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元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掌权，想解脱两个受审查的省委干部，须事先查清这两人的家庭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某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在五十年代曾因一次口误，在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便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进入监狱服刑。我在沈阳监狱见到他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不论他写下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生命是应该的，都不同意给他平反。当我们同他说起这事，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得。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做“政府”：“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出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外还响着武斗的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旅客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位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过着有家不能归的日子。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做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 圣经 》也读过伊斯兰教的《 古兰经 》，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版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白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在黑云低压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出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一抹一抹的闪光？……
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制造出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最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彼此的同质性：它们只是权势，或者是权势的包装。
如果说语言曾推动过文明演进，那么语言也可以在神圣光环之下失重和蜕变，成为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贫困难题、怀疑主义、性解放等等，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互联网，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疯长和语言爆炸，形成对地球表面厚厚的覆盖。但谁能担保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惕：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做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唯我独尊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敌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盐午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什么人再提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和尚和道士，请来了洋乐班子和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似乎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帖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中国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沈阳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欧洲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相反，他高唱“文革”时的歌曲，操一把柴刀，取一个大冬瓜，把那冬瓜横劈竖砍，尽泄胸头一口怒气，其涵义看来是十分恶毒的。
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他恨恨地吞咬着一个生红薯，更生气了。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狗汉奸算账。其实，他人瘦如猴，并不怎么雄武，出门后先去志煌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算什么账。光是人家天安门那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吓得夹回来，他还能把人家董事长怎么样？
幸好，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工具。魁元左右看一看，眼明手快地把电钻塞进怀里，又顺手拿了两个插座板，溜出大门，跑到他三哥家的红薯地，挖了一个土坑，埋下再说。他知道这家伙以后可以卖钱。
他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又是擦汗又是扇风，把跟着他的狗踢得惊叫，好像他已经很有权利这么踢了。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魁元是好欺的么？”他兴冲冲地对母亲夸口。
“那个货如何说？”
“如何说？一切后果归他负责！”
只是没有说有什么后果，又如何负责。母亲看他忙着擦皮鞋，没有进一步往下问。两个嫂嫂抱着娃崽在门边站了一会，对事情的结果有点半信半疑，迫使魁元再次说出几句大话：“他有钱又如何？我一去，他就晓得的。”
吃完饭，魁元在家里呆不住，出门去找电视看。刚走到路口，发现路上堵着三个汉子，借着月光看出，其中一个是盐午手下的管家，姓王。魁元装作没有看见，想擦身而过。
“走就是么？”王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等你好久了。说，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吐？”
“你说什么？”
“还装蒜？”
“开玩笑呵？王哥。”
魁元笑了笑，想拍拍对方的肩，手还没搭上去，对方一出腿，他就刷的一下矮了半截，跪倒在地。他两臂护住脑袋大喊：“你们敢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
