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去看看他。

推开门，从积满灰尘的地上拾起这张粗硬的纸片的时候，我这样想。

这是一块从包装纸箱上撕下来的纸片，厚厚的，硬硬的，很不规则的。留在上面的几行字，和这纸片一样的风格，象是一些树枝儿搭起来的：“谭谈，听说你到冷水江来了，我来看你。你不在。我还在老地方，想见见你。”下面署名是：周忠汉。

他来了？还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别别地跳。

屈指算算，十八个年头了。这老兄，一直果在那荒芜、偏僻的山顶上？那一年，我们一起从部队复员到这座矿山，都分在矿区最繁华的地段工作。当时，我二十四岁，他长我一、二岁，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还在部队时就结婚了，爱人是矿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矿山不久，他就当爸爸了。偏偏在这时，组织上决定调他上山，他心里不大愿意，但他不善言辞，要他找领导上说一句话，比要他下井上一个班还感到为难。他终于带着家人和家当，上山去了。那座山，我们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里叫四风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几个伴，到那里去看他。上山没通公路，一条羊肠小道，串连着这里的坡坡岭岭。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那里。山坡上，仅搭着两栋棚子似的简易平房，住着二、三十个工人，十分的荒凉、清冷。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从山里拣来蘑菇，扯来小笋子，还炒了腊肉，美美地招待了我们一餐。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这座矿山。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七九年秋，我在《工人日报》当记者时，回到这座矿山来采访，一打问，他们夫妇仍旧在山上。山上仍旧没通公路。我在矿部一位干部陪同下，翻过木丝坳，走了十五、六里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种的脚板薯，又煮上春、夏时日采来的蘑菇招待我。餐桌边，我们交谈着。我才知道，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和老二，都上学了。可山上没有学校，只好放一个在奶奶家，放一个在外婆家。这时，我才更深一层地体会到这山顶上生活的艰难！

不觉问，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他竟仍然在那山顶上。去年底，我到这座小城来深入生活，兼任这里的市委副书记。他那座矿，是自己的一方偏僻的“领地”。他这么远跑来找我，是不是有求于我，要我帮忙将他调下山来？我捏着那块纸片的手，不禁抖动起来。是呵，他领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里默默地度过了十八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呵！他应该下山了，应该下山了啊！

我终于上路了。现在，山上通了公路。小车，在这条一个之字又一个之字的公路上奔跑着。为了便于解决他提出的什么要求，我特意让小车开到那个矿区最繁华的地段，把工区党委书记老张拉了来。路上，我忍不住问老张：“他干得怎么样啊？”“很难说具体。没听人讲他好，也没听人说他坏。这也许是我太‘兵僚主义’，也许是他太普通了。”这话我信，在涟邵矿区四万多名工人里，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么，他有没有提出过要下山呢？”“也没有呀！”

很快，车子爬到山上，停在井口边的坪里。老张领着我朝山坡上的那栋平房爬去。随着我的几声大喊，从一个门孔里走出来一个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莲。

“忠汉呢？”

“洗澡去了。”

一会，一个穿条裤衩光着膀子，袒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的汉子，从坡下陡陡的石级上爬上来了。是他，是我的战友周忠汉。

“身体可好？”

“好！”

“家里呢？”

“好！”

“孩子们呢？”

“好！”

他一边给我们端来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边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言辞回答我。经我细细盘问，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老二和老三读书。还是那样，一个在奶奶家，一个在外婆家。

“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呀，我特意把你们书记喊来了。”我慎谨地启发他。

“没、没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过要下山？”我知道他秉性迟钝，便进一步地启发。

“想过。可是，我又想过，这山上横竖要人搞呀！”

我沉默了。心里热热的。忍不住抬起头来，放眼望去。顿时，眼前苍山如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头，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子上，朴实无华。我顿觉面前的世界，是那样的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