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编辑出了个多么清雅的题目。
我也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但那叫“书斋”吗？在我的想象和希求中，“书斋”可是另外一种样子。可不叫它“书斋”，又叫它什么呢？
不是它选择了我，也不是我选择了它。我拥有它完全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仅仅由于我“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理应有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生活把它分配给我，或者说是命运把我塞给了它。它因为我而能荣幸地在《光明日报》上占一角地方；我能成为一个“写匠”也多亏它。我们相互依存，充满感情。虽然它地处郊区，是大地震之后盖起的简易居民楼中的一间，夏天小贩的叫卖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绝于耳；冬天西北风呜呜怪叫，好像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地震。但我对它还是充满了依恋。我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躲进它的怀抱，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看点自己想看的书。
它的空间有限，但用途很广。它是我们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我无法按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来布置它，只能按“家庭首府”的需要来安放东西。
房子的正中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蜂窝煤的炉子，靠它取暖做饭。吃是活着的第一件大事嘛！一张单人床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床铺南北方向置放为宜，这是由于地磁的作用对人体有好处。我的房子太小，实在调度不开，只好东西方向安放。我常做噩梦，大概就缘于此。
一进门最显眼的当然就是那两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了，它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硬柞木制造，高及屋顶（房子小就要充分利用高空），精细而又结实，颇像两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左边悬着一把精钢青龙剑，右边挂着景颇刀。这两个书架里的书都是我喜欢的，有参考价值，不借外人，而且不断增加。如今铅字和油墨给人类造成的负担是很沉重的，许多书是不配摆上书架的。
靠着东墙还有两个从家具店买来的书架，与我自己设计的书架相比就显得矮小、寒酸和粗糙多了。如今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要高级的，唯独没有高级书架。四个书架都塞得满满的，淘汰下来的书就捆好塞进床底下、堆到阳台上。在两排书架的挤压下留出一个小胡同，一头通阳台的门，一头顶上北墙。无论房子多么拥挤，也必须留出一块空地，供我在构思或被一个句子卡住的时候来回溜达，借助双腿有规律地运动，打通堵塞的思路。
我只要蹲在家里，就得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书的挤压。垫花盆的是书，当茶几的是书，柜顶上是书，过道里是书，厕所里是书，门后边是一人高的杂志垛。站在窗前向外望是像书本一样四四方方的大板楼；推开门向后看，还是方方正正的板子楼。狭小，拥挤，晕眩。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感受不到城市生活里的“现代气息”？
既然叫“书斋”，自然少不了一张书桌。但这张书桌不归我专用，谁的工作重要谁就有权占用它。儿子今年要考大学，只要他回到家来，我便让位。全家人吃饭在这个房间，待客在这个房间，除夕放鞭炮、看焰火也要站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所以应该叫它“多用斋”。
在迎面的墙脚下放着一对触目惊心的巨型哑铃。这是当年我干锻工时根据自己的力气亲手锻造的，是钢的，不是铁铸的。它无声地告诉客人们，这间屋子的主人有多大的蛮劲，足令那些文弱瘦削的同行们咋舌。“好汉不提当年勇”，其实我眼下对它也是举得起玩不转了。当年从事重体力劳动积攒下的老本快吃光了。
还有什么呢？噢，一对沙发。来两个客人正好，来三个以上的朋友就要坐到床上去或打开折叠椅。北墙上钉嵌着一挂鹿角。东南角的书架上面有一个苍鹰的标本，利爪紧紧抓住一块山石，翅膀张开，目光贼亮，似乎随时都可能俯冲下来。还有大大小小十盆花木，枝叶茁壮，很少开花。我偏爱看叶的植物，四季常绿，永远富有生机和希望，给人以扎实稳重的感觉。花儿虽好，有开终有落，开时好看，高出叶子一头；谢时难看，惹人怜惜。书架里、书桌上还摆了一些不值钱的工艺品。一位风雅的朋友说：“你这屋子里乱套了，什么玩意儿都有，不协调，没有风格。”
是的，乱七八糟是我这屋子的一种格调。不仅如此，连这里的气味也是多变的。抽烟的客人走了留下烟味，时髦的女客走了留下香水味，工厂的朋友来了谈经济，老家里来人谈农村，干部来了谈时事，同行们来了谈文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气味，唯独我这间屋子里是杂味。有时一天要变好几种气味，堪称“多味斋”或“杂味斋”。
不管怎么说，我在自己的屋子里感到轻松、自在，且有一种安全感。我是“业余作者”出身，用唱戏的话说叫“票友下海”。写作没有规律，一身游击习气，在哪儿都能吃能睡能干。可还是回到自己的根据地，精神最愉快，竞技状态最好，因此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诞生在自己的“多用斋”里。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趴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因为孩子要占用书桌写作业。我一向觉得孩子第一，写作第二，至今如此。虽然作品也是自己的“孩子”。
所谓“破家值万贯”，我深以为然。“破”而有用。虽“破”而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正因为它“破”，可以不必精心爱护，省去不敢碰、不敢摸、不敢坐以致成为物质的奴隶的担忧。如果“破”而“多用”或“乱”而“多用”，就更加可爱，完全值得像我这样写文章来自卖自夸一番。
1992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