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华文文学。华文文学是华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扩展到国际范畴的一个别称。像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作家，一直生活在汉语的母体社会之中，较少体会华文文学这个概念。但到了海外，尤其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地理、气候、文字、制度和宗教都完全不同的国家，见到这么多尽心竭力弘扬和传承着华文文学传统的朋友，觉得非常亲切。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母语中，突然产生出一种根性的感觉，宏大、清晰又深远。而通常那种跨国的语言障碍一下子就消失了。如果说汉语是全世界华人用于语言交流的工具，那么华文文学就是全世界华人精神和心灵上超越国界的共同家园。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市，在杭州长大。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我19岁的时候，到东北的一个农场去“上山下乡”，在“北大荒”的这个农场劳动、工作了八年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到哈尔滨去重新读书，后来一直就生活在北方。近十几年来，住在北京。这样看来，我是一个江南和北方文化的混合物，也可以说是一个融合体。但我的祖籍却可以推得比江南更南些，是在广东省新会市。我爷爷一辈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去了南洋谋生，有一位现在就在吉隆坡。所以，我从小就在奶奶的广东方言、邻居同学的杭州土话以及学校里课堂上的普通话（也就是国语或是华语）这样三种语言中交替生活。这三种语言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文学语言的基本来源。由于我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我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可能会丰富一些，也可能变得芜杂。但至少，我因此对于语言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兴趣。
所以，今天我想着重谈谈华文文学中汉语词语的使用和发展。
词语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构成，就像一座大厦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建筑物最具体最细致的部分。而汉语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方块字，它每一个单字都是有意味的。虽然单字的含义早已成熟固化，还有少量的多义字，但是每个单字在历史文化的嬗变中，始终都在不断地重新拼接组合成新的词组。一个重复几千年的古老汉字，可以组成最现代最时髦的词语，几乎具有变换重组的无限可能性。例如，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产生了录影机、传真机、复印机、航空母舰等高科技产品。但汉语不需要另行创造词汇，它只要把现成的单字拿来重新组合，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新词。“航”字古已有之，加一个“空”字就上了天，再加一个“母”字，甲板上就可以停满小飞机了，最后用“舰”字肯定一下，就成了一艘母亲船。这个“母”字用得是绝妙的。
而英语和其他许多语种，每创造一个新的词语，都只能依赖字母这个最原始的语音单位，而字母是中性的、无内涵无感觉的，所以西语的词语大多数只能一次成形孤立使用，没有内在的拆装性和旋转性。于是英语单词就越来越多，并且还得继续“发明创造”下去。
鉴于汉语这种科学的、立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绝妙性，我想，也许可以将汉语语词称之为汉语魔方。
下面我想先从文学语言学的角度，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有一次我在街上见到一位外国留学生，他大概是刚到北京，学习汉语的时间还不太长，走过街角上的一个瓜摊，被那个卖西瓜的老板吆喝的声音所吸引，就在瓜摊边停留下来。那个老板喊道：“这西瓜没治了！”留学生好奇地问：“没治了是什么意思？”卖瓜的老板回答说：“就是没比了！”他又问：“什么是没比了？”卖瓜的老板很有耐心地回答：“就是盖了帽了！”他越发不懂，再问：“盖了帽了是什么意思？”卖瓜人说：“就是拔份儿！”留学生简直糊涂了，只好继续问：“拔份是什么？”卖瓜人给他解释说：“就是震了！”留学生还是不明白，锲而不舍地追问：“震了是什么意思？”卖瓜人终于不耐烦了，他这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老外。想了想，很不屑地回答说：“震了，就是最好的意思。”留学生恍然大悟说：“你早说你的瓜是最好的，不是很容易懂了吗？”
但是卖瓜人一定不会吆喝说他的瓜是最好的。“最好”是一种字儿话，写字用的话，也就是书面语，是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特色的，连卖瓜的人都不好意思使用，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属于“禁语”，这类没有形象感和生动性的词语，是和文学无缘的。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常听见突然在大众中流行起来的新词语，细细琢磨，可以发现它们都突破了原有同义词语的表现能量。