一个黑影给了他一拳：“哪个打人？”
“告诉你们，我也有兄弟……”
他腰上又挨了一脚。
“说，哪个打了你？”
“好好好，没打，你们没打……”
“你知道没打呵？这还像句话。好好说，电钻藏到哪里了？莫伤了和气。”
“本来就是不要伤和气么。今日你们发的帖子那样缺德，我还没跟盐午哥说……”
“你说什么？”
“哦哦，我是说我还没有跟马董事长说……”魁元还没说完，感觉头发被一只手揪住，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上引升，升到了王大胡子面前。他看到的大胡子面孔已经倾斜。
“你还想同我们耍一耍？”
“说，我说，好好好我说……”
魁元的屁股上又有一次剧痛。
他带三个汉子来到红薯地，双手刨去一些浮土，把电钻和插座板取出来，毫无必要地把插座板拍拍灰，还攻击它的质量：“这些都是伪劣产品，我一看就晓得。”
“给点草鞋钱吧。”黑影们拿了电钻，顺便剐了魁元的手表，“今天算是给你个面子，以后再不懂味，割了耳朵再说话。”
“那当然，那当然……”
这件事是怎么被对方发现的，魁元满心纳闷，但不敢问，直到黑影远了，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才站起来哭丧着脸骂：“崽呵崽，老子不杀了你们就不是人……”
他摸了摸手腕，发现那里确实空了，又到土坑里刨了刨，发现那里也确实空了。他决意去找村长。
村长根本不愿意听他谈什么亏元不亏元，手表不手表，听他哭起来，只用眼角瞟了他一下，甩手离他而去。村长是个戏迷，晚上去天安门看戏。可惜这天没有什么好戏。台上是双龙弓那边来的一个厚皮班，唱一些七拼八凑的地花鼓，唱腔、身段、化妆、锣鼓完全草得很，凑几个人在台上打禾晒谷一般，牛头不对马嘴地唱下去。实在没有词了，他们就来点挤眉弄眼的秽语痞话，博得台下一笑，也算是将就。台下已经有好多人往上面甩草鞋。
村长没找到烂草鞋，便上路回家去睡觉。突然，一个哇哇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颈根已经被两只手掐住，整个身子向前栽倒，额头不知砸在什么东西上，眼前一片金星四冒。他想看清身后是什么人，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说时迟，那时快，他感到右耳处一阵清凉，用手一摸，发现那里已平坦。“耳朵——”他惊恐地大叫。他听到身后有衣衫撕破的声音，听到身后那人吱吱咯咯地咬着什么，然后一口吐在地上，跳起脚来猛踩。这还不够，那人把踩过的东西捡起来，朝远处人流最稠密的方向拼力射出——所有的动作都在刹那间完成。
“姓王的，捡你娘的耳朵去呵——”
是魁元透出酒气的一声尖叫。
“王拐子，你不听君子言，耳朵喂狗去呵——”
魁元显然是一刀割错了人。
“魁拐子你猪嬲的，你眼睛里夹豆豉呵？”
“魁拐子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咧——”旁边也有人在喊。
周围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冲过来，拦腰搂住疯了般的魁元。一阵扭打之后，魁元甩倒来人，冲破阻拦，朝山坡上跑去。
村长还处在全身哆嗦的惊恐之中，捂着脑袋右边的血流，一个劲地哀哭：“耳朵……哎哟哟我的耳朵哟……”他四肢落地，狗一样在地上寻找。有人突然想起来，说刚才魁元朝饭铺那边扔了什么，或许就是扔的耳朵？于是大家也帮着找，用手电筒照射，用松明子增亮，还把一双双脚挪开，担心自己不小心踩着什么。他们弯下腰去，很快找到了一个纸烟盒子，还有几块西瓜皮，几堆猪粪，就是没有发现一片肉。最后，一个娃崽眼睛尖，在一只烂草鞋里把那片肉找到了，可惜已经血肉模糊，嵌进了一些砂粒，糊了黑黑的泥污，而且完全冰凉，怎么看也不像人的东西了。人们说，它没有被狗叼走，是不幸中的万幸。
人们松弛了双脚，可以大大方方朝地上踩了，不担心踩着什么宝物了。脚下的土地，重新结实坚硬起来。
村长头缠白纱布从卫生院回来，已接近第二天早晨。据说耳朵是马马虎虎缝上了，但魁元那贼养的做得太绝，把它嚼咬得不成样子。郎中说，这耳朵最后能不能接活，暂时还没有把握，先接上再看吧。
很多人围在他家的门口，探头探脑朝里面看。
三个月以后，魁元一案终于在区法庭判决。他逃跑到岳阳，还是被盐午派治安联防队从那里抓了回来。他的罪名是暴力伤人加财产盗窃，两罪并罚，判刑八年。他没有请律师，也显得无所谓，站在法庭上还不时朝旁听席上几个要好的后生咧咧嘴，笑一笑，头发朝后潇洒地一摆。如果不是法警喝止，那些后生已经把点燃的香烟递过来了。
“烟都抽不得么？”他向法警做出很惊讶的样子。
庭长问他最后有什么说的，他又做出很惊讶的样子：“我有罪么？笑话，我有什么罪？我只是看错了人，只怪我那天喝多了一点酒。你们晓得，我平时是不喝酒的，除非是人头马，XO，长城干白。孔府家酒顶多也只喝一小杯。我的问题是朋友太多，人家一见面硬要我喝，有什么办法呢？不喝对不起朋友呵。那就舍命陪君子吧。再说那一天是七月半，鬼门开，不喝对不起先人呵……”
“胡魁元，这里是法庭，你不要牛胯里扯到马胯里。”
他被法官一再打断，连连点头：“好好好，我拣重要的说，拣实质的问题说。当然，我是做了一点不那么文明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犯罪，绝对不是犯罪，顶多只是一下看花了眼，就像一失手，打烂了一个碗。你们说对不对？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审判，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已经向上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专署的李局长很快就会来的，就是粮食局的局长，我前不久还在他那里吃过饭……”他关于那天吃饭时的天气、环境、菜谱种种，再一次被法官不耐烦地要求略去，只得从命。“好吧，不说李局长了。上面对这个事是有看法的。省里的韩主编也认为我没什么问题。韩主编你们都认识吧？……怎么？你们连韩主编都不晓得？他是我叔呵，是我老爹最好的朋友呵，原来就在我们这个县文化馆工作呵。我劝你们打个电话去问一问，问一问他，省政府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他的十八扯足足耗费了二十多分钟。
法官盯着他一口焦黄的牙齿，觉得他一口歪理混账透顶，终于驳斥了他的申诉，让警察把他带出去。他留给人们一个背影，还有过长的西装裤松松地挂在腰上，垂在脚后跟的裤脚在地上扫来扫去，拖泥带水。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呼。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砸在灵牌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火铳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解。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做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叫鸡，鸡血滴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凭。
最后，双方各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在水中放一枚铜钱。嘴里念念有辞以后，她们各自从水中捞出铜钱，在对方眼皮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午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胡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起来：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亲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
