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改革是什么？是只猫，一只花猫。

富贵人家没有鼠也养猫，是为了逗一逗，摸一摸，有时，一声“猫姐”，添几多雅趣，消几多烦恼。不过，“猫姐”也有失宠的时候，跳到饭桌上，乖乖的“猫姐”马上就变成了“砍脑壳的贼猫”，喝斥声中，满屋的巴掌都扬了起来。

据说河那边猫的身价看涨，一只猫卖到了四十多元，因为那里鼠辈横行……

——采访散记

成功与失败

他成功了，但因为成功，又失败了。对他来说，成功等于失败。

他的功劳是显赫的。

一九五八年，国家花三千万元建了个冷水江铁厂，投产后，阴差阳错，年年亏损，亏到八二年，亏了四千万！工程师雷动寿为厂里画了几十年图纸，一只铅笔，画了擦，擦了画，呕心沥血，寒窗苦画，每一笔都是财富。可这些财富到哪里去了呢？望着厂里的衰败景象，他气愤地说：“假如这厂子是私人的，这种亏法，老板早就上吊了！”可有人说：“四千多人的厂子，你听他不听，你来他不来，你干他不干，到处都是矛盾，时时都有矛盾，几千对矛盾一起闹，厂子还不瘫？这样的厂活象个晚期病人，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治。”

“没法治？哼！”雷动寿不信邪，“要是让我搞，一年就扭亏为盈！”

伯乐有慧眼。一九八三年，上面真的让他搞，要他当厂长。

“一年扭亏为盈？天方夜谭！”他上任时，几千张嘴议论纷纷，冷的，热的，软的，硬的，什么都有。可他装作没听见，和同伴们一起，咬着牙，拳打脚踢，没日没夜地干，到年底算：盈利一百六十万！

你服输也罢，不服输也罢，数字是无情的。

他要是见好就收，或者激流勇退，也许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他雄心勃勃，胃口越搞越大：

八四年盈利三百多万！

八五年盈利五百多万！

八六年盈利六百多万！

这串惊人的数字，耗费了他多少心血！谁料到，功绩惹来了麻烦；

“骄傲”，“霸道”，“阎王”，“野心”，加一条难以医治的断腰（因公摔伤的）。

当然，还有一枚国家发给的“五一”劳动奖章，只是这块小小的金属物不仅不避邪，反而招来了更多的嫉恨。

人言可畏，但他不怕。断腰常常错位，他也不怕。他是条汉子。

谁知，前不久他告诉我，“这厂长我无法当下去了……”

“上面有看法？”

“不是。”

“群众反对？”

“不是。”

“为什么？”

“说来话长。”他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然后点燃一支烟，拉开了长谈的架势。“我牵头搞了个扩建改造项目，经省专家顾问团鉴定，这个项目搞成了，每年可为国家增收四百万。四百万呀！”他使劲摇了摇拳头，加重了语气：“我高兴得几天睡不着，天天问省里要钱买设备，好尽快上马。好说歹说，省里硬是没钱，我只好派人跑广东跑湖北，求爷爷拜奶奶找需要铁的单位借钱，答应将来用铁还钱，这样，才筹集了上千万元的资金，订了一批设备。谁知，上面知道后马上下了道禁令，说我们省是个缺铁省，不能以铁换钱，至于买设备的钱，省里想办法解决。据说有位省长都打了招呼，我能不听吗？只好厚着脸皮废除‘以铁还钱’的合同。但一年过去了，上面一分钱没给，外面订的价值几百万元的设备又到货了，交不出钱，人家又吵又骂，还要加倍罚款！要知道，人家债主也是搞企业的，等着钱发工资发奖金发展企业，我拿不出，恨不得一口吃掉我。可我拿什么还？拿命还？！”

一只上了发条似的拳头，狠狠地擂在茶几上，两滴温热的泪水，从他眼窝里震落下来。

他怕事吗？

他撂担子，是怕事吗？

了解他的人都叫他雷大胆。为了企业，他常常玩命，死都不怕，还怕事？

一九八三年底，天上一阵炸雷，全厂突然停电，三号高炉内的几百吨矿石猛往下垮。炉膛下部是通红的铁水，由于矿石挤压，出铁口被堵死，铁水从不该流出的地方往外乱窜……

怎么办？在这突然飞来的大祸面前，许多人吓得傻了眼，只要有人带头，他们拔腿就逃。至于高炉，至于几百万元的损失，管他哩，那是国家的。但雷厂长站在炉前，他不作声，谁敢动脚？

