多的不公平；生活，出给她那么多的难题；爱神，你也给她带来如此多的烦恼啊！
一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花三元钱一天的工钱，雇人来向她提亲，她拒绝了；一个煤矿上的工人，亲自寻上门来求婚，她也没有答应。人们不解，她为什么要紧紧地关闭着自己的爱神之门？
他来了。他来叩击她那扇紧闭的爱神之门了。
他们还是姑娘、小伙子的时候，就相识了。是不是各自的心里，曾经还有过那么一点意思呢？这就很难说了。那时，他们都在乡村的文艺宣传队，业余剧团里，她演胡大姐，他演刘海哥。后来，命运将他们做了另外的安排。他们各自成了家。如今，命运又同样无情地捉弄着、打击着她和他。她死了丈夫、他亡了妻子……
眼下，他成了铁路上的干部。这一回，到这座小城来招工。他从过去业余剧团的友人那里，打听到了这位当年在乡间名噪一时的“胡大姐”“韩英”的情况和下落，便主动寻上门来了。
“还认识我吗？”
他突然出现在他们那间拥挤的小屋里。
“是你？！”
她一下子愣住了。
他们终于都坐下了，无拘无束地谈开来了。谈他们难以忘却的过去，也谈他们今天各自的不幸。谈着谈着，谁也不做声了。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最早跨进门的，是姑娘桂桂。
“妈，这是谁呀？”
“叔叔。”
“不对，我没有见过这么个叔叔。”
“今天不是见到了吗？”
毕竟是个干部，脑子灵活。他连忙接过话头，随之把小姑娘拉到自己的身前，送给她一粒糖。
“好，你和孩子玩玩，我该做饭了。你吃了饭再走。”
“好吧，吃饭就吃饭。”
他爽朗地应允了。接着，他和小桂桂攀谈开了。他问她的班主任恶不恶，骂不骂人；又问她班上有多少个同学。渐渐地，这一大一小谈得亲热起来。
“要是你妈妈要给你找一个爸爸，你要不要呢？”
“那看找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要是找个我这样子的呢？”
小桂桂的小手板拍得脆响。
她正蹲在灶边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焰一闪一闪。火光下，只见她的脸红艳艳的。这不知是被柴火烤红的呢，还是听了小女儿和当年的“刘海哥”的谈话羞红的呢？
他要走了。
她送他。
“我们……”
这位当年的“刘海哥”，话只说出了一个头，就咽下去了。
“有话你就说吧。”
“我们能不能……能不能合成一家呢？”
“……”
她的心荡动着，荡动着。
“你答复我一句话呀！”
“不，不行。”
她从牙缝中，进出了这么两个字。
“为什么？”
“你没有看到，我这么一大帮伢妹子，不把你拖死？”
“我、我甘愿。”
“我还担心，我四个伢妹子，你三个伢妹子，合到一起，这么一大家，会有扯不尽的麻纱！我、我们还是做个好同志吧！”
她狠了狠心，把那扇摇晃了几下的爱神之门，又紧紧地关闭了。想想，这该有多么的痛苦！然而，她承受了，她忍受了。
她艰难地在生活的小道上跋涉……
六
高高的脚手架。
一块一块竹板搭成的梯子，铺在她的面前。一个之字，又一个之字。她挑着重重的一担红砖，在竹梯上攀登着，拐一个弯，又一个弯，向这幢正在拔地而起的楼房高层登去。
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个弱小女子的肩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通红的脸腮上滚下。
对面不远的马路边，耸立着一根水泥电杆。电杆上，挂着一个高音喇叭。这时，喇叭里响起了欢快的音乐。接着，传来了厂部广播员甜润的声音：
“现在，向全厂职工报告喜讯，本厂今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有三名学生被高校录取。这三名学生是：……”
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全都昂起头来了。一个个都认真地听着广播里公布的名字。
“张桂平、李……”
“张、张什么？”
突地，她也将头扬起来了。肩上那沉重的担子没有撂下，脸上那密集的汗珠没有擦一下，便急切地问身边的泥工师傅。
“还张什么，就是你屋里桂平伢子呀！”
立时，工地上轰了起来。
“桂平伢子考上大学了！”
“啧啧，那伢子今年才十五岁多一点呀！”
“是个好伢子，为做娘的争了气！”
“……”
她却呆了。
“这么大的喜事，你还发什么呆呀！还不快为我们大家唱一个歌！”
“对！来一个刘海哥我的夫咧伙嗬！”
“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快呀！”
“现在，我们欢迎张家嫂嫂唱一个歌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哗哗哗……”
工地上掌声一片。
她没有唱，愣了片刻，撂下满满一担红砖，“通通通”地从脚手架上发疯似地跑下来了。