据说，越是孤寒穷困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入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讲一讲计划生育，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吃饭，轻则塞一包烟。
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副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地等待，偶尔为一支抢来抢去的香烟笑闹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看那里会不会有香烟和饮料，不料才走到半途，遇到一个叫煌宝的人，把他们劈头盖脑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眼交换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哄然一笑，走了。
△企尸
魁元过继给胡家，但还没有压字（ 参见词条“压字” ），不算正式入族，所以只能葬回马桥。他的一个小哥（ 参见词条“小哥”），即外来人说的姐姐，名叫房英。多年前远嫁平江县，此次闻讯赶回娘家，在弟弟的棺木前大哭了一场。她没去参加“开眼”，也决不收下盐午家的安慰费。不仅如此，她还说什么不让魁元入土，整日守在墓前不准任何人动锄。她请来几个人帮忙，把棺木高高地竖起，用几块岩头从旁撑住。
这就叫“企尸”。企是站立的意思，发音ji。马桥人都知道，企尸是一种鸣冤方式，以图引起公众和官家的注意。棺木周围压着的石块，表示冤重如山。棺木直立，则表示冤情大白之前死不瞑目誓不入土。不管人家如何劝说，房英一心认定弟弟死得太冤，是活活被人害死的。
她还在村里扬言，只要哪个帮她魁元弟伸冤，她就酬谢一万元钱。如果不要钱要人，也可以，她可以做合同老婆，包做家务包生崽，什么工钱都不要，一两年后还她的身子就行。在什么都需要交易的年头，这是某些女人不成文的交易方式。
△嗯
当时听说边境紧张，公社部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挖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中国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一定要抢在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任务。
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上土。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木柄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镐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箢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上，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只照亮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亮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亮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挥镐不已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 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水吸入我的鼻孔，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用手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巧软和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只是事后的想象。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搂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缓过劲来，她也回到了性别之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踏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想象过她的一只手，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穿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卧着，任浑身泥土混和着汗水，在暗无天日之处气喘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鼻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鱼眼睛里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者一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已。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丢人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做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在回忆中弥足珍贵。也许房英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的惶恐，出嫁之时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吃糖果的娃崽，慌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她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送嫁队伍挑起嫁奁，背着新锅，在一些娃崽吵闹追赶之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远处送亲的唢呐突然吹响了，吹得满目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哭的理由。我哭自己家人已经忘记了我（ 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 ），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 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封事关招工前途的重要信件，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 )。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 参见词条“企尸” ）。“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 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 ），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 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上一把 )。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好。”