雷动寿盯着出铁口，脑门突突直跳。良久，他大手一挥，喝道：“打开它！”

“那是铁的，怎么打开？”有人小心地问道。

“用氧气烧！”

“烧——？”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拢来，定定地望着他。大家都在想：炉膛里是一千多度高温的铁水，人躺在出铁口烧，烧穿了，受压的铁水喷涌而出，人——？！

炉前，一片灼热的目光。目光里只有两个字：

谁烧？

老雷咬咬牙，点将了：“我一个，总工一个，安全科长一个，加上车间主任、炉长。”

一声令下，被点的“将”都毫不犹豫地跟着雷动寿躺下了。氧气点燃了。一大团贼红的火喷在出铁口的铁板上，发出骇人的“吱吱”声……

全厂屏住了呼吸！人们焦急地望着厂长、总工……盼他们早点烧穿，又怕他们把铁门烧穿……

安全科长躺在出铁口旁边，望望被火舌舔过的铁板，又悄悄瞟一眼厂长，心想，我这个安全科长，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铁门一穿，人来不及打个滚，就会化成一阵轻烟……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害怕。望着厂长那专注的神情，他反而向里靠了靠。

到了晚上，出铁口还没有烧穿，人们悬在嗓子眼里的那颗突突直跳的心，怎么也落不下。

雷动寿拉了拉躺在身边的总工程师，问道：“该炸了吧？”

“炸吧！”总工程师从躺下的那一刻起就明白，厂长要他参加，目的就是要他观察火候，决定什么时候动炸药。在技术问题上，他和老雷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知道，出铁口不能烧开，只能炸开，烧是为了炸。但烧也罢，炸也罢，都有很大的风险。不担风险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高炉毁掉？看着国家几百万元的财产丢掉？

炸药找来了。一声巨响，人们炸出了一身冷汗，出铁口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

“再烧！”雷动寿领着大家继续烧。

就这样，烧了炸，炸了烧，雷动寿三天三夜没上床。最后，出铁口终于被炸开了。望着奔涌的铁水，人们含着眼泪欢呼，可是，老雷却弯着腰，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了。工人们奔过去一看，原来，他的断腰早就错位了……。

有人对他说：“你胆子也确实太大了，在那种情况下动炸药，炸了炉子，出了人命，是要杀头的呀！”

“管他哩！”老雷轻轻一笑，好象杀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他来说，为了企业，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八五年十月的一天，他到一号高炉去看望工人。路上，看到两个下班的工人步履踉跄，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他眼窝一热，紧走几步，扶住工人的肩头，动情地说：“走好啊。”他知道，工人累成这样，都是因为他。为了赶建一号高炉，他要求工人每天必须干十个小时以上，任何人不得提前下班。有什么办法呢？不这样干，年底就不能完工，第二年就要减产八万吨铁！

他边走边想，来到了工地，盯着几个眼圈发黑的工人，轻轻问道：“你们累成这样，需要什么吗？”

“厂长，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睡一个星期。”一个工人苦笑着说。

老雷心里一酸，说：“老弟，我知道你们连续干了很久，实在太累了。可是，我什么都好给，就是这时间……今年完不成任务，明年就要减产八万吨铁。八万吨，该要解决多少家工厂的燃眉之急呀！”回到办公室，他马上给党委汇报，提出给每个工人发五十元营养费，要求干部都到现场和工人一起干，后勤工作人员把糖开水、苹果送到工人手里……党委成员经过研究，同意了老雷的提议。但是，糖水、苹果只能掀起一阵小小的热潮，没有驱散工人精神上的疲劳。有些工人抓着苹果刚啃两口，头一歪，就睡着了……

望着这情景，老雷眼泪夺眶而出，他当即提出：给每个加班的工人买一两人参熬汤，滋补身体。

上班吃人参？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呀！这回，没人表态了，大家在心里嘀咕：这人参可不是好吃的哟！

有人悄悄把老雷扯到一边：“搞不得呀，伙计，这是典型的物质刺激，是资本家的搞法，上面知道了……”