一般来说，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即使暂把作者的名字和书名隐去，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翻译小说，我们大体上都能看出那是一部产生于哪个年代的作品。这不仅是由作品的叙事方式、行文方式、语感语调决定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由作品中所运用的词语决定的。每个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了许多特定的词语，它被一个时代创造并广泛使用，然后又在下一个时代被淘汰。例如：从经文到格律诗到骈文、赋到八股，文体不断演变，而词语也随之或生或死；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更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之乎者也这样的语气用字，进入当代文学，几乎绝迹，因为它已无法承载和传递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了。“五四”倡导白话小说和自由诗，也是基于文化应当回归和属于大众这样一种现代理念。
所以词语实际上是年代的软性刻度，是历史、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综合配方，是某种物质文明的印记和标签。词语是不可随意取用的，词语一旦用错，不但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性，也破坏了作者的个人风格；我们若是看一篇文章，作者描述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小毛病当回事，说自己不过是“纤芥之疾”，那么这个人差不多应该是半个世纪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果形容一个人做事很用心很努力，一般会用“废寝忘食”这个词，若是用“夙兴夜寐”，多半是上过私塾的人了。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先锋和前卫的作家，几乎就不再使用成语写作了，因为成语的规定性太强，对思想的束缚太多，语言表现力很有限，所以就需要重新创造出一些词语来。这个我在后面再谈。又如，《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究竟是曹雪芹的原著还是高鹗或其他人所续，一直争论不休，后来采用计算机分析的现代科学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根据原作者使用的词语概率来检索、鉴别。尽管至今未有定论，但可见词语的运用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和要素。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很强，留下的痕迹也很鲜明。“五四”以来那种蓬蓬勃勃张扬个性的白话文中，方兴未艾的文化自由主义气氛，三四十年代进步文学所受到的前苏联文学的影响，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都被一些新创造的词语加上外来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开始如履薄冰，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作家，在写新时代的作品时，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旧时代的词汇。比如“钞票”应该改称“人民币”，“民国”应该改称“解放前”或“旧社会”，“老板”应该改称“资本家”或是“剥削阶级”。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汉语词语大规模意识形态化的时期，一切词汇都被置于政治的统领之下，被赋予革命或是不革命的含义。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汉语词语自此更被全面强加上政治和阶级的属性，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熟练地使用诸如“光芒万丈”、“战无不胜”、“旭日东升”、“波澜壮阔”、“高歌猛进”、“赤胆忠心”、“前赴后继”、“千秋万代”这一类歌功颂德的词汇；还会频频使用诸如“树欲静而风不止”、“口诛笔伐”、“兴风作浪”、“是可忍，孰不可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的大批判语言。尤为荒诞的是，所有这些政治词汇，竟被大量地运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文学被观念阉割，而真正导致文学死亡的却是它自身细胞的覆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的腐烂。当构成文学的文学词语，被全体置换成为一潭死水中的腐殖质，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场大浩劫和大悲剧，它将那些中性的、理性的、生动的词语，统统改造成极端的、非理性的、空洞的言辞。可谓是“化玉帛为干戈”，以词语布阵，唇枪舌剑，字里行间充满了人与人相互残杀的血腥气味。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某些文章中读到似曾相识的“文化大革命”语言，就像一根没有藏好的狐狸尾巴，或是一片干涸的水塘，在泥土和草根的裂缝中残留着险恶的陷阱。所幸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没有经历那么可怕的语言污染。从某个角度讲，没有被政治污染的语言，是优质矿泉水。所以海外的华文文学语言，虽然经常受到所在国外来语的一些影响，但仍然具有一种较为纯净的汉语语言魅力。
“文化大革命”语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死亡的速度和国门开放的速度成正比。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像灰沙一般漫天覆盖，使我们呼吸窒息的词汇，犹如尘埃落定，被无情地删除冲刷，那种驱逐和替代是迅猛而必然的。偶尔间，我们还能从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一些旧作中，发现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遣词造句的痕迹，如同洪水退后留在残垣断壁上的水印，让人觉着隐隐的悲哀。整个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分词语消亡、另一部分词语更新的历史。80年代前期与后期，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词语都有很大差异。平庸的作品一般总是充斥着陈旧的词语，即便用词华丽，仍是俗不可耐；而富有才华的作品，通常会出现一些带有创造性的奇言绝句，乍一看，其实那词语倒也平常，但若是将一个平常的词语安放在地势险峻的要害之处，再加以巧妙的组合，往往会产生奇效。
