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 一 ）打击贫农！（ 二 ）就是！（ 三 ）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弯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副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曾旁观别人唱歌，当时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下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得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问：“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老子不想开的时候，你们又偏要开！好吧，以后你们开会再莫喊老子来！”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
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就得意起来，不免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见妇人们笑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他。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要是有人犯事被罚，别人就会说他：“今天干部看得起你呵？”
万玉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搞什么鬼呢，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张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耙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脆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更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装，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来的辅导老师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督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吧？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几天的排练中，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里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粪、铲草皮、撒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恼恼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哩咯啷
有一天，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打得女人喊救命，便上去劝解，说看在他的面上，手莫下狠了。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鼻子眼里都是火，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妇女都是女同志，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
争了一阵，最后岩匠冷笑着说，那好，你心疼女同志，老子成全你。你受得住我三拳，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也喊爹喊娘，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他结结巴巴，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紧紧闭上眼，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
他太自不量力了，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
岩匠冷笑一声，弃他而去。
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你再打呵，你再打!”没看见黑影动，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总算看清了，黑影不是岩匠，是一架车谷的风车。
他恼怒地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煌宝我儿你跑什么？你有种的来打呵，你狼心狗肺，你说话不算数，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他晕头转向，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岩匠没有在那里，到岭上去了。
他踉踉跄跄地回家。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推匠，又检查生产来呵？”
他只是苦笑。“我要告状，告状！人民政府当家，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
他又说：“我舍得一身剐，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
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都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真要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对于他来说，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嫌他多事，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使他颇为委屈。一般来说，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
什么是哩咯啷呢？它是个象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可以断定，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一定也会将其纳入哩咯啷的范围—— 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
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哩咯啷是其中之一。
△龙
“龙”是粗鄙之词，指男人的阳具。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
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筒岩（ 呆 ）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做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儿子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
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酱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可惜没有吃到县招待所的肉包子。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磨，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忸怩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的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的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 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房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阳物，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倌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二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那东家是长乐街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一块肉，疯了么？作贱呵？到头来，连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和残香，还有一碗碗饭作为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忸怩，其中张家坊一位胖妇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猛拍大腿，把万玉嚎啕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吧？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 续 ）
马桥人的龙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柱上，梁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统合和融会，是所有动物的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象征。有史学家认为它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融合之物，似乎言之成理。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和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养足精神，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又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 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 ）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干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三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小孩雄狮（ 参见词条“贵生” ），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 楚辞 》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 楚辞 》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火，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做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做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娘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草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的，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捡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疑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些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把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搓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奶头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骂。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扁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叉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呵……”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才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呵——嗒嗒嘀——”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不以为然。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闯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豉。”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都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莫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家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上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也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里，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致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龇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个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遭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呵，你雄狮活一世也没饿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看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碴子上踩，冻得尿都屙在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爹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倌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遭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闩，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啧啧啧。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漏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脸上黑花花的，大襟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里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待人接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巾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的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萃，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水水看了他一眼，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编辑当然是机灵人，心领神会，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立即按《 东方红 》歌曲的第一句简谱｜5562｜，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他没有料到，几天之后，结果公布，他差点晕了过去：中奖号码是1162！
财运与他擦肩而过!
他一点也不委屈，振振有辞地说，这不能怪那个水水，只能怪他理解有误。他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居然忘了《 东方红 》第一句只是“东方红”，第二句才是“太阳升”么——其简谱刚好是｜1162｜么!
