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安全的对象，一个比较道德的范围，比如田土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意，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琢磨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洒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看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部，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拢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心没肺的高傲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遭到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忾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脸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做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女和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整齐，腰圆如水桶。这个水桶成了女子党长达十多年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家，做了他人妇。其中有三位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媒婆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辞的忠诚，一种报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断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即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强制之下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上门生意骑着脚踏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伯伯家。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怦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半老头子对她怯怯地点了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个字已经生疏。
“秋贤呵……”对方一脸苦笑，“你看这家伙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他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桥。”
娃崽看看父亲，又看看女人，一溜烟爬起来，十分内行地坐上脚踏车的前杠。
复查手足无措，大概上前来抢夺有些不便，只是远远地跺脚：“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讨打呵？”
“科科，同你爹说，不碍事的。”
“爹，不碍事的。”
“问你爹，他来骑不？”
“爹，你来骑不？”
“不……我不会……”
“你要他坐上来。”
“爹，你也坐上来。”
“不行不行，你们先走吧……”
秋贤迟疑了一下，听到对面山上已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便把自己的一把雨伞回头塞给复查，跨上车朝前面先走了。娃崽在迎面而来的气流中很兴奋，一会儿发出赶马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汽车的声音，碰到路边有娃崽看着，这些叫声便更加响亮。
“科科，你爹……对你娘……好不好？”
“好。冲呵——”
“他们吵架不？”
“不，不吵。”
“真的不吵？”
“我娘说，我爹脾气好，吵不起来，没有一点味。”
“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信。”
“真的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
“喜欢呵。”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吧？”
“没有。”
“你娘会不会骑单车？”
“不……”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轧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愣，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地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问书
我再次见到复查的时候，他一头杂毛，还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搓着手，定局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我实在没有时间了，看他不屈不挠地立在一边默默候着，没有办法，只得从命。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让我看一看他写的书，一沓写在账本纸上密密麻麻的草稿，装在一个塑料的化肥袋子里，夹杂一些草须。墨水的质地也不大好，墨色淡褪，很多地方看不大清楚。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胆的研究：
他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π。
我不懂数学，没法对他的研究提出什么意见，对他的石破天惊之论也充满着怀疑。
他淡淡地笑，把烟丝搓软了，往竹烟管里填着。他说隔行如隔山，你是可能看不懂。你认不认得上头的人?
“什么人？”
“搞数学的人。”
我赶忙说：“不。”
他眼中透出一丝失望，脸上还是笑：“不碍事的，我再找。”
我回到城里以后，他给我来过信，不谈圆周率了，谈一些语文方面的事。比方他认为“射”与“矮”是完全颠倒了的两个字。“射”是一寸之身，自然是矮的意思。“矮”呢，从矢，才有射的含义。他把这个意见写成了给国务院以及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信，托我找熟人递上去，递给“搞语文的人”。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马桥人以前说读书是“问书”，他爹就是这么说的。学问学问，不问如何有学？相比之下，现在的“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倒有过于重视文牍死记呆背的倾向。他建议全国的学校里还是恢复“问书”的说法为好，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
△黑相公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村里有人大喊大叫，“嗬——嗬——嗬”的声音此起彼伏，片刻后狗也吠成一片，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我爬下床开门来看，发现淡淡的月光里，万玉的嗓音特别尖利可怖——原来是一只大山猪蹿入村了，被男人们刀砍棒打，留下一线血渍和几束脱落的猪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男人们都说可惜可惜，意犹未尽地朝黑黝黝的岭上又“嗬”了一阵。