“令尊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形势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形势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他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朝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对不起，是有点眼生了。”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
“是么？就二十年了？这就怪了，果真是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啦，啧啧。”他大惑不解地一个劲摇头。
远处有一个人笑着喊：“他就是马鸣咧——”
“对，贱姓马，小字鸣。”
“你就是马鸣呵？你就是神仙府的……”
“惭愧惭愧。”
我这才把他想起来，想起了当年我到他那里刷写毛主席语录。我注意到他鼻尖上挂着一颗鼻涕，要落不落的，脸上每一道肉纹里都有肥沃污泥，却一点也不见老，红光满面，声气硬朗，还像以前那样套着一件油污污的棉袄，两只手笼进了袖子。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胸前多了一枚什么大学校徽，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
“你还住在……神仙府？”我问他。
“喜迁新居，喜迁新居。”他笑了笑，用手里一节泥糊糊的生藕，指了指身后的防空洞，“天生一个仙人洞，冬暖夏凉待遇高呵。”
“这么潮湿还能住人？”我大吃一惊。
“你就不懂了。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鱼变的。鱼一年到头游在水里，怎么一活成了人，反而怕什么潮湿？”
“你不得病？”
“惭愧，我这一世人，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就是不晓得药是什么味。”正说着，一个婆娘匆匆地来了，说她家园子里一只南瓜没见了，问是不是马鸣摘了。马鸣立刻怒目而视：“你如何不问我杀了人没有？”见婆娘发了呆，又紧逼上前，咬紧牙关迸出一句，“你如何不问我杀了毛主席没有？”接着朝地下啐了一口，忘了我这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吓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照例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村后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入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好几年来，他同村里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人世，有一次一个娃崽落在水塘里，村里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了娃崽，对娃崽父母的事后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肉统统丢到粪凼里，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神仙府是马桥最古老的宅子，两年前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刨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有用，被村里人拿去盖了个路边凉亭，也给他马鸣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以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搂着铺盖钻入了防空洞。
他在土洞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眠风寝露。有人曾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就不担心什么野物么？他说，野物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在村里最恨两个人，一是恨本义，二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下嘴皮一翻上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但我不敢说：
这三张相似的脸莫非来自同一个父亲？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用马桥的话来说，这三人该叫做“隔锅兄弟”，或者“借锅兄弟”。其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飘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似乎更注重这两方面的关键事实。
我相信村里是有人知道“地包天”的内情，只是不会说给我听。我相信马鸣、本义、盐午这三人也或多或少知道点什么，看见同自己酷似的两张脸，如同对镜自照，不可能心中无疑惑。
不过，他们冲着这些镜像又能怎么样？
△归元（ 归完 ）
在马桥语言里，“完”字发音yuan，与“元”是一个音。完是结束的意思，元是初始的意思，对立两义统一于相同的声音，过程的两极竟在语音上相接。那么，马桥人说“归yuan”是指归于结束呢？还是指归于初始呢？
如果事情都是归于结束，那么过程就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永远不会重复，永远有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绝对位置，也就有了比较和判断的意义。相反，如果事情都是归于初始，那么过程就是一个永远周而复始的圆环，永远处于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重叠和倒置，叫人迷茫。
在我看来，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两分，把历史看成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他们所有的荣辱成败毁誉得失，会永远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里，接受精确和公平的终审。他们的执著将最终得到报偿。而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合一，把历史看成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
马桥人将选择哪一个yuan？归元还是归完？
或者完本就是元？
马桥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几乎遗落在地图里无法找到的小村寨，有上、下两村几十户人家，有几垄田和几道可以依凭的山岭。马桥有很多石头，有很多土。这些石头和泥土经历了千万万年，你怎么睁大眼睛也看不到它的变化。它的每一颗微粒，都在确证永恒。它永远不息的流水，喧哗着千万万年以前的声音；而千万万年以前的露珠，现在还挂在路边的草叶上，千万万年以前的阳光，现在还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前面一片嗡嗡而来的白炽。