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黑着脸一个劲长吁短叹。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 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 ），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 梦的释义 》，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 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 ）又崇拜（ 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 ）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表示“疯子”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源于词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 梦婆的第一义 ）和神明（ 梦婆的第二义 ）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嬲
我找遍了手头的词典，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也没有找到我要说的字。我只找到这个“嬲”来勉强代用。“嬲”在词典里的意义是“戏弄、纠缠”，与我要说的意思比较接近。发音为nian，与我要说的nia，只是稍有些区别，希望读者能够记住。
嬲在很多时候用做脏词。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正人君子的字典，要进入校园、图书馆和大人物们会客室的精装词典，基于一种高尚的语言伦理，必须忽略它，至少也是轻轻带过，或者含糊笼统一下了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马桥人那里，嬲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词。一个人一天下来，说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嬲字司空见惯——他们不是按照常用词典来生活的。
嬲字在马桥有多种用法：
（ 一 ）嬲，声发阳平，表示粘连的意思。比如把信封口粘好，他们就会说：“把信封嬲好。”对糨糊、胶水的粘黏性质，他们就会说，这些东西“巴嬲的”或者“嬲巴的”。磁铁石，即“嬲铁石”。鼻涕虫，即“嬲泥婆”。
（ 二 ）嬲，声发阴平，表示亲近、亲热、纠缠、肌肤粘贴鬓发厮磨的状态。“放嬲”，意思是同别人亲近和亲热，是主动型的。“发嬲”，是以某种神态诱导别人来与自己亲近和亲热，多少有被动的意味。这些词多用于小孩与父母、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中—— 一个少女在热恋中，对她的情人总是“嬲得很”。她的语气、目光、动作等等，可以使人联想到糨糊和胶水的性能。
（ 三 ）嬲，发上声，意指戏弄、逗耍、理睬、干预等等，与普通话中的“惹”字意义相近。比如“不要嬲祸”，“不要嬲是非”等等。马桥人还说“三莫嬲”，一是小的，二是老的，三是叫化子。意思是这三种人很难缠，最好不要与他们发生交往，更不要与之冲突，即便有理也要让三分，远远躲开才对。
这也是人们对待糨糊和胶水的态度，害怕一粘上就不易解脱，落个狼狈不堪。可见“嬲”字虽然用法多变，但内在的意蕴还是一脉贯通，有引申传接的轨迹。
（ 四 ）嬲，发去声，意指两性行为。北方话中也有类似的词，比如“肏”，发音cao，后来在很多文字作品里多误用为“操”。一些在北方当过兵或混过生活的人，把这个词带到了南方，带到了马桥。
其实，北方来的“肏”，与“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自然十分合适。“嬲”的发音则是柔软的、缠绵的、舒缓的，暗示一种温存的过程。从“嬲”的原义来看，或者至少说，从这个字上述各种所指的意义联系来看，“嬲”的状态，当然是指一种粘连、贴近、缠绕、亲热、戏弄的状态，即多少有点像糨糊和胶水的状态，没有暴力的进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生理学调查，证实女性的性亢奋比男性要来得慢，往往需要有足够的温存才能将其激发。这是一个嬲（ 阴平声 ）的过程，是一个嬲（ 阳平声 ）的过程，也是一个嬲（ 上声 ）的过程，需要男人们注意和配合。一个大胆的推测可以由此而产生：“嬲”比“肏”更合乎女性的生理特点，更能得到女性的注重。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女性语言的话，运用最多的性事用词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湖南省江永县曾经发现过一种女书，是一种只在妇女中流传和使用的文字，受到女权主义者们的极大关注。即便如此，女人能否有一种独立的语言，我仍然十分怀疑。但考虑到南方现在还残留着好些母系社会遗迹，考虑到南方在历史上比北方进入男权社会要晚一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在南方语言里得到相对多一些的体现，倒是有可能的。我愿意把“嬲”字看做这个大胆揣测的证据之一。
△下（ 以及穿山镜 ）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因此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耻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穿山镜！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口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看，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做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 西厢记 》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血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头，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头——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公地（ 以及母田 ）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
撵得我像滑泥鳅，
泥鳅最喜米汤水，
钻进米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子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公地必须由女人来“臊”，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鄙，不仅是合理的，正当的，可得允许的，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臊”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田垄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清流，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九袋
在我的印象里，乞丐只可能具有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形象。把乞丐与奢华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我到了马桥以后才知道自己错了，世界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本义的岳丈，就是一个吃香喝辣的乞丐，比好多地主的日子还过得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和工厂，算不上资本家。当初的土改工作组勉强把他定为“乞丐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阶级成分，工作组觉得这个名称不伦不类，但确实不能从政策条文中找到合适的帽子，不知如何结论，只得马虎带过。
这个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竹木、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包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就要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们向外人的夸耀所在。人们提两皮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个热闹，或者听人家发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市上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世清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化子的头。叫化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袋、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袋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叫着“九袋爷到九袋爷到”。八哥叫到哪一家门前，他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化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袋爷，人们必须给足一筒，有时还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腊鸡爪——他最爱吃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盐商不懂此地的规矩，只打发他一个铜钱。他气得把铜钱叮当一声甩在地上。
盐商没碰到过这种场面，差点跌了眼镜。
“岂有此理！”九袋爷怒目。
“你你你还嫌少？”
“我九袋爷也走过九州四十八县，没见过你这样无皮无血的主！”
“怪了，是你讨饭还是我讨饭？你要就要，不要就赶快走，莫耽误了我的生意。”
“你以为是我要讨饭么？是我要讨饭么？”九袋爷瞪大眼，觉得真应该好好地教育这个醒崽一番才对，“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流年不利，国难当前，北旱南涝，朝野同忧。我戴世清虽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为立身之本，仁义为治国之道。君子先国而后家，先家而后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亲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双赤脚走四方，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抢不偷，不骗不诈，自重自尊，自救自助，岂容你这样的势利奸小来狗眼看人低！有了两个臭钱就为富不仁的家伙我见得多了……这个臭钱你拿走，快拿走！”
盐商没听过这么多道理，被他横飞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举手告饶：“好好好，说不过你，我还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呵。”
“走？今天非同你理论个明白不可。你给我说清楚，是我要讨饭么？我今天是来找你讨饭么？我什么时候开口说过这句话？……”
盐商苦着一张脸，多掏出了几枚铜板，往他怀里塞，有一种败局已定的绝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讨饭，你也没找我讨饭。”
九袋爷不接钱，气呼呼地一屁股在门槛上坐下来。“臭钱，臭钱，我今天只是要讨个公道！你要是说在理上，我的钱都给你!”