这个时候所有的大门都大开，所有的男人都抄家伙跑出门来，连万玉那种水蛇腰娘娘腔的人，手里也捏着一把柴刀，跟在别人后面东张西望。复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不算什么。不光是黑相公，不管什么野物进了村，只要有人一声喊，哪一家都不会关大门的。这时候若关了门，以后就休想有脸面做人。
他们把山猪叫“黑相公”。
叫了一阵，叫出了岭上一阵阵回声，估计今晚没有什么希望了，大家才怏怏地分头回家。我走到屋檐下，不留神一眼瞥见窗户下伏着个黑森森的家伙，差一点魂飞魄散。我叫来其他几个知青，发现它还是久久没有动静。我鼓足勇气靠上去一点，发现它还是没有动。最后踢一脚，才知道不是山猪，是沙沙响的柴捆。
已有了一身冷汗。
黑相公（ 续 ）▲
马桥人的“赶肉”即围猎；“做鞋”即下夹套；“请客”即下毒药；“打轿子”即挖陷阱；“天叫子”即粉枪火铳，如此等等。他们疑心动物也通人语，说猎事的时候即使坐在屋里，也必用暗语，防止走漏风声让猎物窃听了去。
尤其是指示方向的词必须重新约定：“北”实际上是指南，“东”实际上是指西。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围赶黑相公的时候，人们敲锣呐喊，人多嘴杂，为了隐蔽陷阱或枪手的方向，只有约定暗语，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才可能迷惑畜生。
牟继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就是不往心里去，有时候事到临头脑子转不过弯来。他是初二级八班的，比我高一届，同我一起下乡。有一次我们从罗江边上买秧回来，他说要早点回去洗鞋，冲冲地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一眨眼就没看见人影了。我们愤愤地揭露：好没意思，洗什么鞋呢？他何时洗过鞋？无非是怕路上万一有人走不动了，他身坯最壮大，不好意思不来接一肩。其实不接就不接，不必贼一样地跑那么远。累呵！
牟大个确实不曾洗鞋子，有时候发现鞋子里面实在滑脚，就用鞋带把鞋子连成串，吊到溪沟的急流处，三五天以后再拉上来晒干再穿。他说这叫“自动洗鞋法”。不用说，这样洗出来的鞋子还是问题严重，时不时涌出一股鲜臭。无论主人何时脱鞋，旁人一定有鼻感，赶紧四散奔逃。
我们没有猜错，这一天他果然没有洗鞋子。不仅如此，我们到家的时候，也没见他的秧担子，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回来。整整一个下午，走在最后的人都回来了，我们插完了好几丘田的秧了，还没见他的人影。直到天黑，听到路上有重重的脚步声，有拉风箱一般的呼吸，才谢天谢地，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全身是泥，竹箢箕里的秧只剩下浅浅一小半，根本压不住扁担。箢箕撞脚绊腿的，也合不上步子。他破口大骂：“妈妈的，这个鳖地方，这些鳖人！讲话跟放屁一样，把老子骗得岭上到处转，差点一脚踩到套子里。我嬲起你们老娘顿顿的呵——”
不知道他骂谁。
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一整天他耍到哪里去了？他一脸怒气对谁都不理，走到他的房里去摔东打西。我们花了好一阵工夫，才知道他居然忘了本地人方向颠倒的习惯，也不大适应本地口音，不问路还好，一问必错，把沉沉的一担秧担到马桥东面的双龙弓，又担到马桥南面的龙家滩，最后在岭上转来转去大游行，一直快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个过路的本地人疑心他不懂话，多给他一句提醒。他差点气晕。
我们大笑。
农民们知道这件事以后，更加觉得好笑。罗伯说：“那个肉坨子不懂人话，不成了个黑相公？”
岭上野物越来越少，黑相公这个词本来已经很少用了，不料牟继生让这个词卷土重来，只是改变了词义。牟继生平时出工不戴斗笠，光着上身在日头下暴晒，晒出了黑油油的虎背熊腰，一跑动身上就有黑浪晃荡。把黑相公的绰号加在他头上，似乎也能得其形似。
他体质强，喜欢同旁人斗个狠，尤其喜欢把本地的“鳖人”们比下去。鳖人挑两箩谷，他就偏偏要挑四箩，挑断两三根扁担，吓得旁人直吐舌头，这才强忍呼呼粗气，自鸣得意地罢休。鳖人穿上棉袄，他就偏偏要穿短裤，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吓得旁人啧啧赞叹，这才咬紧牙关，在人们的劝说之下半推半就地进屋。他喜欢打篮球，大伏天中午也不休息，在晒坪里一个人顶着烈日运球投球，没有篮筐架子也能玩出一身大汗。天气热得蝉灵子、蛤蟆和鸡都不叫了，唯有他的咚咚球声响彻全村，让农民们咋舌。
“我十三岁还吃奶。妈妈老是出差，奶娘硬要挤给我吃。”他经常这样宣布，解释他身体强壮无比的原因，也暗示他革命干部的家庭背景。
人奶是好东西。农民觉得这个解释是让人信服的。
仲琪很快对他表示了特别的兴趣。仲琪一到冬天就有个火笼子，闲时就提着它到处转。笼子小得只够烧两三块炭，只适合一个人把它夹在胯下或窝在胸口，也算是有了个火种，存了点热气。仲琪从来不让别人享用这个火笼，即便是女子们来暖暖手，他嘿嘿嘿笑得较为大方，也要限时限刻，不时提醒她们对木炭的花费，斥责她们对热气的大举侵夺。他唯有对黑相公网开一面，套鞋叭嗒叭嗒响，主动把火笼送上前去。不巧的是，黑相公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身体又好，从来不觉得冷，看一眼就哼哼鼻子走到外面去了。
仲琪掌握了村里很多秘密，从不轻易公之于众。有时顶多只说一个话头，人家一旦追问，他就得意地吊胃口：“你猜呵，你猜呵。”让别人永远听得不明不白。他只愿意与黑相公分享秘密，今天说一条：“复查屋里昨天有一堆鸡毛”；明天又贡献一条：“罗伯前两天在岭上跌了一跤”；后天再压低声音透露：“水水的娘家来人了，挑来了两个猪娃。”
牟大个对这些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要他拣下的讲。仲琪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好一阵，自己先红了脸，下定决心作出贡献。他说起复查的娘，说她多年前有一次中午睡觉，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压着一个男人，居然不是复查他爹。但她实在太困，没力气反抗，也无意弄清楚这人是谁，就对里屋喊：“三伢子，来来来，老娘热死了！你看这个无聊的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呵！”她的儿子在里屋睡觉，也没有醒过来。但这一喊已经足够，把模模糊糊的人影吓走了。她舒心地翻了一个身，继续呼呼大睡。
“后来呢？”
“没有了。”
“就没有了呵？”牟大个大失所望，觉得这一条秘密还是没有多少意思。
我后来发现，仲琪和牟继生的关系还是渐渐密切了起来。牟继生以前一到了晚上就吵吵嚷嚷要熄灯睡觉，现在居然常常独自外出，有时候很晚才归窝。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神神秘秘，含糊其辞，眉宇间藏着一丝得意，一不小心冒出一个有红枣味或者鸡蛋味的嗝，让我们震惊和嫉妒万分。他不会让我们分享口福的，打死他他也不会吐露真情。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问题是，后来我们查出这饱嗝与仲琪相关，我们还知道仲琪帮他打过糍粑，仲琪的婆娘帮他洗过被子和鞋子。我们怎么想也觉得费解：仲琪那家伙平时最小气，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为什么对傻乎乎的黑相公如此讨好？
夜里，我们已经入睡，被一声暴怒的推门惊醒。我点燃油灯，发现黑相公怒气冲冲地在床上大口出气。
