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汪默涵化名汪然，来龙城有名的礼贤中学当国文教员。第一堂课，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名叫余立贞的女生。

礼贤中学男教员少，女教员多，学生也是男生少，女生多。礼贤中学属于所谓的贵族学校，上得起这个学校的，都不是一般人家。校园里，女孩子花枝招展，与大街上破败的景象仿佛是两个世界。

即便在众多的漂亮女学生中间，他也能一眼挑出余立贞，她像出水芙蓉，格外吸引人的视线。在班上，她虽然坐在角落里，但她那个地方的光线让他感觉最明亮。她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坏，好像也不刻苦，也不爱出头露面，做事不张扬。她就像一朵百合，不与群芳争艳，只是静静开放，但她的芳香却温馨而持久。可以说，她的光彩在整个校园里面，无人出其右。

汪默涵毕业于南京的金陵大学，他外表俊朗，谈吐不凡，学识渊博，动作洒脱，朝气蓬勃，没有架子，与那些老气横秋、面容呆板、做事古板的男教员们一比，立马把他们比下去一大截。班上的女学生大多出身官宦富贵之家，受教育早，接受西式生活方式快，见多识广，她们中很多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封建保守，有些人往往有惊人之举。

汪默涵便成为她们最好的目标。

半年之后，彼此都熟悉了。汪默涵时常收到女孩子悄悄塞给他的西洋产的小礼物，或者一张电影票、戏票之类，也有人邀请过他参加周末举办的生日派对。他能不去尽量不去，礼物能退还的尽量退还。他是她们的老师，他可不想和她们玩什么师生恋之类的感情游戏。他负有重要使命，他顾不上做这些男欢女爱的事情。

况且，他已有妻室。他的妻子也在龙城做地下工作，他们单线联系，秘密交往，除了党组织的上层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余立贞好像是最后一个向他表示爱慕之情的女生。

他有晨练的习惯，周末一般都离开校园的教职工宿舍，跑步穿过最宽阔的四马路，去爬南郊的龙山。龙山是市区的制高点，站在龙山顶上，能够俯瞰像一面镜子一样美丽的东湖，同时想些心事，谋划一些稍后要做的大事。一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爬山，爬着爬着觉得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是一个熟悉的倩影——余立贞不知何时跟了上来。

她戴一顶小巧的白色太阳帽，身穿蓝色的运动衣，足蹬白色的爬山鞋——都是洋货——她这身打扮顿时令他眼前一亮。

“汪先生早。”她莞尔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唉，早。你也喜欢爬山？”

“我嘛，偶尔。”

她赶上几步，和他并肩往上爬。她告诉他，她的家，人称余公馆的一栋小洋楼，就在山下不远处。爬到山顶，二人都微微出了点汗。她摘下太阳帽，盘扎在一起的发辫垂下来，愈发显得青春洋溢。他们望着远处闪耀着蓝光的湖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许久，她收回目光，飞快地看他一眼，随即又移开。

他留意到，她竟然脸红了。他是过来人，早就感觉到她对自己有那么点意思。打心里，他也愿意与她接触——不是为了爱情，他的爱情之花已经开放过，一生绽放一次足矣——他与她接触的目的，因为她父亲是龙城警察局的副局长，在当地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共龙城地下党支部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党在龙城的秘密工作。来后不久，他暗中领导了大华纱厂的大罢工，还秘密组织了两次暗杀。他很想在龙城扩大组织，尤其有身份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是首选，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资源和保护伞，能够为党组织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瞄上余立贞，再正常不过。

不久，她约他外出喝咖啡，他爽快地赴约，地点在三马路的“吉卜赛的诱惑”咖啡馆。他试着给她讲共产主义，讲马克思，讲列宁，讲俄国十月革命。但她似乎丝毫不感兴趣，只知道睁着大眼睛，眼睫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完全像个局外人，不知道她脑子里想些什么。过几天，他在校园里塞给她几本书，都是关于青年人思想进步的小册子，当局明令禁止的，他叮嘱她好好看。然而，没两天她就把书还给了他。他问她：“有什么心得体会？”她咯咯一笑说：“看不进去，没啥意思啊。”

他失望了。经验告诉他，那些对时事一点也不敏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读书人，尤其是家境优裕的年轻人，是很难拉进革命队伍的，他们身上缺乏革命的基因，他们就像一块石头而不是一堆柴禾，你是无法点燃它的。自那以后，她再主动约他看电影呀，跳舞呀，吃饭呀，他一概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