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过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地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只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而完全被剃光了，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和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的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的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么？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颤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颤栗了。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我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妈妈会说话，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妈妈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妈妈会说话了，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慢慢复苏。
清晨急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妈妈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强调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的最初那些日子，从她嘴边曾经奇怪地冒出了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若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开始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在病床上长久地输液保持一个姿势让她觉得难受，她便不停地转动头部，企图挣脱鼻管，输氧的胶管常常从她鼻孔中脱落，护士一次次为她粘贴胶布，并嘱咐她不要乱动。她惭愧地说：是啊我怎么老是要做这个动作呢。胡主任问她最想吃什么，她说：想吃蘑菇。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病房的医生护士忍俊不禁。她仍然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却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如今再回想那一段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日子，真是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忍受着病痛，我从未听到过她有过抱怨，或是表现出病人通常的那种烦躁。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妈妈准确地复述说：灾难过去了。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我明明看见她是醒过来了，又觉得她好像还在一个长长的梦里游弋。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却糊涂得连我和妹妹都分不清楚。她时而离我很近，时而又独自一人走得很远；有时她的思维在天空中悠悠飘忽，看不见来龙去脉；有时她却深深潜入水底，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和水上的涟漪……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的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母亲也许是听见了不知何处传来的音乐声，她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
医生带着护士们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又说，多么好听的声音……还说，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护士们都喜欢与她聊天，她们说朱老师说话，真的好有意思啊。
有几天我感冒了，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戴口罩的我了，她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妈妈认出我了，妈妈笑了，妈妈就说：你太累了，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胡医师陪她去做ct，路上经过医院的小花园。胡医师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想起母亲刚刚苏醒的那些日子，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妈妈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得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一卷一卷地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一如冷傲的秋菊，在凋谢前仪态万方的告别演出。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总是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在她的理智与思维逻辑都尚未健全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人性中那种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朦胧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在一个人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尚无法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时候，她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思维和行为，应是她身心中最真实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