“管他什么家的搞法，买！错了我负责！”

工人们听说厂长要给他们买人参补身体，急了，恳求说：“厂长，千万千万买不得，我们保证不打瞌睡了。买了你是要挨批的！”

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工人们人参没吃，瞌睡全跑了。大家一声“干！”居然干劲倍增，一直干到年底，按时完成了任务。

事后，有些工人说：“我们不是被厂长买人参感动了，而是被厂长的胆量吓醒了。我们再打瞌睡，还不知他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个雷大胆，我们要保！”

他是无能吗

有人说他撂挑子是无能的表现。“他那几招已经使完了，山穷水尽了，借债闯了祸，不下台行吗？”

对此，老雷付之一笑。

一笑，足以证明他的才能，证明他底气十足。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搞设计、画图纸，他有大学生的底子，是著名教授陈国达的得意弟子；打篮球、骑单车、游泳，他有运动员的风姿；在楚河汉界两旁，他用兵如神，只杀得许多高手狼狈不堪；年轻时，在舞厅里，他风度翩翩，吸引过不少妙龄女郎。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会飞针走线，能绣一手好花。

就连教育孩子的方法，他都高人一筹。

那还是他倒霉的年月。一天，厂福利科组织孩子到农场帮着拣红薯，他八岁的独生儿子雷鸣也参加了。收工时，福利科的人给每个孩子发几个红薯。有些孩子兜着发的，眼睛还盯着筐里的，大人稍不注意就往口袋里塞。可是发到雷鸣时，他却坚决不要。大人愣了：“为什么不要？”

“我爸爸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多乖的孩子！发红薯的回厂后特意找到老雷，赞不绝口。

老雷听说后搂着儿子，轻轻问道：“想吃红薯吗？”

“想。”

老雷心头一热，放下儿子，专程跑了十里路，到农村买了三十斤红薯送给儿子。小雷鸣高兴得骑在爸爸脖子上，使劲揪爸爸的耳朵。

雷鸣好象什么都懂，很少听过爸爸妈妈的重话，学习非常刻苦，去年，刚满十五岁就考上了大学。

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能充分发挥别人的才能。

他说：“社会要进步，必须发挥尖子的作用。排球冠军就是尖子争的，没有尖子，十亿人都上场，行吗？袁伟民的才，就是会用尖子！”

他当厂长，第一件事就是用尖子，决不让笨手笨脚的人混上场。

有一次，上级调查厂里的班子，决定让几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层干部退居二线，老雷坚决不肯，硬是把这几个干部留下了。晚上，这几个人找到老雷家里，含着眼泪检讨自己在文革中整老雷的错误，请老雷千万别放在心上。老雷一听就冒火，怒冲冲地吼道：“讲这些干什么？还怕我报复？这是对我的侮辱！这点德性也没有，我还当厂长？告诉你们，我坚持留你们是舍不得你们的才干，至于文革中的事，一笔糊涂帐，怪你们有屁用！”

平时，他很武断，布置任务时，就象司令员下达命令一样，谁多嘴多舌，准挨一顿饱骂。

他有个理论：议而不决是无能的表现。“为什么老是议而不决呢？无非是怕负责任，怕丢了乌纱帽。要不，就是对议论的事压根儿不懂。现在，这无能的东西倒成了我们的‘国宝’，使许多宝贵的机会都白白跑掉了，让外国人捡走了，这样，中国怎么不穷呢？”

为了实践他的理论，他的办公室，一般人不准进，只有他指定的二十多个人才能进（厂长接待日除外）。他说，除了必要的请示汇报，他需要冷静，需要思考，需要运筹帷幄。扯皮，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别看他主观、武断，他也有温顺得象小绵羊似的时候。厂里人都知道，只要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小青年都可以拦在路上找他算旧帐，指着鼻子批评他。

一次，厂党委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批评他，他笑眯眯地走上台，诚诚恳恳地作检讨。会后有人问他：“当厂长的在群众大会上挨批评、作检讨，不是把威信都丢了？”他哈哈一笑：“你搞反了，丢掉的是错误，得到的是威信。”

