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当时没有这样的叫法，当时叫民国二十年——7月，我们下川东十四个县的七八百名初中毕业生按当时的规定，都集中到下川东军阀防区的首府万县去参加毕业会考。

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进了万县这不算很大的城市，却以为是进了大都会了，看什么东西都觉着稀奇。看见马路上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的自行车，惊呼“洋马儿，洋马儿！”奇怪，它只一前一后两个轮子，怎么能飞跑而不倒？由于没见过电灯，以致晚上睡觉时想用嘴吹灭灯泡而莫奈何。一些乡下大户人家的子弟，说是来赶考，其实就是进城市来“开洋荤”的。他们怀揣银元，到大商场去买新衣服和新鲜玩意儿，特别是那黑光锃亮的皮鞋。有同学买了穿在脚上，在街上踏得“叭叭”响，好不神气。我非常羡慕，也想买一双，谁知到商店一问，要五个大洋，那是够我一个多月的伙食费的，想到家里人的辛苦，我忍痛未敢买。不过想到晚上走夜路方便，我买了一个手电筒，拿在手头晃来晃去，很神气。但是后来到了大城市里，晚上走路都有路灯，那个电筒也就一直放着没用，白费了钱，让我深为失悔。

会考的日子到了。听说在下川东称霸的那位军阀王陵基很重视，要亲自担任主考官，要照过去考举人的规矩办。我们按规定时间来到开考的地方，那军阀王陵基果然坐在考棚外的长桌后，两旁站着点名的师爷，顺石梯而下，两边排列着提着手枪的卫队，甚是威严。

我们诚惶诚恐地列队站在距考棚几十级石梯下的街上，听候点名入场。遥望着“主考官”带领本城的军政头脑以及绅耆大佬在考棚前举行仪式，他在上面说了些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清，但考生们谁也不敢出声。

仪式完成，开始点名。远远望去，“主考官”像审案子似的拿着点名簿叫名字，站在他旁边的师爷便跟着唱出这个名字，站两排石梯上的卫兵，一路吼着把名字传了下来。听到自己名字的考生大声回应：“到！”然后端着砚台握着毛笔，战战兢兢地低头循石梯而上。到“主考官”面前鞠躬行礼，等着师爷“验明正身”后，才得以进入考场。

我们坐在考场里，接着发下的试卷，答写起来。全场鸦静，连大气都不敢出，因为监考的不止有老师，还有提着手枪的卫兵。只要发现有谁交头接耳或作弊，卫兵便会用枪顶着拉出去，没收准考证，不准再参加会考。可以说，这次考试还真是过得硬的。

几场考试，题目虽有难度，但我都轻松地交了卷，出考场后和成绩一直比较好的同学对了一下答案，自信是考得不错的，安心地等待着发榜了。

几天后，红纸榜单贴了出来，大家相约着去看榜。我们那个不起眼的农村中学，可是大大地出风头了，榜上会考合格的一百多名考生中，我们学校上榜的人数最多，占了约五分之一。而且前五名考生中，我们学校就占了四名。我的名字也排在榜的前面，是第九名，这真是太高兴了。

回到旅馆，早有一串串送喜报的人上门来了。他们高举着印有金色贺词的红纸，大声唱喝着“恭喜×老爷高中红榜荣登×甲×名”之类的贺语，一阵鞭炮声后，不由分说地一手拉着让“老爷”们接贺词，另一只手自然是讨赏钱了。至于赏钱的多少，就看你这位“老爷”中的高不高，一般起码要给主报人一块银元，其余跟来的每人少不了一两串（一串是一千文铜钱，一块银元兑四串多钱）。对我们这些高中榜首的“老爷”，那更是道不完的喜，赏钱要的也高得多。有的阔气的给到十元之多，但给的少的还得挨报喜人咒骂。

通过会考的学子们学着老规矩，互称“同年”，相互登门拜贺。然后邀上同学朋友，到酒馆里开怀畅饮，有的甚至还合伙包有扬州姑娘侑酒的花船游江。我们没有钱包花船，就租了一条小船，带了些酒菜到船上。小船沿着河岸向长江上游划去，到了太白岩下，又顺流而下，我们在船上学着古人那样，临风酹酒，细酌慢饮，吟诗作词。这次会考中的前几名同学当仁不让，即席吟诗赋词述怀抒愿，我也当场吟了一首古诗，现在还依稀记得其中几句：“乐莫乐兮旧相知，悲莫悲兮新别离，长江浩荡兮出三峡，燕赵驰骋兮何时归？”因为高兴，我破了家父立下的不准喝酒的禁令，放开大喝，以至沉醉如泥，竟不知何时回到的旅馆。

那一年，我满十六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