“你怎么了？”有人问他。
“老子要捏死他！”
“哪个呵？”
他不吭声。
“你是说同意老倌？”
还是不吭声。
“他什么事得罪你？你这家伙不知好歹，吃了人家的还骂人。”
“睡觉!”黑相公把床板碾出一阵吱吱呀呀巨响，把别人都闹醒了，自己却最先发出鼾声。
次日下午，仲琪的套鞋声响上门来，蛋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胸前忽闪忽闪。“毛主席说，欠钱是要还的。搞社会主义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他响亮地咳了一声，“我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牟继生不还钱，还谷也可以。”
牟大个从里屋冲了出来：“我欠你什么钱？你这个老货讨打吧？”
“欠没欠，你心里明白。”
“次次都是你要请我吃的。我没讨，我没要，吃了的都屙了，你要还就到茅厕里去捞。”
“同志，话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赖，你还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翅膀还没有长硬，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懂不懂？说老实话，你黑相公的什么事情我都晓得，只是不讲。我是对得起你的。”仲琪的话暗含着威胁。
“你讲呀，讲呀，有屎快拉呀！”
“我讲？硬要我讲？”
“你不讲就是我的龙。”
“那好吧。去年种花生的时候，队上的花生种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里有花生皮你以为我没看见？前几天，你说是洗澡，其实是在做什么……”
黑相公脸刷地红了，扑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脑袋咚的一声顶在门上，顶出了仲琪的惨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们怕真的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奋力把他们分开。借这个机会，仲琪从我的腋下钻出去，叭嗒的套鞋声响到了地坪里。
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继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子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给他婆娘那个。”
“什么那个？”
“鳖，那个还不懂？”
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们后来才闹明白，仲琪没生殖能力，看中了黑相公一身好肉，拉他去床上代劳。“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睡的，神仙日子呵。”“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缝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床上开脱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作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么？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鸡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鸡呢？一只鸡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
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逼你结婚，没逼你入赘，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后生这东西用完了还会有的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同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去，决不能让仲琪老倌诱奸我们的革命知识青年。
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了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
“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子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娃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检讨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副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但这一切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异，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黑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磨咒
对作恶多端的夷边人，马桥人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磨咒”。比如有人在马桥人的祖坟上随便屙尿，或者对马桥的妇人非礼，马桥人可以不动声色，偷偷绕着夷边人走三个圈。做完了这个手脚，静静地等待那贼养的走上岭，走进林子。他们到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是一种把岭上各处地名拆散之后再加以混杂的极为复杂极为绕口的口诀，也就是他们的迷山咒。
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套夹，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血肿。据说曾经有一个偷牛的夷边人，还在那里送了命，再也没有走出天子岭北面那一片并不怎么茂密的枞树林。
还有一种取魂咒。只要取了恶人的一根头发，把咒语一遍遍磨下去，恶人就会神志不清，最终变成行尸走肉。
黑相公病退回城以后，有一种悄悄的议论。有些人怀疑仲琪的婆娘在给黑相公磨咒。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看见过那个婆娘，她虽然怨恨黑相公，但也没有什么恶言，有时还在邻家妇人面前痴痴地叹息，她这一辈子不求钱财不图高寿，只是想生两个黑相公那样人高马大的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是那样，她也不枉两个奶子挂了一世。
三秒▲
牟继生在马桥的时候，精力过人，下了工还要打篮球。知青们都累得不想动的时候，他就带着几个本地后生去打，有时还跑上几里路，到公社的中学里去打到半夜，一只球拍得月光震荡。
他对他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候哨子一吹，指着场上的一个说：“你裤子系上点!”
他是个连裤子都要管的裁判和教练。
他让他的学生学会了球场上所有最严格的规则，包括“三秒”。在此以前，马桥的后生也打球，只是规矩比较少，可以运球两次，可以情节严重地带球走，只是不准打人。牟继生用省甲级队的标准培训他的学生，成了“三秒”一词的传播者。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私人开的文化室，还有半个篮球场，一些后生叫叫喊喊打球，都是我十分陌生的面孔。唯一感到熟悉的，是他们不绝于耳的“三秒”之声，使我心中怦然一动。