假如你不批评他，老在他面前讲好话，还要当心他找你的麻烦。

厂里有个年轻干部和他很合拍，相处几年从没和他唱过反调，提过意见。一天，他特意把这位干部叫到办公室，问道：

“相处这么久，你信任我吗？”

“怎么不信任？”

“不信任！”他满脸严肃。

“厂长，您这是哪里话？”

“既然信任，怎么几年来从没给我提过意见？”

“没有意见啊！”

“没有？屁！”他火了，说，“我一身的毛病，你怎么会没意见？我想，不敢提意见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本事，一种是心里有鬼！”

多辣的话！一顿批评，弄得那位年轻干部满脸通红，悻悻而去。

他的为官之道，还有些值得研究的东西。

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精确的时间表：每月花一百个小时到现场，一百个小时谈心，一百个小时看文章。他说，三者互相勾通，互相作用，缺一不可。

每月起两个大早床，从早晨四点开始到全厂转一圈。转什么？他说，必不可少的表面文章——给工人一个信息：厂长关心企业……

在用人问题上，他有个怪招：选领导要选老婆，老婆不好的人不能当领导。理由是：中国很多能人都败在老婆手里。为了抵制老婆的影响，他对握有实权的领导提出了这样一条要求：带着职务上班，放下权力回家。

他的这一套不一定全对，但足以说明他不是个平庸的领导。

才与祸

才与祸，一对孪生姐妹，一对难分难解的冤家！

就象漂亮女人多半要招惹是非一样，才总是和祸连在一起的。

他的才，本来是因祸而来的。

七岁时，他死了母亲，生活突然变得冰凉。不久，父亲给他讨了个后娘，带来了白眼、拳头、剩饭，日子更苦了。

白眼下，他变得早熟、倔强，学习特别刻苦。刻苦的目的只有一个：考上城里的中学，逃脱后娘的白眼。

他终于考上了郴州一中。但没过多久，解放了，家里划为富农成份。一个“富”字，比后娘更冷酷，注定了他大半生遭白眼的命运。

到处有白眼，他只好一头扎进书本里，拼命读书，成绩日见长进。

一九五四年，国家招收飞行员，他积极报名。天上没有歧视，他想到那里去寻求安宁。到了最后一关，全地区只剩下两个了，他是其中一个。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谁知，第二天学校告诉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上面不要。他的心，从天上一下摔到地上，摔得粉碎！

高中课本里，很多历史人物给他启迪，他决心抛开沾惹是非的社会科学，潜心钻研自然科学。很快，他的数学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并参加了全国数学竞赛，取得了好成绩。高中毕业填志愿，他信心十足地填上了北大、清华，理想满天飞，但班主任老师告诉他：“你只能填农校、林校。”

“为什么？”他瞪着一双惊疑的眼睛，坚决不依。

小儿不知天命。好心的名师没办法，只好摊牌：“你的家庭出身进不了北大、清华，如果不填农校、林校，你多半只能回家务农。”

听了老师的劝告，他强忍着眼泪考完一门就跑了，跑到母亲坟头痛哭……

哭完了，他回到了那个冰冷的家，抡起锄头，到地里毫无目的地使劲挖土，挖了整整一天。

深夜，他在阡陌纵横的田间久久徘徊。凉风习习，小虫唧唧，一种骇人的荒凉感袭上心头，他吓得蹲在地上，使劲地捏着两把泥土。他知道，凭他的力气，这泥土可以养活他，但是，一个富农子弟，到处遭白眼，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得知他高中毕业，无依无靠，便把他带在身边当秘书用，要他协助区里抓反右工作。当时，他不懂右派是什么，但他一看到那些在人们的白眼下瑟瑟发抖的右派，他就害怕，就想起了那个狠毒的后娘，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悄悄地离开了区委书记，回家挖土去了。

第二年高考临近时，他正满头大汗地在田里干活，区委书记突然来到他身边，要他去参加考试。

书记见他低头不语，使劲捏着他的手，说：

“伢子，别怕，我保你！”

一句话，牵动了他失去母爱后沉睡多年的感情，他一头扑进书记的怀里，搂着书记的脖子嚎啕大哭。热泪滚落时，一位共产党员慈母般的温情悄悄潜入了他心灵深处。以后多少年，无论是挂着五十斤重的铁牌挨斗，还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就任厂长时，耳边总是想起那位共产党员滚烫的话语：