前面我已经谈到，人类的语言始终处于生长状态，不生不灭，随生随死。除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外，更多的由于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属于价值观念的转换，是观念的产物。比如我们大家从小熟知的汉语成语，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成语是汉语在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中，逐渐凝固并基本定型的词语，被人们在生活和文学中广泛、重复使用，可以说是“百吃不厌”，无处不在的。
但是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成语的使用率已大大下降了。一方面是由于作家喜欢追求标新立异，不愿躺在前人的树阴下坐享其成；二是因为成语的出典和运用过于程式化，容易限制人的想像力；三呢，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成语，已经不符合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了。
举例说，“人定胜天”这个词，曾经风靡一时，许多人都确信不疑人类的力量是可以战胜自然的。但是随着高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发展，随着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开始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盲目地企图统治它战胜它，事实上也不可能绝对地战胜。再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成语，如今不敢乱用，顶多只是借来作个比喻。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连老虎都不能捕捉，何况虎子呢！你想跑到虎穴里去，那不是找罪犯吗？还有“井水不犯河水”这句成语，也有问题了，被化工厂严重污染的河水，很可能就通过地下水的渗透殃及井水啊！
再说“为富不仁”这个词，在海外华人中应该也是妇孺皆知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词典里的词条解释是：想发财致富的剥削者决不会有好心肠。这个成语是农业社会出品的，体现出几千年传统观念对商品经济的偏见，与“无商不奸”这类俗语如出一辙，现代人恐怕很难苟同了。每遇到天灾人祸，慷慨解囊援助灾区的，往往都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一概而论说他们没有好心肠吗？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奸商尚有机可乘，一旦纳入现代经济秩序，商贾和企业家依靠的是实力、智慧和信誉，如若“不仁”，几乎难以“为富”。于是，这个词语在当下社会就死定了。
还有“挑肥拣瘦”这个词，在大陆一向很流行。意思是吃饭的时候，光挑肥肉吃，把瘦的肉拣出来不要。这种情形如今除了贫困地区，在城市已经很少见了。出于健康的因素，大多数人都想把肥肉拣出来不要，挑瘦的肉吃。养猪场还搞科技攻关，专门发展瘦肉型的猪，出售价格高，经济效益好。如果再比喻一个人找工作挑三拣四，恐怕也不适宜用“挑肥拣瘦”这个成语了。同类的词语还有“见异思迁”，意即看见另一个事物就改变原来的主意，意志不坚定，喜好不专一。但是事实上，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安于现状，总想不断改变自己的处境；假如有一个人见异而不思迁，只能说明这个人对任何新鲜事物都缺乏好奇心，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见了异物异人，迁不迁另当别论，“思”一下总是可以的吧，也不是见异必迁嘛。
诸如这类在当下已显得老旧而迂腐的语词，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玩物丧志”、“短兵相接”、“山盟海誓”、“盖棺论定”，等等，都具有严重的缺陷或残疾。收藏古董字画是艺术鉴赏，钓鱼陶冶性情，下棋修身养性，电子游戏也非一无是处，玩得适当，可锻炼心智脑力和反应能力。现代战争例如海湾战争，不仅不再“短兵相接”，而是远程导弹、航空母舰，敌我双方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几十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在婚姻如此脆弱，随时可能解体、重组的当今社会，“山盟海誓”除了审美的价值，究竟还有多少实现的可能？“盖棺论定”更具有某种欺骗性，我们看到许多正直的人，死后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而有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在葬礼上得到名不副实的谀美之词。所以盖棺并不能论定，因为活着的人需要用他人的碑文为自己立传。论定一个伟人的功过，往往是要到棺木朽烂了的若干年以后，即便到了那时，后人也仍然争论不休。