这些后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知青。对于很久以前来村子里呆过短短几年的人，对于在村子里客居过几年的夷边人，他们茫然无知，也毫无必要表示兴趣。我散步全村。马桥没有留下我们当年的任何痕迹，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我依稀还能记出的一些故人，一个个竟无觅处，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大前年或者大大前年相继辞世。他们使马桥在我的记忆中一块块沉落，眼看就要全部灭顶。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现在，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只剩下了唯一的旧物，那就是“三秒”——虽然它的词义已经有变。在我的观察中，“三秒”对于眼下球场上的后生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篮下禁区超过三秒的滞留，而且意味着篮下打手、推人、带球走等一切犯规动作。三秒就是犯规的同义语。这肯定是牟继生当年万万想不到的。
△莴玮
冬天，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一时要建中学校舍，总是往下摊派任务：每人交烟砖五口。马桥人没有钱买砖，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
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建坟墓却决不马虎，总是耗费不少烟砖，似隐着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企图。这些坟历时太久，坟堆大多已经坍塌，茂密的荆棘茅草覆盖其上，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随便看上一眼的话，不大容易辨出坟的所在。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用耙头将表土渐次掀开，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到这时候，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躲得远远的。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争着把耙齿插入砖缝，慢慢摇，摇得砖块松动，再猛地撬掉第一块砖。
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破坟之时，必有蒸腾的白色汽雾，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待白汽慢慢散尽了，我们怯怯地凑上前，从破开的砖孔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可以看到曾历经人生的骷髅，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也可以看到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一般来说，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金银财宝，有时候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就算运气不错。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朝下俯伏，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样的人都是恶死，比如遭雷劈的，吊颈的，枪杀的，后人不愿他们重返阳世延续恶运，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让他们脸面朝下，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
人活着不一样，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
有一次，我们挖出一具女尸，发现她虽然已腐烂，但白骨还在，头发还乌黑发亮宛然有活气，其长度足可齐腰。两颗门牙居然也未腐败，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似有三寸多长。我们吓得四散逃跑。最后，还是队委会研究，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一把火烧了，防止这女鬼闹出什么事来。多少年后，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相当时间内还可继续生长。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
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尸骨当然抛散在岭上。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在天上飘来滑去，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发动了食欲。还有人说，晚上听到岭上男嚎女叫，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冻得受不了，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
兆青的胆子本来很小，挖祖坟却从不落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每抢在前面，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色彩鲜红，耀眼夺目，长在死者口舌处，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做“莴玮”，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聚人体之精气，可理气补血，可滋阴壮阳，可祛风，可保胎，可延寿。《 增广贤文 》里有“黄金无真，莴玮无假”一语，就是指的这种东西，可见它的稀罕。他们还说，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只有那些富贵人，尝精品细，着棉枕皮，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
有一天，兆青挖着地，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
“想不得，想不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摇摇头，“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
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面容也戚戚然。想想吧，每天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还想嘴上长莴玮？
“罗伯是长得出的。”万玉很有信心，“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