从另一方面说，马桥当然不再是从前的马桥，甚至不再是刚才一瞬间的马桥。一条皱纹出现了，一根白发飘落了，一只枯瘦的手失去了体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一张张面孔在这里显现然后又逐一消失，成了永远不再回头的事实。我们唯有在这些面孔上，才能怵然发现光阴行进的痕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一张张面孔避免在马桥土地的沉陷——就像一个个音符在琴弦上轻轻地熄灭。
△白话
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 一 ）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 二 ）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
（ 三 ）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去声，与“怕”同音，充当“怕”字声符最为准确。所以在这里，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指神怪故事和罪案故事，能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说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做琐碎浅薄之语，汉代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从魏晋时代的《 搜神记 》到清初的《 聊斋志异 》，作为白话文的一脉相传，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奇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命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沌。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入一种低俗而无效的“白”，进入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得用另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那种神示的语言也许隐遁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癔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
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眼珠和须毛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夜晚或雨天，来自三五成群的人们蜷缩着身子，乐滋滋交流的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做对世道人心毫无补益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世界上各种战争说打就还是在打。崇拜歌德的纳粹照样杀人，热爱曹雪芹的政客和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行进。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忝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小会计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不在场。他蹿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再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
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子，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楼。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贼，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丈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汗毛竖起来了。
“这个贼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嘴巴，脸上是个光板子……”
洞口有了脚步声。听一听，知道是房英从家里转回来了。她刚才说回去拿一点粑粑来吃。
复查撕着手里尚有热气的粑粑，笑着说：“我们在说鬼，你听不听？”
她急急地“嗯”了一声，脚步声朝黑暗中逃去。
“外面有鬼呵，你不怕？”
脚步声停止了。
复查嘿嘿一乐。
“外面落雪了吧？”
没有回答。
“快天亮了吧？”
还是没有回答。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鬼了，你坐进来些，这里暖和。”
静了片刻，窸窸窣窣的声音近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看见房英，只有她鞋上的一个金属扣环浮出黑暗，闪烁了一下。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只脚离我不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脑门顶上有咚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沉沉地咚了一下，震得灯火一晃，但声音不像是来自脑门顶，而是来自前面，或者是左边，是右边，是所有的方向。复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晓得。他说这上面是山，是晚上，不应该有什么声音。我说是不应该有什么声音。他说是不是我们挖到坟墓里来了？是不是真要碰到鬼了？我说我不信。
他说老班子们说过，天子岭上原来有一个洞，可以通到江西，是不是我们要挖通了？说不定外面就是江西呢？或者是北京呢？是美国呢？我说亏你还读了中学，这才挖了几十米？恐怕还没有挖到本仁家旁边的那个粪棚子。
他惭愧地笑了笑，说他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隔好远，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远呢？隔好久，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久呢？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比方说用挖洞的办法，一挖就挖到另一个世界去？
这是我小时候的幻想——常常把脑袋钻进被子里，希望从被子的那一头钻出来时，一眼看见什么明亮的奇迹。
我们等待新的声音，呆了好一阵，倒什么也没有了。
复查扫兴地打了一个哈欠。“算了，时间差不多了，散工吧。”
我说：“你端灯。”
他说：“你穿好衣，外面冷。”
灯火移到了我背后。于是，我的身影在前面突然无限放大，把我一口吞了下去。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1995年11月草成，1996年1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