以上所举例证，只是想说，当我们面对时间不断制造出来的那些语言垃圾，惟有决然将其摈弃抛却。一代又一代人死去了，许多不再具有生命的词语也随之死去，没有人赋予某个词语永生永世的生存权利，它的生死全在于社会进程的自然选择。古文中许多生僻的词语早已不再使用，只是出于审美和研究的需要，它们像化石一样封存在词典里；有些词语尽管被保留下来，但在文学作品中已不再是它原来的意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代文学作品中，传统的褒义词和贬义词的用法互相置换，正词反用，反词正用，作为某个具体词语的生命，有时是在否定中得到新生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的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先锋小说和前卫艺术的进一步冲击，几乎在每一个词语的缝隙里，都发生着颠覆性的“革命”。现代主义宣称上帝死了，后现代宣告人也统统地死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值得人们崇敬、膜拜、神往的人和事了。
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我们只要读一读他那些与众不同的小说题目，便可以对他的作品有所了解。他的小说是由这样一些篇目组成的：“顽主”、“玩的就是心跳”、“橡皮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这大概可以算是王朔对自己人生观的系列阐释了。在这些题目中，传统意义上的词语几乎难以辨认，词语变得非常不重要，甚至被京派语气和玩世不恭的句式湮灭。这是王朔个人化的语言风格，却又传递出青年一代对于崇高、神圣和权贵的强烈蔑视，以及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在许多60年代以后出生、被称为“新生代”的那些青年作家眼中，什么“爱情”、“激情”、“恋爱”、“正义”、“高尚”这样的词语，实在是太古老了，简直没有存在的必要。
于是，90年代风行流传的民间新词语，就像春天的毛毛雨、夏日的阵雨、秋天的暴雨，从丘陵和山峦中奔突泉涌，汇流成溪，源源注入于华文文学古老的河道。它们最初是以口语的形式出现，具有实用的品格；继而被作家吸收，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灵敏的标识，来为文学作品调整和确定现代文化意识的方位。新词语的发生和创造是无法阻拦的，它是经济作用于文化，最直接最鲜明的反馈。
先以北京为例，有“猫儿腻”、“套瓷”、“蹦迪”、“起腻”、“晕菜”、“没治了”、“托儿”、“做局”这一类的新民间土语，如果不作翻译，差不多像外语一样难懂。“猫儿腻”的原意是像猫一样藏匿起来，简称猫匿，意指某种不便示人的内情，含有舞弊、捣鬼的意思。“套瓷”是千方百计拉关系的意思。“蹦迪”就是跳迪斯科，更简单明了形象上口。“起腻”的“腻”字，源于腻味，不舒服想呕吐的感觉，意即献殷勤让人讨厌，也可泛指被人骚扰。“晕菜”是搞得人晕头转向的意思。“没治了”的“治”字，是治理制伏降伏之意，“没治了”即好得没有办法反对，无可挑剔。“托儿”专指假装成对某伪劣商品感兴趣的人，帮助卖主欺骗顾客。“做局”意指生意场上策划一个假项目，引诱别人来投资，即所谓“空手道”战术。这个词还泛指非法和不义的诈骗活动，相当于设圈套设陷阱。北方话语在大陆一直是作为官方语言——普通话的主导出现的，比如四大古典名著中的《红楼梦》、《水浒》，使用的就是北方语言。再如京剧、话剧等主要剧种，也都是北方话。北方话语作为汉语书面语的主流语言，在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中覆盖面最大，传播也是最广泛的。比如说南方新词语“生猛海鲜”，一旦被北方人接受，马上就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词汇了。
广州的新方言是各地所有方言中，流传最多最快的。像台风一样四处登陆，北上西进，成了语言的硬通货。比如说“酷”。酷字源于英文的cool，寒冷的意思，在英文俚语中又指很好、特棒。这个词在港台媒体译成中文的时候，就成了“酷”，既顾及了音译，又有冷酷和厉害的意思。比如年轻人在评价日本影星高仓健一类的冷面小生时，就可以说：“哇，他特酷！”再比如说“炒鱿鱼”，是卷铺盖的意思。“搞定”是把一件事办妥的意思。“搞搞震”是指故意捣乱，把事情弄糟。其实许多新词语的意思，我们原有的词典里都是有的，但新词语更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大陆词语中的“拼搏”，港台叫“打拼”；“作态”叫“作秀”；“盗版”叫“翻版”；“激光”叫“镭射”。意思差不多，但大陆人喜欢使用港台的名词，多半因为港台是经济发达地区，似乎赶上时髦自己也就变得时髦了。还因为人都有追求新鲜感的本能，更喜欢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性。
我这次来吉隆坡担任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决审评委，在评选“马来西亚华文小说”的甄选奖和推荐奖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华”小说作品。我感觉中国大陆作家和“马华”作家的小说，除了构思和内容以外，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几位得奖的“马华”小说作品，语言普遍具有一种优美和从容的韵味，少有盲目投靠先锋的躁气，在词语的使用上显得朴素而自然，我以为是非常可贵的。
以上大略介绍了汉语词语的现代发展历程和走向。词语的频繁更替，是全球性都市文化的一大特征，从语言的层面上，展现了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现状和走势，显示了人们当代意识悄然嬗变的轨迹。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华文的文字终于被分解成为符号与数据，经过中文软件程序的分析处理，用敲打键盘的数码代替了文字书写。但未来的文字是否还将被图像所代替？我们只能怀着亦喜亦忧的心情，静观这个不断进步发达而又愈加疯狂的世界。
最后回到我讲演的主题，我想说，汉语词语在现代社会中的嬗变，像一个可以无穷组合的魔方，为我们提供了种种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前景。我们用那些被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经典词语，来架构华文文学这座宏伟的大厦，我们还必须使用新型的建筑材料，来完善它充实它。我希望，无论这个汉语的魔方怎样旋转，词语怎样更新，我们都应将它驾驭得更加得心应手，用更生活更文学的语言，描摹人的心灵世界，传递人类的文化精神。
（该文为1998年在马来西亚“花踪”国际文艺营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