“本义也有点指望，他身上的精气足，肥料多。”兆青说，“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一开会就杀猪，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
“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你嫉妒呵？”仲琪说。
“什么工作，还不就是养莴玮？”
“话不能这么讲。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莴玮也就太便宜了，太不值钱了，还上得了《 增广贤文 》？”
“土改那年，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兆矮子无限神往地回忆当年。
“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拿什么当干部？你要当得了干部，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
兆青说：“仲拐子，你看你那龙根样，天天把语录袋背起，把毛主席像章挂起，给哪个看呢？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
“我不要。”
“你长不出。”
“我不长，免得别个来挖坟。”
“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
兆青这句话很恶毒。仲琪无后人，在众人眼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由他说出这句话，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踩对方的痛脚。
“兆痞子，你烂肝烂肺的家伙。”
“这个猪嬲的货。”
“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
“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一肚子粪。”
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越来越有戾气，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为了缓和气氛，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说本义算什么呢？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一肚子薯丝包谷是化不开的。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今天转到这里，明天游到那里，都有人招待，都是过年。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的一身好肉，煎油都煎得一大锅。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
罗伯接过话头：“正是正是，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以后要是挖坟，还是要挖周秘书的。”
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说到县里、省里的大人物，最后说到毛主席。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福分最高，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岂止是治百病，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重兵日夜把守。
大家想一想，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时日头已经偏西，就悠悠地把耙头上肩回家去。
几天之后，周秘书来马桥检查生产情况，顺便要我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还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看着他笑眯眯的胖脸，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被他顶着到处走。他嗓音确实很亮，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他还问我，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我说，当然，当然，凭你的艺术细胞，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他更加高兴，不但继续哼哼唱唱，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招呼，问问娃崽如何，问问猪如何。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
他让本义领着看烟砖去了。在我看来，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烟砖去了——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让我有点惶然。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说，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莴玮。”
“你说什么？”
“哦，你是问……”
“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我恍然醒悟，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
△放藤
黄藤是一种剧毒植物，女人要寻短，多是去坡上挖黄藤。男人如果要去河边积水缓流的浅湾毒杀鱼虾，一般也得使用这种东西。至于截一段黄藤打成三个结，插上一皮鸡毛或者淋上一碗鸡血，差人送给敌方，则是刀兵相见前的最后通牒。一旦到了这一步，意味着事态已经严重恶化，不送掉几条人命，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了。
人们说，马桥人在民国初年给龙家滩放过一次藤。龙家滩有一个兴甲爹，有一天买回一头牛，路过亲戚家，进门去吃酒，牛就系在大门外。酒意到了七八分的时候，他听得门外牛叫，要一个娃崽到外面去看看。娃崽出去看了一下，回头说，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头黑牛，往他们的牛背上爬。兴甲爹很生气，说他的牛刚从街上买回来，哪里的畜生这样无聊？还没让人家歇匀一口气，就来强奸？
众人拥出门去，没见到黑牛的主人。兴甲爹的侄儿刚才多喝了一点，借着酒力，抄一把火叉猛戳过去，居然一下就直溜溜地插入黑牛的腿腋。畜生大叫一声，带着晃晃荡荡的火叉把子跑了。据说这一叉扎得太深，伤了心脏，牛跑回去当天还是死了。
牛是马桥的。马桥第二天就差人送来了带鸡血的黄藤。
一场械斗闹了十来天，马桥人没占到半点面子。龙家滩的彭家是一个大祠堂，串通了远近三十六个弓的彭姓人来扑寨，要一举铲平马桥。马桥人寡不敌众，绝境之下只得请来中人调解。调解的结果，马桥人不但没有讨还牛钱，还拆屋卖谷，赔给龙家滩一面铜锣，四头猪，六桌酒席，才把事情了结。去龙家滩赔礼的马桥代表敲着锣，四老四少一共八个，一律在头上扎着裤头，背上背着一束稻草，表示接受失败的羞耻。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坛子和气酒，回到村里还是泪流满面，在祖宗牌位前一个个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对不起先人，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他们彻夜喝酒，喝红了眼，然后争着吞了黄藤。第二天早上，八具已经硬了的尸体抬出祠堂，全村男男女女呼天喊地一片哀嚎。我在几十年以后挖的野坟，据说有几座就是这些人的。兆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后人绝的绝了，跑的跑了。兆青还说，放藤的那年正是荒年，死者生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浆都不管饱，所以坟里现在长不出什么莴玮，是很自然的事情。
