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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世间 §悲情与自豪——个老工人的述说

人一上了点年岁,就容易被人在姓氏前边或头衔前面加个“老”字。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才是最主要的。“老兵”我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我领之泰然,且欣欣然。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头上戴着“保皇派”、“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两顶帽子,我若说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怀好意地想混入革命队伍。今天我自称是“老工人”,恐怕就没有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

那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和命运。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被涂抹上的工人色彩。

1958年我成为一名实习热处理工,住工厂的单身宿舍,宿舍就是一张床,床下塞着一些极其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活得简单,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回宿舍,其他时间都长在车间里。车间就是家,家就是车间。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当成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有经历过5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周围的师傅们也都喜欢车间,喜欢自己的工作。经典哲学家有个观点,工作就是目的,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能享受工作的乐趣,人生就是天堂。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那真叫长见识、学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能进去人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了。当班的崔师傅指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领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着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270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自己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

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的时候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每个人在炉膛里不得超过半小时。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拨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别再惹出点事故。我只知道100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270度的高温人怎么受得了?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没用半天时间就把炉子修好了,装好锻件重新点火升温。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只一次地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进行战斗和思想总结,补充给养和弹药,扩充编制或按编制配备齐人员。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积重难返”尚未“反”,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了看不到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已经变得很少正式开会了,工人在下面能听到的都是传言和小道消息,上边一会这么个主意,一会那么个想法……让曾经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家的大形势是以经济为重心,农村甚至用大跃进的办法在大搞工业,原本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乃至不入流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却被荒弃、亏损,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着锈蚀损坏?有些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工人,开始改换门庭下乡投奔农民兄弟,靠卖手艺混口饭吃。我的车间也有那么十几个“自寻出路”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没有真正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在农村没有得到真正地尊重,一旦人家能够应付生产了,就会把他们打发走。反过来,许多年后农民工进城,倒能扎下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农村那么广阔,其包容性却不如城市。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为什么说是“强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拒绝了,但市委还是下了调令,当时主管天重的第一机械工业局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

我确是留恋天重,这里有我的根,是我的生活基地,不知为什么呆在工厂里我心中就踏实。还有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天重保护了我。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来自内蒙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竟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他们“砸烂”我的狗头,自己的人头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工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重义气的:“我们的黑笔杆子,要砸烂也由我们自己砸,用不着你们来多管闲事”。

我调走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天重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的手里就发了大财。他们虽然发了财,但生产水准、产品质量,却无法跟过去的老天重同日而语,甚至在生产和技术上也大大地倒退了。现在的私人老板们还怎么能出现王义礼式的人物呢?那个时候车间的同事来找我的最多,大都是让我想办法找点活干,有个进厂比我晚几年的锻工,还想出家。我劝他说,出家不是坏事,那是为了信仰,追求一种修为,你为了什么?正拉家带口,却想一走了之,心里能清静得了吗?社会上的事在社会上解决,工厂的事在工厂解决,别再去给佛添麻烦了。后来听同事说,他还真去当了和尚。我在心里祝福他,默念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中国的庙宇再多,也盛不下这么多的下岗工人啊!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有些我的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他们至少在城里有活干、有钱挣,堂堂正正地卖力气吃饭,现在的城市是有求于农民工,甚至是离不开他们的,因此他们心里踏实,晚上睡觉安稳。而我们这些过去所谓的正牌工人,如今变成了“下岗的”,人家能可怜你、不拿斜眼夹你就不错了。但过去当工人的烙印一时很难去掉,不要以为只有当官的有架子,过去当工人也是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就总觉得这一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丢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正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还有对国家的信赖和忠诚。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有一种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的失信、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