他掏出一大把铜板，比盐商的铜板还多得多，闪闪发亮，引得很多小把戏围上来观看。
后来，要不是他突然产生上茅房的需要，盐商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离开门槛。他返回时，盐铺已经紧紧关门了。他操着棍子使劲打门，打不开，里面有男声女声骂出来，嘴臭得很。
几天之后，盐铺正式开张，做了几桌酒肉宴请镇上的要人和街坊。鞭炮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破烂烂的叫化子，黑压压的发出莫名的酸臊味，围着盐铺喊喊叫叫。给了他们馒头，他们说是馊的，一个个甩回来。给他们一桶饭，他们又说饭里面有沙子，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都没法下脚，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四个叫化子敲锣打鼓，蹿到席间要唱花鼓贺喜，但身上全抹着猪粪狗粪，吓得客人一个个捂住鼻子四散而逃。他们便乘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
客人跑了一大半，盐商这才知道九袋爷的厉害，才知道自己嬲了大祸。他托街坊去向九袋爷求情。九袋爷在河码头边一棵大树下睡觉，根本不理睬。盐商无奈，只好备了两个腊猪头两坛老酒，亲自去谢罪，还通过街坊拿钱买通了一个七袋，也就是级别仅次于九袋爷的丐头，从旁撮合。戴世清这才微微睁开眼皮，恨恨地说天气好热。
盐商赶快上前给他打扇。
戴世清一个哈欠喷出来，挥挥手，说我晓得了。
他意思很含糊。但盐商讨得这句话已经不易，回到家，竟然发现叫化子们已经散去，只剩下四个自称是五袋的小丐头，围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不过分。
盐商笑着说吃吧吃吧，亲自为他们斟酒。
流丐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戴世清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原来的九袋是一个江西跛子，勇武过人，一根铁拐棍在丐帮里无可匹敌。但此人心黑，收取的袋金太重，划定丐田的时候好田尽归他侄儿，也就是说，油水足的地段从不公平分派。当时位居七袋的戴世清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黑夜，率领两个弟兄将其乱砖砸死。他当了九袋之后主事比前朝公道，重划丐田，肥瘦搭配，定期轮换，让每个人都不吃亏，都有机会到大户“涮碗”。他还规定帮内人凡有病痛，不能下田的时候，可以吃公田，到他那里支取一定袋金，这更使帮内人无不感激。
九袋爷不仅有丐德，还有丐才。河边有一个五莲禅寺，有一颗从普陀山请回的舍利，香火很旺，几个和尚眼看越长越肥了。但从来没有人去那里讨回过一碗米，怕得罪菩萨，也不敢去那里强取。戴九袋爷不信邪，偏要涮涮这只“碗”。他独身前往，求见住持法师，说是疑心寺内所藏舍利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和尚没有提防，小心翼翼从玻璃瓶里取出舍利，放到他手中。他二话不说，一口就把那颗舍利吞下肚去，气得对方浑身发抖，揪住他的胸襟就打。
“一到你们这里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秃卵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 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在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来拜访过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壳，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子。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化子们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嵌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才躬亲，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有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这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每人一个袋子或一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只能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见了人先叩头。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为“乞丐富农”，是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 剥削七袋以下的叫化子 ），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 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时还把他当过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化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到一家家去“数碗”，也就是借口讨饭其实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化子的命，竟把他当做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难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倒；背运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也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两袋米。然后，红斑照例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挠得脚上已经见不到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的盘尼西林对于他没有一点作用。他跪在牢门前把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你们杀了我，快点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到了街上好跑是不是？”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看守冷笑：“你不要到我面前来耍诡计。”
“不是耍诡计。你们要是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去去去，下午搬窑砖。”看守不想再啰嗦了。
“不行不行，我搬不得砖。”
“不搬也要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是要整直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人员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天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世清还缩在被子里。有人去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