她来到那根水泥电杆旁。那个喇叭，就挂在这根电杆子上面。这时，她恨不得一把抱住那个给她带来喜讯的喇叭亲一亲啊！然而，那喇叭，高高地悬在电杆的顶端，她抱不到。突地，她一把抱住这粗大的水泥电杆，“哇哇”嚎哭起来……
七
我站在这间拥挤的小屋里，站在这个矮小瘦弱的女子面前，沉思。
是的，她不是模范，不是标兵，不是先进，不是改革者，也不是知名人物。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然而，我却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个弱女子的生命中，放射出一种夺目的强光！她，对社会的贡献，对民族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小城不属于她。
全城二十八万几千几百几十个人的名单里，没有她。户口本上，粮食册上，没有她，发这票那票的册子上，没有她；工资名册上，更没有她……
然而，她却拥抱着这座小城，拥抱着这个世界！
不是吗？在好几座大学的家长名单上，有她！有那一个毫无特色的、平庸的名字：苏细英。她四个孩子，老大毕业后在中学任教；老二毕业后，分到一所中专工作；老三，那个聪明的姑娘，前年考进了湘潭大学；老四，在哥哥任教的学校里就读。全年级三百多人，他名列前茅……不是吗？她为这座小城，耗去了多少心血！不少建筑物的砂石、红砖上，渗透着她的热汗！她交给了这座小城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
“你们家就这么一间房子？”
我站在这间拥挤的小房中间，突然莫名其妙地发问。不知是问母亲，还是问儿子。
儿子回答我：
“学校里房子紧张。妈妈和弟弟没有户口，这房子是分给我的，我让给了妈妈。”
“那么你和弟弟呢？”
“我在这屋里备课、批改作业，弟弟在这里温功课、做作业。忙完以后，我就和弟弟到学生宿舍里去睡。”
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撞击着。在这位平凡的母亲身上，在这位普通的儿子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希望！
我告别了这间小屋，告别了这位弱小的女子。
身后，传来歌声：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是的，这是她的歌声。
八
我们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心胸里很充实，脚步却很沉。很想对他讲一句什么话，嘴皮子却启不开。我们的脚下，是默默的、长长的路。
“你娘还很年轻啊！”
我终于说了。
为我送行的，是这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中学里的政治教师。比起他的同龄人来，显得老练、沉着。这时，听了我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却敏感地垂下了头。
“我……也讲过。”
“……”
我期待地看了他一眼。
“和娘讲过。”
“讲什么？”
“……”
他沉默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
默默的、长长的路。
“常常，娘晚上八点多钟就上床睡觉了。我在灯下备课，不时听到她在床上轻轻叹气。我想，娘太苦了，太寂寞了，太孤独了。虽然有我们兄弟在她身边。可是，有些话，是不便对我们晚辈说的，而她又没有别的说话的地方……那天晚上，我终于憋不住了，便小心翼翼地对她说：娘，您苦了十多年了，如果看到有合适的人，你就……我的话还没有完，只听到‘哇’的一声，娘躲在蚊帐里哭了。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我的心咚咚地跳。我明白，作为晚辈，儿子有儿子的苦处、难处。他先怕娘误会了：好呀！把你们养大了，送你们大学毕了业，你们就不要娘了，要把娘赶走了。
我挤上了汽车。
九
汽车颠簸着，我的心颠簸着。
你，做为母亲，集结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是一个骄傲的母亲，一个坚强的母亲，一个令人崇敬的母亲！
你，做为女人，接纳了一切封建的尘埃，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一个不完全的女人！
我默默地在心里为你祝福：赶快扫尽你心灵里那些封建的尘土，勇敢地去追求那属于你的幸福，启开你的爱神之门，做一个完全的、拥有自己所爱慕的男人的女人！
愿幸福早日降临于你！
1986年10月26日于冷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