坟地上歇工的时候，马桥的男人们瞥一瞥乱七八糟的尸骨，离得尽量远一点，目光还有些虚，纷纷要万玉喊几声。大概这也是壮胆的一种办法。万玉蜷曲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把冻得红红的鼻子揪了一把，甩了一把鼻涕，懒懒地唱了一节：
四个兄弟四个角，
手拿牛角各走各，
五百年后叶归根，
手掌手背打不脱。
老大走了东南岭，
老二过了西北坡，
老三下了明珠海，
老四渡了通天河。
五百年后五百年，
天天等到太阳落，
四方大路空悠悠，
兄弟何时角对角?
……
△津巴佬
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发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
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地狡辩：“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胯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呵？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都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容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连同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吼？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碱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赔？”
兆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地长膘，掐着日子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浩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一筹莫展，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做“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啬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才多商业，才会多出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 犁田的工分高 ），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 榨油的工分更高 ），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 队上分谷的时候 ），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 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哪有不还价的？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呵——”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干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婊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轧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扯，不干他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去，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吓得司机和他同伙的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慌慌地跑了。鸭主人对兆青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大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牌价是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曲缩着身子在树阴呆坐。接下来，他们冒着日头又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那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自己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涎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大嘘一口长气，得意地教导复查：“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们这号人，就算赚不到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还是可以的呵。”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窑棚里的一只碗。
破脑（ 以及其他 ）▲
兆青说到钱数，总是让人听不懂，一开口就是黑话。比如他说到车票价，售票员就木然。他发现了这一点，才改口说“三角”。
三，在他的嘴里变成了“南”。类似的词还有：加（ 一 ），田（ 二 ），风（ 四 ），汤（ 五 ），滚（ 六 ），草（ 七 ）等等，我已经记不全了。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比如在双龙弓那边，在罗江的那边，表示“四”的词可能是“戈”，也可能是“西”，还可能是“老罗家”。
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传统的行业，都有各自对数词的特殊命名，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而且不断更换，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数词成了重重壁垒，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圈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正在发生些什么事，不是很容易的。
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
在马桥，最大的数字，或者说“很多很多”，用“破脑”一词来表示。先人们也许觉得脑容量有限，想的事情一多，脑子就会炸破。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经常恨恨地咬牙：“破脑破脑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