“伢子，别怕，我保你！”

这一年，他又考得很好。填志愿时，他又是理想满天飞：清华、北大……结果，成绩比他差的进了清华、北大，他却只能进中南矿冶学院。他心比天高，命同纸薄，哪里受得住这种委屈？气得摔掉录取通知书就往家里跑……

好心的区委书记知道后，亲自把他“押”到长沙，送进了中南矿冶学院的校门。

命运捉弄他，他变得越来越倔强。

这种倔劲用到学习上，便表现了惊人的才华。陈国达教授看中了他，稍加点拨，他就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

蛲蛲者易折。他被瞧得起的好日子没过好久，一场批白专典型的运动，又把他打入了冷宫……。

六十年代初，他离开了学校，来到了冷水江铁厂。那是国家的恢复时期，到处需要人才，他如鱼得水，很快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岗位。那几年，他是全厂最年轻的业务尖子，春风得意，左右逢源，才华横溢，“富农”的阴影在灿烂的阳光下跑得无影无踪了。领导见他有能力，交给他一副不轻不重的担子，虽不及官位，却也掌管着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主人的地位，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才能。他第一次当主人，拼命工作，创造了一系列成绩。谁知，这成绩却苦苦地折磨了他十年。

先是挂牌批斗。有人见他挂着五十斤重的铁牌还不肯认罪，便拳打脚踢。“你不是有才吗？不打掉你们剥削阶级的臭才气，我们还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批“臭”了，一掌将他推进一间黑屋。

一连几天，窗口除了呼啸的北风，什么也没有。难道想把我饿死？他饿昏了，又冻醒了……

终于有一天，门开了，门口伸进一碗香喷喷的饭菜，他艰难地爬过去，刚一抬头，便雷击般地惊呆了：端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人，脸上淌着泪水，肩上背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

“惠敏！”这是他在长沙工作的爱妻周惠敏。望着这位高级工程师的女儿，他百感交集，扑过去将她搂在怀里，泣不成声。饭碗，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生活为什么这样作践好人呢？妻子用颤抖的手捧着他苍白的脸，用女人特有的目光抚慰他伤痕累累的心。她的爱是专注的、炽烈的，她说：“动寿，过去，我爱你的才华，没想到，才华把你整得这样苦！今后，我什么才华都不要了，只求你好好保重身体，哦？”

她为了使他尽快恢复健康，在单位请了长假，专门到冷水江给他做吃的，一连做了八十多天。谁知他肚子一饱就忘了妻子的忠告，悄悄地搞起了翻译，又熬黑了眼圈。有人见他译了一大本，左看右看看不懂，便莫名其妙地冒火，将译文撕了个粉碎。

望着那人咬牙切齿的样子，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翻书，不动笔，坐在家里发呆。妻子怕他憋出病来，悄悄找来几束丝线，做了几个绷子，邀他一起绣花，开始，他笨手笨脚，针尖不时扎伤指头。妻子知道他心不在焉，抓着他的手指，含着两汪泪水，用嘴轻轻地吮吸着，用目光深情地恳求着。他被妻子感动了，回过神，细心地挑刺，没几天，居然能飞针走线，绣得一手好花了。

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使他丢掉了绣花针，一步一步走到了改革的前列，象第一次当主人一样，又创造了一系列成绩，又惹下了一系列麻烦，最后，在一项能创造巨大财富的项目面前，被缠住了手脚……

改革呼唤理论

理论，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来说，好比太阳。理论不能吃不能穿，但太阳能吃能穿吗？人类能没有太阳吗？

现在，有很多事情说不清。

在有些地方，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修了楼房叫苦，抬着冰箱叫穷；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玩的；贼喊捉贼，捉贼的被当成贼……

好的总有坏的来对付。一个好主意，一种好思想，一条好政策，刚刚诞生，马上就有相反的东西扑过来，来纠缠，来制约，来厮杀！

中国有十亿多人，但从某种意义上一个一个减起来，恐怕就没有十亿了。

有什么东西能使中国十亿人都是正数相加，而不是正负抵消呢？

要有一种理论，能统一全民族的思想，理顺十亿人的关系，冰释一切恩怨，否则，改革就会步履踉跄，误入歧途。

雷动寿对这场改革，本是极有信心的。

对企业的一些顽症，他研究了几十年，熟透了；动起手来利索得很。比如，有些人自己掉了几分钱，非搬动桌子找到不可，但企业浪费几万元，不痛不痒不闻不问，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企业多得少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对这些，雷动寿会治：重奖重罚！奖得他眼红，罚得你心痛！

为了办好企业，他做好了豁出去的一切准备。儿子上了大学，妻子有了依靠，郴州那个冰冷的家早已荡然无存了，除了区委书记的那句话，他毫无牵挂。因此，叽叽喳喳的议论，密密麻麻的诬告，咬牙切齿的仇恨，甚至抓着刀柄的报复，他都不怕，都不理。理它干什么呢？功过是非，留给历史说，留给后人说，与无赖争清白是愚蠢的。他深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蠢，只要努力，中国的工业一定能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想到这一点，他象一个优秀运动员一样，总是保持一股不可遏止的拼搏欲。八三年九月，他在一座高炉上检查工作，由于几个通宵的煎熬，他头晕目眩，一脚踩空，从四米多高的炉台上栽下来，腰脊骨摔成两截。第二天，腰没接上，他就陪领导参观，想为厂里要点设备；第三天又扶着腰开会；第四天，左接右接接不上，他要人用脚踩，把两截腰脊骨霸蛮踩拢了。后来，他利用出差的机会，请在北京工作的舅舅请了一位骨科名医检查，诊断是：“要想治好腰，必须在医院静心疗养半年。”

“半年？”他眉头一皱，“疗养个屁，算了！”

就这样，他撑着一条断腰，苦昔拼搏，日夜思谋着把厂子办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企业，给国家多交一点，让职工多得一点。谁知，对几千职工来说，企业办到一定的程度，增不增收等于零：你多赚，上面多收，你赚得多，他收得更多，帐上往来，人情话都没有一句。

这一条真要雷动寿的命，干多干少差不多，他拿什么去调动几千人的积极性？他只好反复向人们宣传他的人生观：“人，不干是一生，干也是一生；天天坐享其成，酒肉穿肠过，吃一年也只长一岁；天天奋发图强，生命力反而更旺盛！”这些话念久了，有些人不听了，他也没谱了。怎么办？心里一急，他就催，就吼，就罚，用他的全部精力和权力，霸蛮拉着几千人往前跑。

“没想到，我自己进了死胡同。唉！”

他发出一声长叹，然后，定定地望着我。

这是一张十分生动的脸。两束目光，亮亮的，闪闪的，好象来自一个金灿灿的宝库。脸上粗细不匀的纹路，象一版草书，写着他的艰辛，他的追求，他的倔强与毅力……

“完全没有办法了吗？”我轻轻问道。

“办法可能不多了。听说有位省长几次过问这件事，要有关部门尽快贷款，使这个项目按期上马，但银行一位同志说上面有规定，不能贷。什么规定难道不可以改一改吗？我们厂的铸铁量占全省的百分之八十五，产品养着三百多家半饥半饱的企业，如果贷点款，这个项目上去了，每年增产八万吨铁，可以养活多少企业、创造多少财富呀！”

说完，他两手一摊，一副痛苦模样。

省长都说了话，一条无视社会经济效益的规定，居然能挡住我们的省长，可见改革何其艰难！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隐痛。

“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你，还是不是辞职罢。”

“迟早要解决？按理说，这样火烧眉毛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一天也不能拖！但现在到哪里去说理呢？”

是的，这样的理到哪里去说呢？现在，社会上理论倒是很多，有的人嘴里马列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禁欲主义什么主义都有，活象个大拼盘，就是没有改革的主义。

“当然，我还要等一等。尽管越干问题越多，但我总舍不得离开我的事业，舍不得我的同伴们，尤其舍不得兄长一样的厂党委书记老申。你不知道，我这种坏脾气，要不是碰上他，早就完了。”

“咦？你怎么专门碰到好书记？”听他提到申书记，我马上想起了那位把他“押”到长沙的区委书记。

“痴人有痴福嘛！”他爽朗一笑，“为了他们，我也要等一等。”

等罢，老雷，问题总会解决的。

（此篇系与魏文彬同志一同采访，由魏文彬执笔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